1900年初，正當清政府皇太后慈禧及載漪、剛毅等王公大臣把義和拳改造稱為義和團，縱容、驅使和指揮義和團在京津地區焚燒教堂、焚燒民房、肆意殺戮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中國人，正當京城官軍以及由官方指揮的義和團打着“滅洋”的幌子，大肆為非作歹、燒殺搶掠愈演愈烈之際，遠在南方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二位封疆大吏和清政府鐵路總公司督辦盛宣懷3人，目睹北方日益惡化的局勢，早已坐臥不安，心急如焚，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而憂心忡忡，搜腸刮肚地思量着應該採取的對策。

6月15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致電清政府總理衙門，明確提出了“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可追，機變甚急，間不容髮”的緊急建議。他們在電文中說：“拳匪勢甚猖獗，各國紛紛徵兵調艦，大局危急。宣布勸諭，該匪未必遽散，散亦難保不復聚，即或遵諭解散，外人以西人及教民傷亡甚多，我未辦匪，遽行了結，群相詰問，我何辭以對？況就目下局勢觀之，斷難就撫，如再遲疑不自速剿，各國兵隊大至，越俎代謀，禍在眉睫，此實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瀝上陳。擬懇明降諭旨，定計主剿，先剿後撫，兵威既加，協從乃散，或可轉危為安。即此了結，將來商辦善後，已屬不易，若一方宣撫，一面拳匪仍痛殺教民，各國斷難忍耐。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可追，機變甚急，間不容髮，請代奏。”（《清代通史》下卷，第2232—2233頁）

此時，英國駐上海領事分别致電劉坤一和張之洞，以協助剿匪為名，公開表示英國準備派遣海軍進入長江。盛宣懷獲悉此事後，則認為這是英國藉口出兵侵占長江流域的一個陰謀，如果聽之任之，造成事實，其它各國將紛紛效尤，從而招致瓜分之禍。6月20日，盛宣懷迫不及待地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勸說劉坤一堅決拒絕英國政府的企圖。盛宣懷在電報中說：“英領事要我請其保護，是其偽術，若為所愚，各國必不服。……自吳淞以迄長江內地，公應飭滬道告知各國領事，自認保護，勿任干預。”（《清代通史》下卷，第2233頁）

劉坤一採納了盛宣懷的意見，當即責令上海道余聯沅將“自任保護”的主張，通告給各國駐滬領事。英國政府鑑於其它列強各國之間相互牽制掣肘的複雜局面，權衡利弊，只好謀求與兩江、湖廣二位總督取得諒解及合作的方針，以維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遂將此意圖由駐上海、武漢兩地的領事直接轉達給劉坤一和張之洞。

6月24日，盛宣懷獲悉“津租界炮毀，洋人死者甚眾，英提帶兵千餘歿於路”的京津戰況，作為有良心同時又有頭腦的中國人，他沒有絲毫的喜悅和興奮！相反，盛宣懷敏銳地預感到中國已經危在旦夕，即將大禍臨頭，出於中國愛國政治家的本能，他立即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明確提出了“以東南互保而挽救社稷蒼生”的救國方略。該電文說：“滬各領事接津電：津租界炮毀，洋人死者甚眾，英提帶兵千餘歿於路，已各處催兵，看來俄、日陸軍必先集，指顧必糜爛，如欲圖補救，須趁未奉旨之先，峴帥（坤一字峴莊）、香帥（之洞字香濤），會同電飭上海道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毀，挽回全局亦難。”（《清代通史》下卷，第2233—2234頁）

盛宣懷僅僅用了短短的一百多字，就完整、準確地表述了一個完美的救國方案！劉坤一接到盛宣懷的電報後，深感事關國家安危而且事態萬分緊急，不敢耽擱，立即致電張之洞徵詢意見。一經交換意見，劉坤一和張之洞二位封疆大吏完全接受了盛宣懷提出的“東南互保”救國方略，並立即行動起來，當即組成了以盛宣懷為核心和有上海道余聯沅、道員陶森甲參加的三人談判代表團，與各國駐上海領事團進行緊急磋商，商談訂約的具體事宜。6月26日，在盛宣懷的周密策劃之下，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代表與各國駐上海領事簽訂了“保護東南章程九款”。其具體內容如下：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真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已照舊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借端啟釁，毀壞洋商教士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清代通史》下卷，第2235頁）

“保護東南章程九款”簽訂之後，各國“領事團並致上海道余聯沅公函一件，保證在中國督撫厲行東南互保條約時，不在長江流域採取仇視行動，不派兵登陸。”（《清代通史》下卷，第2235頁）

從6月24日盛宣懷致電劉坤一提出“東南互保”救國方略，到6月26日簽訂“東南互保章程”，前後不足3天時間！

互保條約簽訂後，慈禧頒布的對外宣戰詔書傳到了上海。盛宣懷針對“互保條約”與“對外宣戰詔書”之間存在的明顯對立與矛盾，立即提請劉坤一、張之洞責成上海道余聯沅向各國駐滬領事發表聲明：“無論此事如何，仍照原議辦理，一力擔承，斷不更易。”言外之意，劉坤一、張之洞管轄的中國區域，將不執行慈禧太后的“對外宣戰詔書”！余聯沅代表劉坤一、張之洞發表了這一聲明之後，各國駐上海領事也立即作出積極響應，在致上海道余聯沅的照會中聲明：“倘兩制府能於所管各省之內，按照中外和約實力保護外國人民產業，各國政府前時現今，均無意在長江一帶進兵。”（《中國歷代戰爭史》第6274頁）盛宣懷還致電閩浙總督許應騤，促使許應騤一致行動；兩廣總督李鴻章、四川省總督奎俊及東南各省一些督撫聞風而動，紛紛表態，參加“東南互保章程”。《中國歷代戰爭史》一書評論說：“於是東南半壁聯成一氣，保持中立，成半獨立狀態矣。”（《中國歷代戰爭史》第6274頁）其實，“東南互保”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胡繩先生補充說：“和南方各省督撫採取同一立場的，還有陝西巡撫端方和山東巡撫袁世凱。袁世凱所部號稱北洋軍隊中的勁旅，他的駐地又同天津戰區近在咫尺，但他不出一兵一卒援助天津。他在山東實行所謂‘保境安民’。在英國人向他徵詢對於東南互保的意見時，他答覆說：‘我的意見和那幾位總督相同。’”（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20頁）

胡繩先生說：1900年“六月二十五日（即公曆7月21日），劉坤一、張之洞和四川總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蘇三省巡撫聯合奏報，用含糊其詞的說法報告了他們同各國‘定訂章程’這件事。朝廷在答覆他們的上諭中卻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輕開邊釁。故曾致書各國，並電諭各疆臣，及歷次明降諭旨，總以保護使臣及各口案商民為盡其在我之實，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到了各國侵略聯軍占領北京後，逃出北京的朝廷在一道上諭上說得更加明白：‘前據劉坤一、張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護。今仍應照議施行，以昭大信。’”（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20—621頁）

由上可見，盛宣懷策劃並參與實施的“東南互保”救國方略，非常及時地穩住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局勢，堅決抵制了慈禧對外宣戰的誤國決策，與此同時，也非常及時地遏制了各國聯軍在中國的行動，避免了瓜分之禍！“東南互保”救國舉措也贏得了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認可和肯定！

當時，列強各國在聯合行動的同時，各自都有自己的圖謀和行動，一些列強國家妄圖乘機瓜分中國。其中，最為惡毒的是俄國。沙俄在霸占了旅順、大連和利用中東鐵路控制了中國東北的基礎上，藉機組建了所謂第一、第二、第三3個“西伯利亞軍團”和“登陸軍團”，共計約有作戰部隊13.5萬餘人，各種火炮328門，再加上已經在中國境內的8000人“護路”武裝，裡應外合，很快占領了東北全境；並且跨過山海關，侵入京津。對於俄國的軍事行動，時任俄國陸軍大臣的庫羅帕特金在《俄國軍隊與對日戰爭》一書中寫道：“最後，由於皇上直接下令，陸軍部才採取行動，集中軍隊……，到1900年秋，我們已從水路兩路集中10萬人的一支軍隊，迅速地平息了叛亂。利涅維奇將軍指揮的聯軍攻占義和團運動的司令部所在地北京，也有助於滿洲秩序的恢復，而格羅戴柯將軍以充沛的精力組織和派遣若干縱隊進入滿洲，以此援救在哈爾濱受圍的格爾羅格斯將軍，也是值得稱道的。齊齊哈爾和吉林為連年卡姆普夫將軍所攻占；奉天（即瀋陽）為蘇鮑京將軍所攻占。”（庫羅帕特金：《俄國軍隊與對日戰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出版，第89頁）——這位俄國陸軍大臣的記述，不打自招地承認了俄國已經趁機占據了中國東北地區，並以10餘萬大軍待命，時刻準備介入對中國繼續進行徹底瓜分的罪惡！

俄國之後，其次是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嘗到巨大的甜頭之後，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越來越大，對於俄國大舉入侵中國東北的舉動甚是不安，它不僅參加了聯軍入侵，同樣還有自己的單獨行動和打算。1900年8月24日，“台灣總督、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在陸、海相的有力支持下出動台灣駐屯軍占領廈門。……各國紛紛將軍艦派往廈門示威。主張國際協調的日本樞密院議長和反對出兵的外相青木周藏等遂設法阻止了陸軍占領廈門的計劃。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見計劃破產，惱怒地提出辭職。”（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52—53頁）台灣總督、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公開入侵廈門的舉動，因遭到其它列強各國的強烈反對而被迫中止了。但是，日本藉機侵占中國南方的活動並沒有停止，還在繼續——這就是孫中山所一貫標榜的“1900年惠州起義”。

其實，孫中山所標榜的“1900年惠州起義”，始作俑者並不是他孫中山，而是日本人。據日本浪人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撰寫“正文”和孫中山撰寫“序言”，二人合著並於1902年在日本出版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敘述：首先提出發動華南事變的是宮崎寅藏與另一位日本浪人末永節。他們徵得九州實業巨子中野德次郎的贊同和資助後，宮崎寅藏才通知孫中山參加。當時的孫中山連吃住的費用已經一連幾年，都是由日本玄洋社首領頭山滿和內田良平安排提供，孫的一切活動完全在日本的控制和指使之下。孫中山為實施所謂“惠州起義”而離開日本時，於6月5日專程赴東京向犬養毅、頭山滿、福本誠等日本要人道別。孫中山在臨行前發表談話說：“目前北京風雲變幻，是一個亟需注意的時機。如果說清政府最終完全喪失實力之時，則正是我們成事的好機會，那麼，我覺得目前的狀況正應特別加以注意。”“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為此計劃要聚集眾多同志，並徐待時機。”（明治33年6月11日神奈川縣知事致外相，秘甲第312號）（轉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08—209頁）鑑於孫中山不敢潛入中國本土，日本人為孫專門提供了名為“佐渡丸”的輪船，躲在公海上密謀策劃。宮崎寅藏說：“這條船是我黨總統的住所，同時也是參謀本部和交際俱樂部。”（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林啟彥改譯、注釋，花城出版社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於1981年8月出版，第213—214頁）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說：7月“18日晚，孫中山在‘佐渡丸’上召集會議。入夜召集福本誠、清藤幸七郎、近藤五郎、平山周、宮崎寅藏開會，全體同意先生提議：福本誠留在香港從事準備。如準備不能如意，即以現有力量舉事。舉兵時以鄭士良為主將，近藤、楊衢云為參謀，福本誠為民政總裁，平山周副之。會議中所有爭論及異議，均以先生意旨為準。先生又對鄭士良指示軍事方略，日本同志決定協助鄭進入內地。玉水常治、野田兵太郎、伊東知也等留港等待起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23頁)——值得注意的是，出席這次會議的人，除孫中山之外，都是日本人！由於這群日本浪人鬧內訌致使其陰謀遲遲不能得逞。9月3日，孫中山一行回到日本長崎；9月7日，赴東京拜訪犬養毅，與犬養毅、內田良平、榮開（中國人）、宮崎虎藏、清藤幸七郎、原禎等，舉行秘密會談從中午12時30分至晚6時30分。（參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40頁）9月28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孫中山由日本抵達台灣，協助日本陸軍大將兼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孫中山抵達台灣後，“會見了兒玉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要求他們為起義提供武器。”日本人軍政長官答應了孫中山的請求。“當時隨孫中山赴台灣的平山周（日本人）回憶道，兒玉提出援助條件時說：‘若孫以己之勢力攪亂廈門，為（日本）製造（割讓）的藉口，使（日本）得以占領廈門，以後當可援助武器。’（平山周：《中國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第569號，第94頁）”（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52—53頁）10月初，正當孫中山指使三合會首領鄭士良在惠州一帶舉行騷亂時，日本政局突然發生變化，“伊藤博文內閣取代山縣有朋內閣，嚴禁向起義軍提供武器和日本人參加起義軍，並禁止孫中山等人在台灣活動。”“台灣總督府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將孫中山和平山周驅逐出台灣。……惠州起義隨之宣告失敗。”（（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53—54頁）——所謂“惠州起義”從提出到破滅，都是日本人決定一切，都是嚴格按照日本政府的外交指令行事！孫中山離開日本人的支持，當然也就失敗了。他在廣東惠州一帶的追隨者自然遭到中國政府的鎮壓！從中國方面來看，堅決鎮壓裡通外國的“惠州起義”，恰好是“東南互保”，粉碎外國勢力瓜分中國陰謀的又一個勝利！

總之，“東南互保”，功不可沒，正是此舉，保住了中國的一統江山！正是此舉，為談判解決雙方衝突創造了有利條件！撇開其它問題不談，單就東南互保救國之舉來說，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三位先輩為我們中華民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傑出貢獻，值得我們後人稱道和頌揚！

2007年8月18日凌晨2時18分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