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4日星期六9時50分擬稿

去年7月28日，《南方周末》第30版用了整整一個版面，登載了《何為民族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愛國？——楊奎松教授訪談錄》一文。在這篇《訪談錄》中，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先生直言孫中山的賣國活動，為孫中山的賣國活動理直氣壯地進行辯解，旗幟鮮明地把孫中山的賣國活動美化為愛國。

在《訪談錄》中，楊奎松教授直言不諱地說：“孫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後所做的第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就是1895年的廣州起義。問題是，這次起義的背景是什麼？是中國正經歷着中日戰爭史上的第一次慘敗，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機。而且，孫中山不僅選擇這個時候發動起義，他還想利用敵國日本的幫助，來實現推翻滿清政府的設想。結果，這邊日本正在北方進攻中國的海軍和海防，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那邊孫中山卻在廣州幾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給中國革命者提供武器幫助。儘管日本政府這時沒有理會孫中山的請求，孫所發動的起義沒有成功，但是這件事無疑留給後人一個頗多困擾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那個時候鄧世昌他們更愛國的話，那麼，孫中山他們的行為又該如何理解呢？”

楊奎松教授接着說：“1915年日本乘着一戰爆發，占據了原為德國所占據的中國膠東半島，並且利用袁世凱想要稱帝、需要得到列強支持的機會，向袁政府提出了變相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孫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這一陰謀後，曾力圖搶在日本政府與袁政府達成條約之前，以日本幫助中國革命為前提，率先與日本達成一個類似的秘密盟約。”楊奎松教授說，不僅如此，“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已經乘日軍占領膠東半島之機，在日控區建立了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並且開始從日本占領區向當時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山東其他地區發動進攻。要知道，日軍占據膠東半島這件事，後來恰恰是爆發1919年全國範圍的五四愛國反日運動的關鍵所在。然而，中華革命黨這時卻利用日軍的占領，在日本軍方的幫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幹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級軍官的革命黨人的軍隊，試圖以此來發動軍事革命，推翻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如果我們不是歷史地看問題，我們大概是不會把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的這種行動與‘愛國’兩字畫上等號的。”

在楊奎松教授看來，每當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即，孫中山乘機加緊與日本的勾結，苦苦哀求日本政府與他簽訂“秘密盟約”，緊緊依靠日本軍隊，建立起一支以日本人為骨幹的中華革命黨的軍隊，與日本侵略軍攜手攻打中國軍隊，協助日本顛覆中國政府等等活動，都是“愛國” 行動！

本人認為，楊奎松教授的上述認識錯了！賣國就是賣國，決不能把賣國“與愛國兩字畫上等號”！楊奎松教授在這裡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這就是楊奎松教授在這篇《訪談錄》中斷言說：“沒有人能夠否認孫中山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他以此為大前提，從而做出一系列錯誤的結論。例如：楊奎松教授把孫中山的各種活動都視為愛國活動，甚至把孫中山賣國也視為愛國！再如：楊奎松教授把孫中山視為中國革命的化身，從而把日本侵略者支持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視為支持中國革命！更為荒唐的是，楊奎松教授把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協助日本侵略軍占領山東和進攻中國軍隊，也視為革命、視為愛國！

楊奎松先生作為堂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竟然在這篇《訪談錄》中散布了一系列的謬論，我感到十分震驚。去年8月26日，我曾經從郵局用掛號信的方式，給《南方周末》負責編輯《何為民族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愛國？——楊奎松教授訪談錄》的責任編輯劉小磊先生寄去一篇稿件，題目是《不能把孫中山的賣國行經美化為“愛國”》，劉小磊編輯沒有理我。我又打了幾次長途電話，他總不在編輯室。我覺得大概是因為人微言輕，只好不了了之。

今天，我通過網絡媒體，發表了上述批評楊奎松教授的言論，是想奉勸楊奎松教授清醒起來，看看不斷變化的世界，看看近些年來我國關於孫中山的研究已經悄然發生了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近些年來，有關孫中山賣國活動的史料不斷地被發現和披露出來，對此，楊奎松教授和中國史學界也應該正視和重視起來，重新審視原來的研究結論，堅決改正錯誤的偏見，堅決揭露偽造的歷史，以正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