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8日星期四16時20分至19時20分擬稿
關鍵詞：孫中山 康德黎 《倫敦被難記》 同盟會 黑龍會 宮崎寅藏

孫中山是如何出名的？這是上個世紀的許多中國人自以為清楚而實際上並不清楚的問題。當今的中國史學家們是否清楚，本人不知道，因為他們從來不談這個問題，大概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不值得一談的問題。也許有人不禁要問：如今研究這個問題有何必要？是不是太無聊了？對此，請各位浪費一點時間，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再下結論。

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說：“予自乙酉（即1885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雲。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科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即尤列）、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之，不以為大逆不道而筆直，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郊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頁）

然而，歷史的真實情況並非像孫中山上述所自我標榜的這樣。其重大證據之一，就是孫中山本人的《上李鴻章書》。

不論怎麼說，孫中山直到1896年30歲的時候，依然是一個默默無名之輩。上述的所謂“四大寇”之說，純屬孫中山本人自我炫耀的無稽之談。孫中山真正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的最初事情，並不是他的所謂“革命”舉動，而是1896年在英國倫敦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囚禁之事。

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後，同年10月10日，楊衢雲被選舉為香港興中會會長。從這時候起至1900年1月24日，興中會的領袖始終是楊衢雲，而不是孫中山。連一個小小團體的頭目都爭奪不到，這對於做夢都想出人頭地的孫中山來說，不能不令他感到萬分沮喪。據原香港興中會的骨幹成員謝纘泰說：“楊衢雲當選總理，孫逸仙博士大不高興。這事常使他耿耿於懷。”（轉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92頁）落選後的孫中山便我行我素，一意孤行。1895年11月，孫中山因參與策劃廣州暴動（未遂）之事敗露，逃離香港，經日本去了檀香山。

孫中山抵達檀香山後，在美國閒住了將近一年，整天無所事事，百無聊賴，於1896年9月前往英國遊蕩。9月30日晚，抵達倫敦。10月1日，孫中山即去拜訪他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教務長康德黎，而且，據孫中山本人說，他到倫敦後的時間，天天去康德黎家裡聊天，除此之外的其它時間，主要用於“或游博物館，或訪各處之遺蹟，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等消遣遊玩的活動（《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5頁）。

1896年10月11日，即孫中山在抵達倫敦的第12天，他被清政府駐英國的公使館囚禁了。

孫中山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囚禁的呢？對於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始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孫中山是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誘捕進去的；另一種說法是：孫中山是主動走進清政府駐英公使館的。

對於前一種說法，作為此案當事人之一的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始終加以否認，始終堅持說是孫中山主動走進公使館內的。清政府遺留下來的有關檔案資料，也表明是孫中山自己主動走進公使館的。

作為此案的另一方當事人孫中山本人，其隨心所欲，說法不一。孫中山一會兒說，他是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誘捕進去的；一會兒又說，他是主動走進清政府駐英公使館的。孫中山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說法，敘說着截然不同的內容。

在《倫敦被難記》一書裡，孫中山說自己是被清政府公使館誘捕進去的，給人以受害者的弱勢形象，以引起輿論界的同情；而在私下談話中，孫中山對一些與他關係密切的人說，他是自己找上門，主動走進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去從事所謂“革命活動”的，又以“藝高人膽大”和“隻身入虎穴”的英雄形象，進行炫耀吹噓。

陳少白是一位與孫中山關係極為密切的人，陳依據孫中山的親口敘述，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書裡介紹說：孫中山抵達倫敦之後，尋找到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便“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孫中山跑到公使館內煽動反清排滿的舉動，引起了公使館的高度警覺。公使館指派公使的隨員鄧廷鏗通過與孫中山談話，對他進行試探，發現他竟然是清政府通緝的“逃犯”，於是就將孫中山囚禁在公使館內。

對於孫中山被囚禁的經過，孫中山的戰友、朋友、心腹、國民黨主要領導人——胡漢民、戴季陶二位，也都肯定地說過，是孫中山本人主動走進公使館內的。

此外，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說，他在倫敦期間，“予無日不造訪康德黎君。每至，輒入其書室，藉資消遣。一日，予於其家進中膳時，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盍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械送回國耳！’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談言微中，不久即見諸事實也。”（《孫中山全集》第一集第55頁）——按照孫中山的這一所說，他在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囚禁之前，不會不知道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在倫敦的何處！

對於孫中山被囚禁的經過，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15頁有一個專門的注釋，注釋的全文如下：

按鄧慕韓《孫中山先生傳記》謂：“先生倫敦使館被難有二說：一為使館計誘，即先生自著《倫敦被難記》所述；一為先生自進，即先生事後對人所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稱：“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胡漢民、戴季陶（天仇）等人均稱先生本人後來持自進說。使館法文翻譯吳宗濂《隨軺筆記四種》及海軍衙門派駐使館章京鳳凌《游余僅志》亦記先生被難前一日曾至使館。馬格里先後數次公開否認計誘或綁架，他與某記者談話時聲稱：“所謂被誘及拉入使館等語，尤屬子虛。使館人並未動手，亦未用力。”問：“然則孫自入使館乎？”曰：“然。其入館不止一次。”（《倫敦東方報》，1896年10月23日，《某報館訪事與麥參贊問答節略》，轉引自1896年12月15日《時務報》第14冊）但當時負責調查此案的英國財政部法律顧問卡夫律師在仔細研究比較了與本案有關人員的筆錄，陳述及其它資料後，認為馬格里所述前後不符，係為他人轉告之事實，而非出於彼之親歷。而先生所稱前此未往使館及其所述是日晨被誘進入公使館情形，符合事實。（《國父倫敦被難真相的原始報告》，《傳記文學》第7號第5期）根據各種資料，自進說似與事實不符。據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黃宇和博士考證，吳宗濂、鳳凌等人筆記顯系後來改作為“倫敦被難”。（《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15頁注釋）

不論是如何進去的，孫中山被清政府駐英公使館扣留終究是事實。

清政府駐英公使館囚禁孫中山一事泄露出來之後，英國政府立即進行干涉。10月23日，清政府駐英公使館應英國政府的要求，將孫中山釋放。至此，孫中山在清政府駐英公使館被扣留了13天的時間。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孫中山在被囚禁公使館的13天中，毫髮無損，沒有受到任何虐待。

孫中山從公使館出來後，便以這件事情作為契機，大做文章，以塑造自己的“中國革命領袖形象”。

其一，由他的老師康德黎執筆、以孫中山的名義撰寫出《倫敦被難記》一書，於1897年1月21日在英國用英文出版。此書隨後被譯成俄國、日本等國文字，在一些國家出版發行，中國國內同樣也發行了此書。

其二，孫中山的親信陳少白撰文吹捧孫中山，而閉口不談興中會的真正領導人楊衢雲。對此，謝纘泰發表文章予以戳穿，進行反駁。《孫中山年譜長編》一書介紹說：“1896年11月26日，香港《中國郵報》轉載日本《神戶新聞》（英文）所刊陳少白撰寫的《中國的改革》，內稱孫中山‘是唯一具體把握局勢，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無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1月28日，謝纘泰致函《中國郵報》編輯，加以否定，內謂：‘先生：為了消除因最近中國駐倫敦公使館逮捕拘禁孫逸仙造成的錯誤印象，允許我通知您：改革派的領袖是楊衢雲，他是一位具有真正價值和純潔聲譽的進步者，一位徹底的愛國者和改革者，被授予聯邦護民卿。孫逸仙僅僅是改革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中國郵報》1896年11月30日，《分析孫中山倫敦被難及其影響》第119——122頁）”（《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27頁）

當年（即1897年）5月，受日本政府外務大臣大隈重信派遣、肩負着刺探中國情況這一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閱讀了《倫敦被難記》後，發現孫中山正是他們苦苦尋覓的理想人物，欣喜若狂，立即尋蹤追查，一直追回到日本橫濱。

1897年9月初，宮崎寅藏、平山周在陳少白的日本寓所，找見到孫中山。宮崎寅藏、平山周與孫中山會晤後，立即趕回東京，將此事報告犬養毅。犬養毅興奮地表示說：“這是份大禮物，怎能不會他一面？”平山周、宮崎寅藏、可兒長一等三人便專門前往橫濱，請孫中山到東京與犬養毅會談。此時的孫中山已經身無分文，犬養毅、平岡浩太郎（福岡人，號玄洋，玄洋社首任社長，山田良平的叔父）決定負擔起孫中山的生活費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49—150頁）直接將孫中山豢養起來！1898年2月3日，犬養毅致函陸實（陸實，字羯南，青森縣弘前人。主辦《日本》日刊，是東亞同文會骨幹），要求他負責照顧孫中山、王質甫、陳少白等人生活。犬養毅在信中清清楚楚說道：“願吾兄將彼等掌握住，以備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自去歲以來，弟即暗中作此計劃矣。”（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55—156頁）從此，孫中山則完全被日本右翼集團牢牢地掌握住！孫中山也曾經回憶說：“時日本民黨初握大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職。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冢、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冢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2—233頁）

1902年1——6月，宮崎寅藏撰寫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在東京《二六新報》上連續刊載，並於當年8月20日出版了單行本。《三十三年之夢》一書把孫中山吹捧為亞洲的英雄、“支那革命大豪傑”，吹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這本書的發表和傳播，再經過一些文人添油加醋的渲染，孫中山被迅速的神化了，成了人們街談巷議和茶餘飯後紛紛議論的話題。在不知不覺中，孫中山漸漸變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

當時，同樣主張排滿的著名人士章太炎、章士釗、黃興、秦力山、柳亞子、金一等等，都是讀了《三十三年之夢》以後，才把孫中山作為中國反清排滿的領袖，加以崇拜甚至供奉起來。秦力山說得好：“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由此可見，《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整整一代中國人，它幫助孫中山完成了從無名之輩到國際名人的歷史性飛躍，為孫中山奠定了在國內外開展活動的政治資本。

正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策劃和幫助下，孫中山才得以在日本站住腳跟，並確立以日本為其活動的根據地和依託，真正開始他的“排滿革命”。

正是在日本人的策劃和幫助下，於1900年糾集了幾個幫會團體的小頭目，成立起“忠和堂興漢會”，由孫中山出任“總會長”。隨後，孫中山逼迫香港興中會會長楊衢雲退位，由他取而代之。

正是在日本人的策劃和幫助下，孫中山才得以結識了雲集在日本的黃興、宋教任、陳天華等反清排滿人士。並且，正是日本人幫助他們結合在一起，成立了同盟會。

1905年7月30日下午，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共79人出席，其中包括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三位日本人。孫中山被推為主席。《孫中山年譜長編》說：“與會留學生為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曾繼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張夷、劉道一、陶鎔、李峻、周詠曾、鄒毓奇、高兆奎、柳暘谷、柳剛、宋式善、范治煥、林鳳游、郭家偉（以上湘籍）、時功玖、耿覲文、塗宗武、余仲勉、曹亞伯、周斌、陶風集、葉佩薰、王家駒、蔣作賓、李仲奎、劉通、劉一清、李葉乾、范熙績、許緯、陶德瑤、劉樹湘、天桐、匡一（以上鄂籍）、李勇錫、朱少穆、謝延譽、黃超如、區金鈞、馮自由、姚東若、金章、王兆銘、古應芬、杜之（木+太）、胡毅生、朱大符、張樹楠、何天炯（以上粵籍）、馬君武、鄧家彥、譚鸞翰、盧汝翼、朱金鐘、藍得中、曾龍章（以上桂籍）、程家檉、吳春暘、王天培、孫棨、吳春生、王善達（以上皖籍）、陳榮恪、張華飛（以上贛籍）、蔣尊簋（浙籍）、康保忠（陝籍）、王孝縝（閩籍）、張繼（直籍），以上凡10省共75人。加上先生及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4人，合計79人。”（《孫中山年譜長編》第342—345頁）

在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出席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的以上79人中，究竟有沒有屬於孫中山的興漢會成員？！據本人查閱與核對，除孫中山和3個日本人之外，根本沒有所謂“興漢會”的人！在這個歷史性的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上，孫中山的基本隊伍就是由他和日本人共4人組成的！同盟會成立會議選擇在日本黑龍會總部召開，則更加清楚地表明：是日本黑龍會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的出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日本人直接組織和操縱了同盟會的組建活動。孫中山本人則是日本朝野有關集團和人士費盡心血培植的“同盟會總理”！犬養毅的“以備它日之用”的精心預謀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變為活生生的現實！

總之，孫中山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培植和導演下，一舉出名的！孫中山也是在日本朝野人士的培植和導演下，成為興中會的總理的！

時至今日，在中國的大陸與台灣，有關孫中山的歷史書刊，幾乎完全按照孫中山的旨意來撰寫，實在是一件極其荒唐可笑之事！甚至，更為荒唐的是，許多所謂的歷史學家面對已經掌握的歷史資料，卻不會分析、不會思考、不會研究！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有關孫中山的史料將會不斷地披露出來，有關孫中山的歷史真相將會徹底的大白於天下，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永遠阻撓的！

此時，我忽然想起梁啓超先生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的一段話：“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此不可謂非學術之一缺點也。”梁啓超先生還感慨地指出：“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