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4日星期一17時25分改寫

主題詞：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孫中山上書的動機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中說：“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5年10月版第59頁）就是說：他從1885年中法戰爭後，開始從事革命活動，到1923年初，其革命生涯已經有37年。在其所謂著名的《建國方略》中，孫中山更是詳細地自我介紹個人的簡歷說：“予自乙酉（即1885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雲。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科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即尤列）、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之，不以為大逆不道而筆直，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郊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246頁）

總之，孫中山一貫說，他自1885年開始從事“革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有確鑿證據表明：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孫中山依然是一個擁護和熱愛清政府的普通百姓，並且不僅如此，孫中山還盡心竭力地……！

打開宋慶齡題寫書名、中華書局1981年8月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頁，就是孫中山於1894年精心炮製的著名大作《上李鴻章書》。

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寫道：“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直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將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孫中山為了討好李鴻章，還在這封信中吹捧道：“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猶所不辭。”

由上可見，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對於清政府和當時的中國社會，大加讚美，大肆吹捧，說什麼社會“風氣日開”、“朝廷勤求政理”、“勵精圖治”、“奮籌富強之術”、“無利不興，無弊不革”、國家發展“月異日新”等等，等等，把清王朝描繪成令中國老百姓“逖聽歡呼、聞風鼓舞”的太平“盛世”。孫中山萬分慶幸、感激涕零地說：“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在8000餘言的《上李鴻章書》中，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孫中山誠惶誠恐的精神面貌！孫中山說自己從1885年開始革命，可是，在他於1894年6月呈遞的《上李鴻章書》中，看到的卻是一幅樣子，實在令人驚詫，不敢相信此信竟然出自孫中山之手！

筆者還注意到孫中山在以下時間的所作所為：

1894年6月，孫中山呈遞《上李鴻章書》；

1894年10月、11月，外國僑民在上海主辦的《萬國公報》發表了《上李鴻章書》；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參與組建了以反對滿清為宗旨的檀香山興中會。

稍微留意孫中山在以上三個時間的所作所為，就不難發現：

第一，孫中山呈遞和發表《上李鴻章書》的行為，從上書的內容中顯示出：孫中山對於大清王朝的忠心耿耿，沒有絲毫的不滿情緒！

第二，孫中山參與組建的檀香山興中會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清團體；

第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是一面向大清王朝獻忠心，一面從事反清活動，二者幾乎是同時並舉，好像發生在同一時間！其實不然，孫中山向大清王朝獻忠心在先，而從事反清活動在後，前後間隔的時間極短、極短，短到令人無法察覺！

孫中山對清政府從完全擁護到勢不兩立，這樣兩個極端立場的轉變過程極為短暫，幾乎是在瞬間完成。對於這一突然的變化過程及其發生的原因，至今還沒有文章論說此事。只有胡繩先生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對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內容及其動機作了較為中肯而又客氣的評價。

著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先生說：“國民黨的歷來的一些歷史撰述者力圖論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幼年時就已經確立，以後一直不變地保持下來，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孫中山在1893年（應該是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可以證明，直到這時，他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胡繩還說：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並沒有超過同時期的康有為的上皇帝書的水平。”胡繩還尖銳地指出：“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決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71—672頁）胡繩這裡所說的“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其含義就是：讀書為了做官！“學而優則仕”！孫中山也是如此！

筆者認為一旦揭開歷史的真面目，對於進一步正確地認識和評價孫中山，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