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揭秘：劉伯承與彭德懷的一生恩怨(2) zt

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正式成立，劉伯承院長主持了成立典禮。圖為劉伯承院長（右）在軍事學院成立典禮上致詞。左為中央軍委代表陳毅。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彭德懷從西北邊地應召，臨危受命，很快就帶領志願軍入朝穩住了陣腳，打破了美、韓席捲北方的美夢。

沒有百戰百勝的將軍。1951年5月，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被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部隊。

打了敗仗，誰也不好受。尤其是作為主帥的彭德懷，他在志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

劉伯承得知後，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得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該校由草創之初的四個系發展為十二個系(其中戰史、防化二系正在擬建中)，學員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餘人，教員譯員由兩百九十名擴大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在這年2月，毛澤東剛回北京不久，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報告一出，舉世震驚。中共中央從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這個報告。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6月，黨中央再度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解放初，我們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全盤蘇化。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蘇聯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

劉伯承敏感地預感到了什麼。

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正式成立，劉伯承接受中央軍委授予的“八一”軍旗後，走下主席台。

8月，他三次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習五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領導主義)着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最後，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鬥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他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10月，劉伯承返校主持召開學員座談會，聽取意見。學員這時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三名中將銜的學員嘴都念歪了。對此，個別人不滿意，越級上告，給北京寫了告狀信。除上述兩條外，一些人嫌對學員要求太嚴，指名道姓指責劉伯承摧殘這些戰功卓著的年輕“老幹部”，學校里甚至還有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

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徵得同意後，於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的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採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系的同學談話。

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他倆雖不甚清楚調查背景，但他們綜合情況後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麼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他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才，對他們很好。五十多個學員有三個人歪了嘴，不是領導方法的問題，而是學員學習不得法。

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與張震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這份報告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尤其是報告的最後還特別提出：“……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認為身為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

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後，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

1951年，劉伯承親自為學員上課，講授蘇聯衛國戰爭史

此番定論一出，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不大讚同，聯繫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切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這時，劉伯承的愛將、原二野五兵團司令楊勇去北京開會，毛主席批評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在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上有問題。楊勇據理力爭道，劉院長工作不容易，學院有那麼多蘇聯專家，中央又一再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他還列舉了1951年冬的演習，以此證明劉伯承堅持“以我為主”的教育方針。

毛澤東點了點頭，未再說什麼。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他記述自己“昏則家臥，清則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許可。”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信中這樣寫道：“原來就是殘疾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覆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使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學院這麼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癒，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准。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了決策中樞的林彪以中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會議，召開了有一千多名高級幹部參加的擴大會議，再次把反對軍隊工作的教條主義的鬥爭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點名地批評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與會人員一聽，心照不宣。這顯然是指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蕭克主持的訓練總監部。

1956年4月，劉伯承、周恩來與羅榮桓一起步入會場

6月，毛澤東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他說：“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就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於軍隊院校工作，毛澤東明顯不滿：“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關於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最後，毛澤東意猶未盡，轉而對劉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評價。劉伯承聽到後作何感想，已不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的評價分量很重。

彭德懷卻沒有忘記當年的舊事，他板着面孔在軍委的主要領導會上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

長征時，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草地後，四方面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以圖接受較高較新的軍事知識。李先念的軍事搭檔、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軍長的余天雲，聰敏倔強，作戰勇敢，剛剛二十歲便當了軍長，深受張國燾器重。他入校後，由於文化太淺，閱歷又有限，加之性格剛烈，爭強好勝慣了，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了爭執。這類爭執若是學術爭鳴，倒也罷了，但這種爭執發展為他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的嚴重違紀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將他關了短期禁閉。

然而，誰也沒料到，心理素質不好的余天雲事後想不開，認為他這個紅四方面軍的最年輕的軍長，天之驕子，折損了面子，不久，在部隊行至大金川激流時跳崖自殺了。對於此，連一向偏愛余天雲的張國燾也認為余天雲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輕率的舉動，是不足取的。余天雲之死，是自食其果，並不是受了軍事教條主義的侮辱才憤而自殺，相反，紅軍高級幹部應自覺遵章守紀，更不可輕生。

幾十年後，彭德懷舊事重提，顯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麼。他淡淡“唔”了一聲，道：“余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不久，在彭德懷的具體“指揮”下，這場批判教條主義的鬥爭被推向了高潮。

1957年春，劉伯承和夫人汪榮華遊覽黃山後小憩

鬥爭的殘酷，可以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一是蕭克遭到連續四個多月批鬥後，有一天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那些人不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責醫生“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二是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蔡鐵根大校在會上說，共同條令(五十年代軍內製定頒布的，估計當時正作為“教條主義”的“罪證”)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來，他被逐出軍隊，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根本不容許他申辯、講真話!這場鬥爭開了一個建國後無限上綱、無情打擊，以莫須有罪名將人打成“反黨集團”的壞頭。

北京的批鬥會開得如火如荼，鬥爭完全偏離方向。蕭克、劉伯承長達十四年的聯手，原二野參謀長李達、四兵團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辯。

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心情異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對第十五軍三十四師師長崔建功說過：“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劉伯承這一番話，再次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能否定一切，採取“左”的一套做法，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

顯然，人們不難看出，劉伯承的這番精彩論述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而言的。

可是，現在他還敢爭辯嗎?據傳，有人曾對毛澤東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說：“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這些話，對於已漸生武斷作風，行將邁上神壇的毛澤東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覺。同樣，這些話傳到劉伯承的耳里，儘管他痛心疾首，但卻決不敢再為自己辯誣解疑了。

現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靜下來，審慎理智地面對眼前的困境。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大局和軍隊建設需要，也為了已經劃線站隊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選擇檢討——哪怕是違心的檢討，惟如此，才會解脫大批同志。劉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實在是不願和彭德懷在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開罪最高層。深知黨內鬥爭殘酷的他以一個黨員的黨性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樁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1961年，劉伯承（左一）和北京軍區某部幹部戰士親切交淡，了解他們的生活、思想和工作情況。

一年後，彭德懷因同樣的方式被打倒，毛澤東曾說過：“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

人生之旅，命運之舟，榮辱沉浮，誰可預見?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開展軍隊工作中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態，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七十三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面治療，一面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裡更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代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深明大義的劉伯承不能不帶病出席，在會上作檢討。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一千多雙眼睛凝神注視着主席台上的動靜。當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始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上，籠罩着一種極其嚴肅而又令人壓抑的濃重氣氛。

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討。他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感謝同志們的批評。嚴於律己、嚴於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得勢，上面點名批評，下面有人非議的情況下，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分苛責。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當說到委曲處、違心自責處，劉伯承語調哽咽，幾不成句。大家明白，這裡面既有真誠的反省，又有難以言說的滿腹委屈。檢討作罷，台下爆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置之死地而後生，劉伯承的檢討總算過了關。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伯承和陳毅在一起交談

然而，劉伯承的檢討是想保護一批同志，但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越到後期，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越激烈，差點就是殊死以搏的敵我矛盾了。以蕭克為例，他在會上聲辯了幾句，主持會議的黃克誠總長反問道：“你還不服氣，再開幾次會。”於時，批鬥會又開了好幾次。最後蕭克、李達數次檢討都不過關，他倆被撤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降職降級。“文革”期間，軍事教條主義再次被人提出來，變本加厲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吳偉被折磨致死。那位寧折不彎的蔡鐵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幹校”被觸及靈魂時，仍堅持當年的觀點，結果飽受凌辱摧殘，居然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

故壘蕭蕭，蘆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攜眷移居北京。這天，軍事學院的許多幹部自發到南京下關碼頭為他送行。劉伯承強撐病體，立於船頭，堅決不允許大家送他去浦口車站。一帆遠去，劉伯承佝僂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揮舞着雙手。大家幾多不忍，望着寒風凜冽中倍顯孤單的老帥，新任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蒼然嘆道：“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一紙謫書傳石頭。劉伯承就此舉家進京。數十載兵戎生涯逐告結束，一代戰神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毀其節，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徐向前元帥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建國後辦了很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1986年，劉伯承以九十四歲高齡逝世。中央在給劉伯承的悼詞中特地指明了他在歷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對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徹底否定，還了劉帥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軍委紀委在“紀”字1987第十五號令通報中，為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

1926年時的劉伯承

不多的劉伯承、彭德懷合影：1939年夏，劉伯承師長（右）與彭德懷副總司令（左）同國民黨第97軍軍長朱懷冰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