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與民主革命
——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

杜光

中共中央黨校原科研辦公室主任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50年了，作為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難者，我對這個運動有着刻骨銘心的感受。20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獲得了批判這個違法運動的權利，也背負着總結這個慘痛教訓的義務。特別是當我想起成千上萬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里被過度勞動和飢餓奪去了生命的難友時，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們這些倖存者有責任承受他們的囑託，在為他們討回公道的同時，對“反右”這一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和我們的青春的國家罪錯，作出應有的評判和譴責。為了歷史的公正，為了社會的發展與民族的前途，為了安慰殉難者的在天之靈，我們應當反思這場劫難，把這場深重的災難轉化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遺憾的是，在這個號稱“改革開放”的年代裡，我們卻無法對“反右”運動進行必要的反思和評論。我們被迫面對不許回憶、不許討論、不許開會、不許發表文章的禁令，這種違反民眾要求、違背民族利益、違憲違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責任來批判與總結“反右”運動。本文擬從民主革命的角度對“反右運動”做一些簡略的回顧與透視。

　　一、“社會主義革命”造就了封建專制主義

　　要對“反右”運動獲得更深刻的認識，就必須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高度來考察“反右”運動。中國的近代史是民主主義呼求不斷突破封建專制主義，也不斷受到封建專制主義壓制和摧殘的歷史。從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五四”運動，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展現出一條民主與專制之矛盾消長的曲線。與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相比，自由、民主、人權、平等這些現代民主主義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只不過一百多年。因此，在兩者的矛盾與鬥爭中，民主主義經常處於劣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裡，這個跡象尤其明顯。

　　20世紀40年代中共與國民黨逐鹿中原時曾標榜新民主主義，表示要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1]1945年毛澤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2]他在同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意味着一個民主主義新階段的到來。經濟上，五種經濟成分並存，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具有合法地位；政治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政府機構里共產黨外的民主人士占相當比例。這是比較符合於當時的現實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格局。但是，中國的民主主義社會建立才4年，毛澤東便把這個承諾完全棄之不顧。

　　1953年，中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同時，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改組了政府機構，國家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不再讓民主人士擔任。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通過“思想改造”、批判《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反胡風等方式，樹立起名為馬克思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之絕對權威。1956年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着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4]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民主主義階段的存在。這樣的方針完全離開了毛澤東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違背了他向全國人民許下的諾言。

　　此後建立的社會制度，在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則壟斷公民權利。這“四壟斷”的國家性質和社會性質，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相反卻具有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切特徵。看來，通過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實現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國，不是從民主主義前進到社會主義，而是從民主主義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嚴峻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臨着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

　　二、知識分子階層與新專制制度的天然對立

　　經過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階級力量對比起了很大的變化。資產階級在“公私合營”中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不復存在，它留在政府機構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為了點綴一黨專政而陳列的擺設。工人階級名義上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但由於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實際上仍然處於僱傭勞動者的地位。這個階級的代表權為共產黨所壟斷，甚至工人階級自己的群眾性組織——工會，也被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兩位領導人李立三和賴若愚，都因為強調工會的獨立性而先後被免職。至於為解放戰爭作出了特殊貢獻的農民階級，雖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但兩三年後便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和“四大自由”（借貸、租佃、僱工和貿易的自由）；由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他們連處置糧食的自由權利都喪失了。當時，農民曾以“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方式抗爭，但無力回天，到1956年底，全國農村入“合作社”的農戶已達總農戶的96.3%.[5]農民階級沿着“初級社”、“高級社”（後來還有“公社化”）的道路，從占有土地的自由農民淪落成為僱農（“公社化”後則成為農奴）。

　　這樣，中國社會在反右運動以前的階級圖譜上，占有顯著位置的就只有兩個階級或階層了。其一是知識分子階層，它代表着社會的民主力量。在中國近代史上，知識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階層，因而就成了傳播民主思想和興辦實業的先鋒。國共決戰時期，在貪賄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和鼓吹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共產黨之間，他們選擇了共產黨。建國之初，儘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調整、鎮反肅反等措施曾嚴重地傷害了他們的尊嚴和文明理念，從批《武訓傳》到批俞平伯等一系列批判運動，更是挫傷了他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信賴，但他們的多數仍然相信並希望黨和政府會選擇民主自由的發展道路。這就使他們與那個強大的統治集團及他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處於既統一又對立的地位。因為新建立的社會制度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以專制特權和高度壟斷為特徵的新專制主義制度，因此，新專制制度一旦確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懷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識分子階層處於對立的地位。

　　另一個階級或階層便是占據統治地位、並體現着封建專制力量的強勢集團，它掌握着全部國家機器，占有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領導着強大的軍隊，還擁有雄厚的意識形態儲備。它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民主自由為號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後，卻不等這個制度完善鞏固便急急忙忙地發動“社會主義改造”。但歷史始終是按照自己的規律行事的。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遠遠沒有達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水平，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意識形態，卻有着極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對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論打着什麼旗號，都必然會導致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為了維護這個被他們稱為社會主義的封建專制體制，他們警惕地注視着知識分子的動向。因為這個既承襲了古老中華的文化傳統，又具有現代意識的階層，是當時唯一有能量有條件向專制制度挑戰的社會力量。只有迫使這個階層完全臣服於自己，才能鞏固、完善建立未久的專制制度，才能維持和擴大作為這個制度體現者的官僚特權階級的利益。因此，在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即剷除了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完成了經濟領域的壟斷化專制化之後，隨即便發動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剷除民主主義的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實現政治思想領域的專制化極權化。

　　由此可見，在完成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完成經濟基礎的壟斷化專制化之後，這兩大社會力量當中，一個要求民主自由，一個執意加強專制統治，它們之間的衝突和鬥爭勢不可免。由於實力懸殊，加上專制集團早就布陣以待，知識分子卻墮入圈套而不自知，因此，風雲初起之時，這場衝突的勝負便判然分明了。

　　三、1957年春夏之交：從“幫助黨整風”到“右派進攻”

　　當時國際國內的客觀形勢也促成了兩大社會力量的對決。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隨後又先後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薄一波回憶道：“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對毛主席和我們黨的震動太大了，仿佛中國也存在這種現實的危險”：“僅僅從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時間內，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十三四次會議，討論波匈事件及有關問題”，“往往是通宵達旦，不分晝夜。”[6]

　　國內情況也值得注意。“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每起人數一般有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約一萬多人；在農村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如浙江省農村發生請願、毆打、哄鬧事件1，100多起，廣東省農村先後退社的有十一、二萬戶，等等。”[7]

　　在國內外政治地震波衝擊下，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對於這個包藏禍心的方針和觀點，人們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趨向，所以熱心地參與學習討論，構想着文化繁榮和政治寬鬆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歡欣鼓舞地認為，中國社會已進入了春暖花開的“解凍”時期，於是便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尋民主自由的觸角。鍾惦斐的“電影的鑼鼓”、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現行制度的專制本質，或呼喚着民主自由。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則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施放的政治氣球。此文在對知識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謹慎樂觀的同時反映了知識分子對“百家爭鳴”的心態：“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占多數”：“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8]但總的說來，在國內外新形勢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進步力量雖然還是顧慮重重，卻已經蓄勢待發；而處心積慮要打擊、壓服知識分子的統治者，也早已張網以待。需要的只是一個足以引起變化的觸媒，這個觸媒就是“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在5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公開發布。這個指示宣告，要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接着，報刊媒體、大會小會都大張旗鼓地展開宣傳，要求各界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這才出現了“大鳴大放”和所謂的“右派進攻”的局面。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了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到會的有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人士及劉少奇、朱德等人。會上毛澤東向黨外人士說明了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目的和意義，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9]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都奉命舉行規模不等的座談會，動員與會者大膽發言，幫助黨“整風”。例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5月初到6月初的一個月裡，連續召開了38次黨外人士座談會。其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13次，有70餘人發言；工商界人士座談會25次，發言者有108人。[10]由於建國以後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鎮反肅反”、“三大改造”等運動中，許多人都受到各級幹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傷害，不但自己有一肚子冤氣，甚至連他們的親屬好友也為之不平，所以，在連續的動員鼓勵之下，許多座談會開得熱烈而緊張。人們在會上傾訴了自己或親友的委屈，揭露了一些單位濫用權力、迫害無辜的違法行徑，還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類似失誤的建議。這些發言既是對專制制度的控訴，也表現了對執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問題之多、範圍之廣，空前絕後。

　　這次“整風”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是封建專制主義，這就使“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行動帶有民主主義的色彩。當然，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但由於他們有權力制衡機制，還有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執政黨或行政部門一出現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或主觀主義，就會受到有效的制約與監督，不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害。而在強化了一黨專政的中國，由於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便得以暢行無阻。它們的政治基礎就是專制制度。因此，真要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就勢必觸及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當時，一些民主黨派或知識分子對此已經有所認識。例如，民盟中央候補委員陳新桂在6月初的一次座談會上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愈反愈多。”[11]這是很中肯的分析。

　　顯然，這場“整風”運動從一開始就面臨一個無法擺脫的悖論：提出“整風”的理由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破壞了黨群關係，因而影響了新建立的專制制度的鞏固；但要徹底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卻必須革除一黨專政的封建專制體制。正是這個尖銳的矛盾，一方面使幫助黨“整風”的群眾運動具有了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性質，另一方面預示着最終由“整風”轉為“反右”的難以避免的結局。

　　對於這場“整風”運動，有人認為是“引蛇出洞”的誘餌。確實，毛澤東在發布“整風”指示的3個月前就說過：波匈事件“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12]這一類話明顯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認為，不能排除共產黨真的是要“整風”的可能。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曾明確表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13]

　　我寧願相信前一種看法。如前所述，毛澤東之所以提出“整風”，目的在於鞏固他的專制統治。就像“延安整風”是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確立毛個人的絕對權威那樣，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提出“整風”，則是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響他的專制統治的“消極因素”，鞏固一黨專政和他的個人獨裁。“整風”一旦開始，勢必引出對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的批判，而毛澤東自然難以容忍，所以，“整風”只開了個頭，有些地區和單位甚至還沒有開始“整風”，便轉入“反右派”了。所謂的“整風”運動，不但欺騙了知識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廣大黨員。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鳴大放”、“右派進攻”。更正確地說，是促進了群眾性的民主運動的高漲。

　　一方面，“整風”運動是民主運動的推進器，因為許多針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評，都是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下經過再三動員才提出來的。沒有“幫助黨整風”的大發動，就不會出現這樣一個全國範圍的民主運動的高潮。另一方面，“整風”完全是一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大羅網，是毛澤東親自設計指揮的一場殲滅知識分子的大戰。這一點將在下面另作探討。

　　四、專制政體的批判者

　　對於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來說，被卷進這場民主運動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自覺地、有意識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專制政體的言論其實比較少。後者主要由兩類人組成：其一是認為自己有一點政治力量，試圖衝擊一下專制政體的民主黨派；其二是意識到自己投身於一場民主運動，因而公然宣揚民主自由、批判現行體制的青年學生。這兩個在“幫助黨整風”的“鳴放”期間最為活躍的群體，構成了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澤東是看到了這一點的：“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14]上述兩類人不可避免地成了“反右”運動中受打擊最嚴重的群體。

　　在幾個民主黨派里，知識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其成員多為教授、專家，受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薰染很深，看不慣一黨專政的專制政體。所以他們在“鳴放”期間提出的意見往往涉及專制政體的本質，令毛澤東如針刺在背。例如，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以及由曾昭掄等起草、後來被批為“科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的幾點意見”，都是主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嘗試。

　　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寫的“七一”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里，曾形容他們“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15]其實，章伯鈞並未在會議發言中有類似話語，此說是毛澤東強加給章伯鈞的。民主黨派人士的改革建言一出，在毛澤東看來，就是“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16]”。通過“反右”徹底清除了以“民盟”為據點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專制制度的威脅，消解了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和宣傳之後，不但“民盟”從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黨派、甚至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俯首貼耳，噤若寒蟬，再也無人敢對專制體制說三道四，更不敢鼓吹民主自由，直到毛澤東去世和“文革”結束。

　　青年學生是另一個意識到自己投身於民主運動的社會群體，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有着“五四”運動光榮傳統的北大學生從5月19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便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高潮。他們不無理由地把5月19日開始的20多天的“四大”熱潮稱為“五。一九民主運動”。錢理群曾指出：“北京大學的五。一九民主運動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在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五。一九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於，它突出地展現了50年前那一場為“反右運動”所掩沒的民主革命運動的特質。在那些日子裡，北大校園內貼滿了大字報小字報，數以千計，內容遍及當時人們關心的有關國內國際的所有問題。其中既有感性的熱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靜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題便是對民主自由的呼求。

　　5月19日，北大校園裡最先出現的是一張大幅標語，抗議剝奪廣大團員的民主權利。接着是一張要求設置“民主園地”的小字報和沈澤宜、張元勛的大字報長詩“是時候了”。此詩宣稱：“我的詩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種來自——五四！！”長詩呼喚人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張大字報則提出：“開闢民主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5月20日，張貼出來的大字報已有160多張，民主自由是最強烈的呼聲。有的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個社會制度好還是不好的標準。”（作者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作者劉奇第）中文系王國鄉在大字報里說：“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革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要爭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們要求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17]生物系的蔣興仁認為：“美國英國有充分的討論競爭，有辯論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國由黨領導一切事務，先已決定，不許反對，沒有競爭，是假民主。”[18]北大學生自辦刊物《廣場》的發刊詞號召大家：“發揚五四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並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藝復興的到來。物理系女生燕遁符在大字報“怎麼辦？”里宣告，作為“五四”的繼承人，光榮的北大學生“再次舉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幟戰鬥”；她要求“大力宣揚民主、自由、人道，並且從法律上、組織上、制度上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譚天榮則在他的大字報“幾句人情話”的最後高呼：“自由、民主理性萬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