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很多大字報在分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時都明確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產生“三害”的根源。例如，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報說：“斯大林的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掃空！”葉於生也寫道：“法制不健全不嚴肅，民主權利沒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產生的溫床。”[20]蔣興仁更直指共產黨就是“宗派主義的鼻祖，官僚主義的根基”。[21]

　　在這些呼喚民主自由的大字報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國鄉和燕遁符的大字報里分別提到“鬥爭”和“戰鬥”這樣的字眼。這說明他們已經初步意識到，這場從“幫助黨整風”出發的群眾運動，已經超出提批評建議的範圍，而成了一場為民主自由而戰的鬥爭。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大字報都像《廣場》發刊詞那樣，把民主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主張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化。這是可以理解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只是個虛幻的招牌，它掩蓋着封建專制主義的本質；而民主自由卻是反封建反專制的武器，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不可能針對社會主義，只能指向封建專制主義。北大學生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反封建反專制特徵表明，它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運動”體現着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而且全國被鼓勵和推動起來的“幫助黨整風”過程中提出的批評建議，往往也帶有民主主義色彩。從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鎮反”、“統購統銷”、“工業化”、“合作化”、“反胡風”，到教育體制、科技體制、人事制度、統戰政策、黨群關係、官民關係等各種問題的批判，無不牽涉到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

　　當然，50餘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主體來說還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提出的批評建議，無一不是希望共產黨正視當政以來的種種錯誤，希望在中國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批評建議並不反黨，只是企圖削弱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它們不反對社會主義，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條件；它們反對的只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專制主義之實的社會制度。今天回過頭來看，“大鳴大放”、“右派進攻”帶有反封建反專制的性質，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中國人民對經由“社會主義改造”而建立的專制制度的第一波衝擊。

　　專制體制是以極權獨裁為特徵的，它容不得任何力量挑戰它的權威。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下出現的那些批評建議，都被視為對執政黨權威的藐視和對專制制度的“侵害”。1957年6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發出了“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號令，一時風雲變色。報刊上隨之出現了大量對那些善意批評建議的撻伐。直到10月中旬，毛澤東認為可以收網了，於是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這個文件所提出的6條標準幾乎涵蓋政治生活的全部領域，只要某人對一些問題有所不滿，都可以從這6條中找到相應的條款，把他劃成“右派分子”。

　　五、當政者：在“鳴放”和“反右”的背後

　　作為新專制體制確立後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50年前的“右派進攻”有其獨特之處：這是一場專制統治者為了撲滅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動起來的民主革命。當時，民主力量面對的是一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權的政黨和一黨專政的國家機器，從誘使知識分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通過“整風”運動，一步一步地把知識分子推向“鳴放”的高潮，然後“聚而殲之”，把足以威脅專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從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講話和他所寫的文件、文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設局、一手操控這場群眾運動的。從設置圈套和陷阱，到瘋狂反撲，嚴厲處治，每一步都表現出他那陰險狠毒的用心。

　　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於1月18日發表講話。他說：一些教授有各種怪議論，“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別有用心地點撥：他們現在出來，“是不是想復辟？”他主張讓那些要大民主的“壞人”“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在1月27日的另一次講話里，他告誡與會者：“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22]這兩次講話赤裸裸地表現出毛澤東用心歹毒的圖謀，同時也充分說明，“反右”運動不是先有“右派進攻”，共產黨才起而反擊，而是早就設下圈套，誘使知識分子自投羅網。

　　1957年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要各地黨組織“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意見。”[23]5月15日，他便為黨內幹部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該文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24]5月1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示各地黨組織對“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25]6月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要各地“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26]6月7日，毛澤東從報上發現了一個反擊“右派”的藉口。據吳冷西回憶：“我們剛坐下來，毛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毛告訴吳冷西，要抓住這個機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毛連社論的題目都想好了――“這是為什麼？”。[27]次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社論的同時，毛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他提出：“注意各民主黨派中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28]6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經開始反擊右派，“各地的情況不同，何時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目前應着重組織各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開座談會，推動左中右三派人物展開爭論，最為重要”：“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29]

　　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6月29日，他審閱修改了“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400人左右，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等文字。[30]7月1日，他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將矛頭指向民盟。他在這篇社論里給右派下了定義：“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31]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繼續鼓吹“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給右派一點小鞋穿是必要的”。[32]

　　從7月17日到21日以及7月26日到30日，毛澤東在青島先後兩次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他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此文經過11次修改，於8月3日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文章說：“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澤東把“反右”運動稱為“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寫道：“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33]8月1日，毛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除了要求增加登報批判的人數外，特別強調：“黨內團內右派分子，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必須一視同仁，一律批判。該登報的，即應登報”。[34]9月12日、15日，他先後審閱修改了《人民日報》的兩篇社論，“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和“這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35]直到1957年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和10月13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還在大談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36]

　　從以上日程可以看出，“反右”運動這場有計劃有預謀的、以鎮壓知識分子為宗旨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澤東一手策劃並直接操縱的。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他對民主與法制的蔑視，在這場政治運動中得到充分的演練。他是推動“反右”運動、鎮壓民主革命的罪魁禍首。這個獨裁者為了翦除民主力量，挑起了一場民主革命的高潮，同時卻張網以待，撲滅了民主力量，把全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中。

　　六、“反右”的專制主義制度特徵：以黨代法、以文定罪

　　民主革命所必須面對的，不只是獨裁的個人，而且包括違背理性、違反人道的專制制度。“反右”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專制主義特徵，並不因“反右”運動的結束而終止，它一直延續到50年後的今天。因此，探討“反右”期間的專制主義特點，對於正確認識現階段的民主革命任務仍有十分現實的意義。“反右”運動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以黨代法。整個“反右”過程都是通過黨內文件來推進的。而1954年9月剛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那部共產黨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的第87條明明白白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37]可是，憲法通過還不到3年，就遭到共產黨的粗暴踐踏。凡是試圖行使這些權利的公民，無不遭到沒頂之災。

　　中國古代的法律是統治者用來管治百姓、維護統治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工具。而西方自從資產階級革命興起之後，倡導自由，弘揚個性，珍視人權，保護私有財產，其法律則以保障公民權利為主旨，因此，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權利成為民主制度的核心與靈魂。清末，西學東漸，1908年清廷頒發的《憲法大綱》就列有“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歷次憲法都有類似條文，如1911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14年的《中華民國約法》都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1913年的《天壇憲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是：“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關於集會、結社自由則另立一條。1931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1934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規定是：“人民有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關於集會結社的自由另款規定。[38]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雖然在憲法中保留了與上述條文類似的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但同時又效法蘇聯，在憲法中規定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在一黨專政下，共產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任意按照自己的需要，用黨的文件來解釋、規定公民的活動，事實上取消了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共產黨以違憲違法的黨內文件來指導政治活動，是對人民自由權利的公然蹂躪。這是以黨代法、以黨治國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一貫手法就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此類情形可謂史不絕書。但1949年以後的新特色就是“以革命的名義”，而“革命”又是一個看似明確、實際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謂“反人民”、“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都沒有確定性的內涵，但憑統治者的好惡，便可以隨心所欲地給人定罪作結論。在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里，沒有一條具有明確的標準。結果，凡是對“三反五反”、“院系調整”、“合作化”、“工商業合營”、“統購統銷”等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或是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的，都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對“思想改造”、“肅反鎮反”、“反胡風”、批判胡適和俞平伯，以及對人事制度、幹部政策有看法的，則被稱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主張教授治校、黨委退出學校，堅持司法獨立、無罪推定，以及批評各級黨組織的幹部、包括基層黨支部書記的，都被加上“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有些人提出，黨和群眾有距離，某些黨員脫離群眾，盛氣凌人，群眾對黨員敬而遠之，或認為農民生活苦，城鄉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撥黨和群眾”的關係；還有就是對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詞，或對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婦女、拆運機器表示不滿，或翻譯、傳播赫魯曉夫關於非斯大林化的秘密報告，那就是“污衊社會主義陣營”；如果有幾個人湊在一起議論國是，發發牢騷，或商量怎樣寫大字報，最後往往就成為“反革命小集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共產黨領導下的以言定罪、以文定罪，並非始自“反右”運動，它是戰爭時期黨領導一切的傳統的發展和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次運動都有許多因言或因文獲罪的實例。“反右”期間，在座談會或學習會上的發言，或發表出來的文章、小說，是很多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打入社會最底層的主要依據。“文革”後，經過“思想解放”運動，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文網漸寬，加上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一些具有民主意識的人當政，使80年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為自由寬鬆的年代，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大發揚的年代。但由於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沒有改變，民主自由的觀念仍然遭到專制主義的壓制，不時還有“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類帽子飛來。1989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後，一方面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日益加強，另一方面，民間的民主主義潛流也在不斷積聚。近幾年來，文網更密，網站、報刊被封閉，書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時有所聞。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還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矛盾和鬥爭的焦點。

　　以黨代法、以文定罪，都是專制主義制度在“反右”運動中展現出來的基本特徵，也是鎮壓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總結“反右”運動教訓的時候，毫無疑問，依法治國、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都應當成為現階段繼續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

　　七、結語

　　“反右”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力量與新專制主義政權的第一次對決。它採取了“反右”運動的形式固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兩種社會力量的對抗和衝突實屬不可避免。1953年，中國共產黨放棄了繼續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任務，採取了反對以至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方針，這樣就必然向封建專制主義倒退。這個倒退過程即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過程，首先是在經濟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制，然後又必然在政治上鎮壓威脅專制政權的社會力量，剝奪他們宣傳民主自由的權利和條件。“反右”運動就是從政治上鞏固專制制度、撲滅對抗勢力的具體形式。毛澤東195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時曾得意洋洋地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是在1956年，我看實際上是在1957年。1956年改變了所有制，這是比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39]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坦露心跡，認為“反右”運動比改變所有制的“三大改造”還艱巨重要。顯然，對付知識分子要比對付資本家和農民困難得多；只有徹底壓服知識分子，撲滅在中國宣傳和實行民主自由的條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新專制主義制度才能江山永固。果然，“反右”運動之後，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噤若寒蟬。毛澤東這才轉而對付黨內威脅他的獨裁統治的力量，於是便有了廬山會議的“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幫”，為中國民主革命帶來轉機。首先是農民突破“人民公社”的農奴制，實行“包產到戶”。這種從求生本能出發的行動為經濟改革打開了大門，國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壟斷被打破了，民有經濟和個體經濟如雨後春筍，沛然叢生，動搖了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西單牆”等民主論壇，《苦戀》及其它“傷痕文學”，1986年的學生民主運動，電視劇《河殤》，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高潮，都是民主革命力求突破新專制主義的嘗試。統治者則利用了文武兩手——從“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坦克機槍，進行無理的批判和殘酷的鎮壓。占據着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之所以千方百計地阻撓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為只有依靠政治上的特權，他們才得以借經濟體制改革之機撈取不法不義之財。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得不面臨雙重的改革任務：經濟上繼續向壟斷領域進軍，把壟斷企業推入市場，根除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政治上大力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促進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使中國真正融入全球化現代化的世界文明發展進程。

　　50年前“反右”運動摧毀了中國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國民主革命長達20年的沉寂。1957年的這場民主運動上承“五四”運動和1949年取得初步勝利的民主革命，下接80年代的民主意識和民主運動。由粉碎“四人幫”帶來的民主運動的10年高漲，被血洗長安街的野蠻暴行所鎮壓，到現在已經18年了。如今，全球化現代化的洪流不可阻擋地引導着中國追求民主，人們在思想意識領域早以擺脫了對領袖的個人迷信，日益活躍的獨立思考不斷為新的民主革命提供思想條件。這種狀況與“反右”運動後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要繼續發揚、發展50年前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100多年民主革命的歷史中最慘痛的教訓，無過於對意識形態上封建主義的忽視。中國共產黨雖然提出過“反封建”，卻把這個口號看作是政治上打倒國民黨專制政權、經濟上消滅地主的手段，它對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封建主義從未真正批判反對過。中共取得政權不過幾年，便出現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導致幾千萬人死於非命，社會道德大滑坡。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雖然迅速發展，但政治上仍然專制極權，文化畸形繁榮而了無創新。這一切都是專制主義復辟的惡果。只有把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中華民族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中國現階段的民主革命主要依託三種具體形式：改革、維權運動、啟蒙運動。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一步地突破壟斷領域，民有經濟開始艱難曲折地向壟斷領域進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特別是加強監督機制、開放輿論監督、推行政治民主、轉換政府職能等，已成為公眾的普遍呼聲和熱門公共議題。由徵地、拆遷、下崗等引起的維權運動，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發展，成為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新形式。雖然新聞檢查制度空前嚴酷，當局挖空心思地控制輿論導向，但由於互聯網的發達，信息和知識的傳播迅速而廣泛，傳播歷史和現狀的事實真相，各抒己見地探討民主自由的理念，已成為許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這樣的啟蒙必然有力地促進民主革命的開展。

　　民主革命必將在中國徹底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我們有理由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