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

吳國光

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八大”），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協禮堂開幕。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報告全文約45，000字，其中僅4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1]一年多之後的1958年5月，“八大”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以下簡稱“八大二次會議”）。還是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這次的報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約22，500字。但在這短短的篇幅內，居然23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2]

　　與此相應的，還有更為重要的變化。“八大”認定：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中國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用“八大”政治決議的話來說，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3]”，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理應轉變為集中解決這一矛盾。但是，時隔一年多之後的“八大二次會議”，卻轉而聚焦於階級鬥爭。劉少奇在報告中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說：“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4]

　　劉少奇和整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前倨後恭？中共對於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為什麼在短短的一年多里發生了這樣南轅北轍的突然轉彎？從1956年秋季的“八大”到1958年春季的“八大二次會議”，這段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中國政治出現如此鮮明、急劇的變化？

　　“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是1957年；1957年中國最為重要的事件，是“反右”運動。換言之，“反右”運動發生在“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而“八大”的這兩次會議則明顯地代表了中國政治的轉向。那麼，理解“反右”運動，就有必要把它放到這一歷史發展背景中來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即把“反右”運動還置到中共“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的歷史情境之中，研究“反右”運動與“八大”的關係。

　　在以下的正文中，筆者將詳細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為鬥志高昂，並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不同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線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反右”無疑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眾“鬧事”及所謂“整風”之間環環相扣。在這綿密、緊湊、短促而多變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過程中，毛自始至終着眼於掌握中共決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政治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於是有了與“八大”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

　　一、1956：毛澤東“心情壓抑”

　　1956年，毛澤東與他親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進入“七年之癢”。用毛自己的話來說，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5]為什麼呢？因為“反急躁冒進”。這是毛後來挑明了的他感覺受到壓抑的根本原因。[6]本來，1955年12月，毛為計劃於次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確定了“反對右傾保守、加快經濟建設”的方針。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樓召開包括黨政軍各部門和省市負責人120多人參加的座談會，劉少奇在會上傳達了毛關於召開“八大”的指示精神。毛的意見是，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15年同時爭取15年以前超額完成。[7]毛強調，“八大”的準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還說，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仗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8]官方記載顯示，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出決定，要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中共“八大”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部門展開這個鬥爭。[9]

　　多種資料證明，毛心目中這時正在勾畫一幅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為1955年實現的所謂“三大改造”、特別是所謂“農業合作化”的迅速實現所激勵，毛雄心萬丈地認為，經濟高速發展將是接下來的題中應有之義。按照杜潤生的說法，“取得1956年合作化的勝利，毛主席認為農業已經過關了，原來是小農經濟扯工業的後腿，現在是工業扯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工業，搞起了‘促進’運動”：“毛澤東預測，所有制改變以後，一定有一個生產力的大發展”。[10]毛信心十足地告訴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難的意思。1955年底，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毛在序言和按語中多次強調，要批判各個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毛強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完成，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發展”。[12]此前，毛還準備了《農業十七條》，並將之擴充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認為，“以前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況現在已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為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因此，就像《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樣，“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3]1956年《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中，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實現更高的發展速度”，把“潛在能力發掘起來”，“把我們的國家變成為富強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毛“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為思想主線，社論批評“我們領導者中間有些人思想落後於實際”，“安心於一種落後的發展速度”，“犯了右傾的保守主義的錯誤”。社論要求採取“使廣大群眾振奮起來”的領導方法，批評了“按常規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難，看不見新鮮事物，看不見新問題，看不見先進經驗”的“保守主義的領導方法”。[14]

　　為自己的“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勵，毛把蘇聯的那一套經濟建設方式看作是“緊箍咒”。借着蘇共“二十大”對於斯大林的批判，毛強調要走中國自己的不同於蘇聯的加快建設的路子。他說，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這樣也有好處，打破“緊箍咒”，破除迷信，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1956年3月，在主持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強調：“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15]在這個背景下，4月間毛的著名講話“論十大關係”，應該看作是毛試圖總結他的經濟建設思路的一種努力。這篇講話開宗明義即強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6]雖然這篇講話比較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但是，毛的落腳點還是在於“鼓勁”，強調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17]從這些講話中，我們看不到毛有什麼“心情壓抑”；相反，這時的毛雄心萬丈，準備在經濟建設上大顯身手，創造出不同於蘇聯經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問題是，好景不長，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進路線主導下，1956年開年不久，中國經濟即呈現“全面緊張”的局面，表現為各個行業盲目發展、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職工總數增長過快、生產秩序混亂、資金供應緊缺、貨幣發行量劇增等現象。為了應付這種局面，負責經濟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陳雲等，提出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種主張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進的方針，並通過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傳達到全國。[18]1956年的下半年因此成為“反冒進”的半年。

　　這時候，毛落了下風。在這種狀態下，毛不是不善於採取守勢。毛對這篇社論“很不滿意”[19]，但他當時僅僅表態“不看了”[20].無疑，毛澤東憋了一肚子氣。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後，只有當毛重新奪得了主導權之後，在“南寧會議”上，他不僅公開了自己對這篇社論的不滿，而且採取了激烈的反擊行動，“把這篇社論當作靶子，系統地批，嚴厲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1]9月份，中共“八大”召開時，正是劉少奇等人的主張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而毛當初所確定的“八大”要“反對右傾保守”的基調，已經不見蹤影了。劉等人對於“八大”的這種主導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速度和建設方式上，而且表現在政治路線和權力架構上。在蘇共“二十大”之後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陣營“解凍”潮流的影響下，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七大”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強化了黨員權利和黨內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線的確定方面，儘管毛對“八大”有關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異議，但是整個中共領導層對毛此議似乎並未認真對待。在權力架構上，毛退居“二線”，而且下一步更有僅作“榮譽主席”的安排。從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20年來，毛的威望、地位、權力和影響，在中共內部乃至中國政治中，總是在不斷增長，此時卻第一次出現了衰退。

　　當然，“退居二線”是毛“主動提出”的，從黨章中取消“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便據此論證，當時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劉少奇等之間並沒有權力鬥爭。[22]但是，“主動提出”可以是一種試探，而劉少奇們當仁不讓，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們也並不知道。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點想法。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說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23]顯然，毛在擔心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毛對“八大”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學那樣，認為是什麼“偉大勝利”，他怎麼會說整個1956年自己心情壓抑、不舒暢呢？

　　二、1957（上）：從“鬧事”到“整風”

　　1957年進入多事之秋，毛這一年的政治運程與1956年形成鮮明對比。1956年，以6月份為轉折點，毛開高走低，從豪情萬丈到心情壓抑；1957年也是以6月份為分界線，他卻開低走高，重新取得了中共決策與中國政治的主導權。毛是怎樣做到呢？筆者發現了兩個轉折：一個是從“鬧事”到“鳴放”的轉折；一個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通過這兩個轉折，毛實現了他的勝利。

　　1、“鬧事”

　　1957年開初，形勢對毛、乃至對整個中共並不有利。1956年冬到1957年春季這大約半年的時間裡，據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共有1萬多起罷工和1萬多起罷課。[24]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在1月18日至27日舉行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此有一番議論。他說，好多地方學生鬧事，一些教授中出現了“不要共產黨”、“社會主義不好”等怪議論。毛把這些現象和蘇共“二十大”掛起鈎來，並且認為可能出現相當嚴重的局面。他說：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要從最壞的可能設想，準備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繼續暴露出來的各種思想。[25]按照毛的這些講法，他顯然是把這些所謂“鬧事”看成敵對事態。他當時也確實談到了“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意味着把這些事態看作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根據鄧力群的回憶，毛在那個時候開始強調，“三大改造”完成以後，階級矛盾並沒有完全消滅。[26]

　　不過，事情的蹊蹺在於，毛澤東隨後所確定的對待所謂“鬧事”的公開口徑與處理方式，卻與這種看到“螞蟻出洞”、強調階級鬥爭的判斷很不一致。2月間，毛提出了他的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2月27日，也就是省委書記會議之後整整一個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其中第9節專門討論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這裡，毛的判斷與1個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毛認為，發生鬧事的最為重要的因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因此，相應的對策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1個月前，他憂心忡忡地設想“最壞的可能”和在中國出匈牙利事件；現在，他卻說：“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裡，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27]

　　毛為什麼忽然變得這樣開明了呢？同一篇講話接下來的一節透露了某種消息。那裡，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壞事變好事”的說法，提到因為這些壞事而“無權將變為有權”[28]——當然，明里是就國際形勢而言，沒有說這也適用於黨內的權力鬥爭。

　　在民眾“鬧事”的同時，毛也試圖“鬧事”，開始尋找機會發泄自己1956年的那種“壓抑”心情。也是在1月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在18日會議開幕講話時，第一次在黨的高級幹部範圍內公開表達了他對於“反冒進”的不滿。當然，這時他的表達還是相當溫和、委婉的。毛說：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右傾，這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29]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同一個會議上，先是毛在那裡對“反冒進”發牢騷，然後，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卻對毛不多加理會，而是繼續講他們的“反冒進”思路，並按照這一思路布置經濟工作。在1月18日的會上，緊接着毛的講話之後，陳雲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試圖總結1956年財政經濟工作的情況和經驗教訓，大談“經濟穩定”和“比例關係”的重要性，提出了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0]陳雲強調，要“適當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等。根據中共官方史學家的看法，這些措施對1957年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31]在此之前，1月8日至10日連續3個晚上，毛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了小範圍的會議，座談1956年的經濟工作。陳雲在發言中大體陳述了他1月18日講話的基本內容。[32]1月10日，陳雲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該小組被賦予“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權力和職責。[33]

　　上述情況存在兩個疑點。首先，從1月27日到2月27日這短短的1個月內，毛澤東為什麼改變了他對於“鬧事”的看法和對策？其次，毛澤東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不滿，已經在公開場合有明確的表達，為什麼他的政治局同事們並不重視？目前所能看到的歷史材料還不足以完全回答這兩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問題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聯繫起來考察的。根據並不充足的相關歷史材料，筆者對此提出3點推測：

　　第一，陳雲對於1956年經濟工作的看法和相應的經驗總結，在中央領導層中有相當普遍的共識；而毛的看法則與這些共識有很大距離，他的權威因此被領導層的共識所壓倒。也是在毛召開的頤年堂會議上，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發言中，一致認為1956年“冒了”。陳雲講話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沖昏頭腦”一詞，薄一波列舉了1956年經濟生活中的10個問題；李先念則從財政的角度認為1956年“冒了”30到35億。[34]毛對這4人的發言作了詳細筆記，還把薄一波的看法總結為“薄十條”[35]，說明毛無法輕忽這些財經重臣的看法。必須指出，這時距離中共“八大”結束才3個來月，毛對於中共中央的高層政治生活比較不那麼具有權威。毛在經濟問題上的發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這一段期間，顯然比較不受他的同志們的重視。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儘管毛對“反冒進”不以為然，陳雲他們還是照樣講話，並且被賦予統管全國經濟的重大權力。

　　第二，雖然陳雲們有表達觀點的機會和領導經濟工作的權力，這並不表示毛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他們的觀點。相反，毛堅持自己的看法。在頤年堂座談之後，他於1月18日公開了自己對於“反冒進”的不滿。按照毛的思維方式，在居於少數的時候，他會認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數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邏輯，有這麼多的領導人反對他的觀點，正說明問題嚴重，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來解決問題。事實上，歷史資料說明，毛一直堅持認為，這些財經事務領導人是右傾保守的，雖然他在1957年1月並不直接表達這個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經過了以“反右”為軸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態發展之後，到了毛已經掌握政治主導權的“南寧會議”上，毛才對他們算舊帳。他說，1955年12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會上，周恩來受到嚴厲批評，以至打算辭職。[36]陳雲則此後基本賦閒。毛還在會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說：“我看你不是右傾的話，至少也是中間偏右！”[37]“南寧會議”之後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的批評繼續加碼，說所有那些主張“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五十米遠”。[38]這時，毛直接用“右派”作為基本的政治坐標，把他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圖在政治上壓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運動之前，有同樣看法的毛，卻不能這樣痛快地表達，也不可能改變中央的經濟工作方針和經濟工作權力架構，更不可能讓自己的看法占據至高的政治優勢。在劣勢的情況下，如果毛因此會思考通過什麼手段才能取得對薄一波們說這個話的優勢地位，恐怕也是一個所謂政治家很正常的反應吧？

　　第三，利用群眾“鬧事”所表達的不滿，打擊一下這些“當權派”的“官僚主義”，恐怕就成為毛的一種戰略選擇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維，毛從“鬧事”中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於是，毛要利用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問題”來為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權力目的服務了。可以推測，當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這裡時，他豁然發現，群眾“鬧事”不僅不可怕，而且可以“壞事變好事”了。怎樣把它變成好事呢？毛有他的“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句話，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期間講的，[39]而那次全會正是“反冒進”的高峰。可以想象，毛從他感到“壓抑”之時就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種“壓抑”狀態，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導權了。1956年冬天，他已經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風”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戰略戰術隨着“鬧事”等事態的發展而逐漸在頭腦中清晰了，這就是：藉助社會壓力，實行黨內“整風”。

　　2、“整風”

　　毛馬上行動起來。1957年3月，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開始布置“整風”，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他主張“放”。[40]然後，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並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在當地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風雨將至、“螞蟻出洞”的那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統統“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並豪邁地發問：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誰怕批評？[41]對毛和他的聽眾來說，答案當然是毫無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