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42]原定1958年進行“整風”，1957年僅是進行準備並在適當範圍試行。[43]但是，毛已經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黨內發布“整風”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內用電報報告：“你們對人民鬧事採取了什麼態度，黨內某些人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維護他的共產黨政權、因而敵視乃至鎮壓群眾的罷工罷課等行動的官僚們，放到這樣的問題下質問，毛的意圖，對於我們已經了解他早些時候對所謂“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判斷的後來者來說，一下子就變得十分清楚了：為了打鬼，藉助鍾馗，這是毛的一貫手法。“鬼”總是那些人，就是黨內並不亦步亦趨跟隨毛的人：“鍾馗”很多，這一次是“鬧事”民眾。

　　但是，“鬧事”鬧過之後，不能繼續鼓勵。這是一位不好使喚的“鍾馗”，難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弄於股掌，指揮如意。為了更好地達到“打鬼”的目的，毛還要請新的“鍾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指示說，“現在整風開始，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毛強調，“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45]於是，轟轟烈烈的“鳴放”運動開始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毛又提出了一個甚為敏感的問題。他提出，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並且首先是面對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對陳叔通、黃炎培談了這個想法，並“囑我們（即陳、黃—引者注）透露消息”。[46]這個消息產生了複雜的政治效應。陳、黃等人馬上誠惶誠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黨內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線”，也贊成毛卸任國家主席，甚至贊成毛在適當的時候卸任黨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們，在毛看來，是更加體恤毛呢，還是有些不夠意思呢？社會上有傳言，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90％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當然，毛後來確實辭去了國家主席，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動及其效應不是產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後果嗎？其一，這就為“整風”注入了有關高層權力鬥爭的想象；第二，造成了毛是開明的、而另有領導人是官僚主義後台的印象，而那些領導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勸進表態，不是也有助於讓人在對比中看出那些剛剛在“八大”取得治國大權的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問題嗎？“整風”“鳴放”的矛頭應該指向哪裡，難道毛沒有給出暗示和指引嗎？

　　三、一九五七（下）：從“整風”到“反右”

　　問題是，“鳴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開。“鍾馗”被請來了，它卻連“老鬼”一併打擊，儘管“老鬼”本是請他來打“小鬼”的。“整風”開始後，毛澤東很快就覺察到，“大鳴大放”的矛頭所向並不只是針對他認為屬於官僚主義的現象及其權力代表，更不僅是針對“小和尚”，而往往會針對“老和尚”，[48]針對毛本人，針對毛所領導的這個黨和毛所創建的這套制度。有的批評意見明確說，“三害”（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49]就是毛提出辭去國家主席這件事，一些知識分子也另有看法。在決定展開對所謂“右派”的“反擊”之時，毛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這種看法：“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50]就是否害怕批評而言，毛其實是紙老虎。從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算起，黨外人士發表意見不過10天而已，毛就已經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黨外人士中發現了“右派猖狂進攻”。可是，這篇文章當時秘而不宣。[51]因為毛認為，“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進攻”這樣一個判斷的同時，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黨，“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52]大約是根據這一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在5月底還三番五次動員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發表鳴放意見。[53]動員成功的結果，就是那篇以批評“黨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最遲，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的隔天之前，毛還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後一個要求“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54]為了下一步的輝煌戰果，毛要中共黨員幹部、也要自己“硬着頭皮頂住”。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時候，毛還沒有忘記“一雞兩吃”地利用“右派進攻”的“剩餘價值”，即通過這樣的“整風”來“揭露”黨員幹部的“缺點錯誤”。[55]另一方面，在“誘敵深入”的同時，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殲敵”的信號。5月25日，在接見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毛在簡短的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而“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經鮮明地把他的所謂“辨別香花與毒草”的兩條根本標準突出了出來。30日，毛要求胡喬木轉載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時轉載適宜”的問題。[57]《人民日報》是6月8日轉載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黨委“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的那一天，“反右”運動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與1956年6月毛對《人民日報》有關“反冒進”的社論送審稿採取“不看了”的消極態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異常亢奮。繼6月8日“這是為什麼”的《人民日報》社論之後，6月10日，毛親自部署“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不平常的春天”，這也是經過毛親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長江三峽游泳。[58]7月9日，毛從外地通知中央，“反攻應當擴大”。[59]

　　顯然，自從開始“整風”，毛就增加了對中央決策權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開，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導權，很有高枕無憂的感覺了。到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即“八大”開過整整一年之後，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線，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會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還附和“八大”對於社會矛盾的判斷，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雖然那時他也強調“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61]

　　在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毛還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兩種方法”的問題，即“一種慢一點、差一點，一種快一點、好一點”。[62]毛的主張，只能是“快一點、好一點”的那一種。那麼，有人主張“慢一點、差一點”的方法嗎？是什麼人在主張這種方法呢？當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實上，1957年早些時候，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頗為理論化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強調，經濟建設方面存在着客觀規律和主觀認識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64]當然，毛不會認為自己屬於“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誰是這些人呢？當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已經屬於敵人，而在那個時候，毛還認為那“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後，在毛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的時候，那些“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就成為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概括地說，通過“反右”，毛在兩個層面上奪回了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第一層關乎如何界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確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方位，如何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從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第二層關乎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就是採取什麼樣的道路、方法和步驟來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兩層的背後，就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從來不是空洞的東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體現為這兩個層面的影響力。在掌握了這樣的影響力之後，毛對於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權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後轉述的“同志們”的看法，從“南寧會議”前後開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薄一波認為，這“標誌着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進”和“右派”聯繫到一起，他認為“反冒進”與所謂“右派進攻”是互相關聯的，前者為後者鋪路。這樣，在1957年夏季及此後，那些一年之前還在積極地“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為了顯示自己與“右派”並沒有政治上的關聯，就不得不特別拉高“反右”的調子。也如薄一波所回憶，這“表現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來同志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那一篇報告，痛駁右派，壯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65]

　　這裡，一個可能引起興趣的問題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蓄意“引導”所謂“右派向党進攻”而造成，還是“整風”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說法，按照常見的對“反右”運動的分析，似乎應該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再有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的看法，特別是強調這兩個轉折的着眼點都在於毛從他的那些經濟現實主義派的黨內領導同志手裡爭奪政治權力的論點，則似乎容易導向後一種結論。實際上，筆者對此沒有定見。這首先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史料來回答這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應該說，前一種看法可以得到較多史料的支持。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整風”伊始，毛就說過，“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裡首先指知識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經有了對知識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毛更明確地寫道，“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67]顯然要轉過頭來對付黨外人士了。“整風”對於毛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強調過，“整風”是“天下第一大事”。[68]這可以幫助說明，毛在構思、部署和發動“整風”之際，應該是有所謂“一盤棋”在胸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傾向於認為，第二個轉折，即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在決定第一個轉折（即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時有所前瞻並有所預謀的。因此，“反右”可以說是一個陰謀連環套，“陰謀後的陰謀”，“陰謀中的陰謀”。陰陰為陽，是為“陽謀”。

　　不過，筆者並不願意把這種看法推到某種極端程度，認為毛自始至終成竹在胸、操縱全局、指揮如意、節節推進。誠如赫魯曉夫所言，“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69]換句話說，毛從來都是一個陰謀家、戰略家、權術高手。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毛能夠未卜先知；相反，毛總是隨時根據形勢調整自己的戰略，同時保持他的目標不變。正是因為這樣，毛在1957年製造了兩次轉折，得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鬧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時候，藉助群眾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評來打擊和壓制黨內有不同意見的領導人；而在這種批評質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時候，又反過來強調階級鬥爭，以此壓倒中共“八大”集體確立的政治路線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線。從“鬧事”到“整風”，藉助“鍾馗”可以“打鬼”；從“整風”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擊“鍾馗”。形勢歷經轉折，毛的目的只有一個：奪回權力。知識分子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兩敗俱傷（當然，這一次，後者比前者傷得輕多了；真正的兩敗俱傷要等到七、八年之後），而唯有毛取得了勝利。

　　四、1957――1958：從“反右”到“大躍進”

　　一旦毛的政治主張通過“反右”而占據了中共的主導地位，毛就要實施自己的主張了。必須指出的是，毛這時的主張固然強調階級鬥爭，但並不因此排斥經濟建設。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經濟建設的主張和路數就是了。結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勝利，我們就可以嗅到“大躍進”的氣味了。因此，1958年，從政治上說，是從“反右”運動取得所謂“勝利”的時候就開始了。

　　毛從“反冒進”之後的一年多內不怎麼談經濟問題。從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起，他又開始大談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問題了。10月9日，毛在山東莒南縣厲家寨大山農業社爭取豐收的報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本人則在10月中再次親自修改這份文件，並要求很快在報上公布“綱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寧會議”，大肆批評“反冒進”，並在此後親自統攬了經濟工作的大權。[72]這等於說，毛澤東不但從“二線”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站到“一線”，而且在“一線”特意選擇了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這項兩年之後他自己承認“我就不大懂”的領域。[73]然後，就是“大躍進”了。在“大躍進”高潮中舉行的“八大二次會議”，其政治結論和政治意義，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那種內容了。按照毛自己的總結，是個“馬鞍型”，兩個“高潮”之間一個“低潮”，“低潮”就是“反冒進”。[74]換句話說，“反冒進”和“反冒進”過程中舉行的“八大”使毛的權力進入“低潮”；而“整風”、“反右”則改變了這種狀態，把毛再次送上了專制權力的高峰。

　　結論：動態的歷史，政治的樞紐

　　經過對歷史發展脈絡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說本文有兩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從“鬧事”到“整風”、從“整風”到“反右”，有兩次轉折：毛先是企圖利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民主黨派來反對黨的官僚，用所謂“整風”打一下劉少奇們；但很快他就發現這一戰略並不奏效，相反，知識分子的矛頭對準了整個黨國制度，包括毛本人。於是，毛就反過來，對知識分子痛下殺手，用血淋林的鎮壓凸現所謂“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你死我活，他則仍然勝利占據中共路線和權力主導的制高點。過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個轉折，但第一個轉折則往往被忽略了。由於這種忽略，“鳴放”運動的出現就顯得突兀而缺少邏輯，或者容易被理解為毛和中共有其開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觸及到制度根本的時候才被迫還擊，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詡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從上文的敘述和分析中我們看到，“引蛇出洞”僅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間毛的戰略，並不能完全解釋此前毛為什麼發動“鳴放”運動。只有看到第一個轉折，事情的脈絡才變得比較清晰一些。可以說，看到了這兩個轉折，在歷史層面，才能夠較為清楚地展現歷史的動態；而在概念層面，也才能較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極權制度下專制權力運作和專制制度運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圖景。

　　本文的第二個發現也展現了歷史的動態，那就是：毛澤東並不是從來不要搞經濟建設。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熱衷於所謂“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鼓吹提早實現現代化，“15年趕上英國”。但是，毛並不尊重經濟規律，更不懂得現代化建設。這就導致了毛與他的那些試圖了解經濟規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建設的同志們之間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現為對國家決策和治理權力的爭奪。毛的許多聽起來很具有進步性的看法，比如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對蘇聯經驗的不滿、對所謂群眾首創精神的尊重，其實都是和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為了維護和推展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而提出來的，因此並不具有真正的進步意義。反過來，他的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經濟規律的黨內不同意見持有者們，比如陳雲，也不過是在與毛的對比中比較具有接近實際的品質，而放到另外的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備這種品質了。

　　毛完全放棄經濟建設、一心專注階級鬥爭，是經過了本文所研究的歷史階段之後又一個回合的鬥爭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以及此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度主導政局的那段故事了。這段歷史非本文研究範圍。但是，歷史有時候驚人地相似，其中總有其千里灰線的聯繫和脈絡。1958年起的“大躍進”，可以說是1956年毛澤東經濟冒進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勢，則很像“八大”前後的情景。至於“文化大革命”，則就是“反右”運動的轉胎及其登峰造極的發展了。比如，1957年的時候，大學生當中還有很多是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毛不想使用；但經過“鳴放”運動，毛也領教了知識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喚，於是“文革”伊始毛改為發動青年學生“大鳴大放”。又比如，“文革”時中共經濟務實派的領導人仍然是鬥爭的目標所在，不過，從“反右”到“文革”，毛已經把他們從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看成為“敵我矛盾”了。再比如說，從“反右”到“文革”，知識分子都一同遭殃，因為他們與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樣，對毛來說，同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權力上的兩個心腹大敵。可以說，毛生活在兩個“權力場”之中，一方面他面對所謂“階級敵人”，包括所謂“右派”；另一方面他則面對黨內潛在的對自己的主張和權力的挑戰者，即1950年代的所謂“右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在毛這裡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對毛來說，只有掌握無人能夠質疑和挑戰的權力，才能取得所有這些鬥爭的勝利。為了這樣的勝利，毛權謀百出。不過，如果我們有歷史的眼光，並不難發現，毛亦不過“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倆，乃至一些細節，也有很深的脫胎於“反右”伎倆的痕跡，包括“出巡”時機的掌握、安排在長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轍。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