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時代的大陸帝國
西方海權的興起，最初並不代表陸權的衰落。如果我們身處十六世紀，最看
好的當是回教勢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時代受了很大的打擊，雖然其腹心地帶的西
亞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卻隨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侖布發現新大
陸後，土耳其帝國仍進軍東南歐，至1529年甚至圍困歐洲心臟地帶的維也納。十
葉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紀初誕生，是波斯帝國在突厥人領導下的重造，亦是現代
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兒的後代侵入印度，仍自稱是"蒙古人"，建立輝
煌的莫臥兒帝國。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帶橫行，導致許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
地盤西起摩洛哥、東至菲律賓南部，北達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換而言之，當西方開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並占據美洲這個新大陸之同時，
回教在歐亞非舊大陸和印度洋都發展了新地盤。其在南菲律賓和西非沿岸的勢力，
甚至還沾到了一點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邊。在十六世紀的棋盤上布成這樣一個局，
其實頂不壞，誰會預測它後來會變成輸家。
在西洋海權時代，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則變成中俄兩國的天下。這兩個定居
的"火藥帝國"從東西夾攻，把最後的草原帝國消滅殆盡。1581年，俄羅斯已派哥
薩克人進入西伯利亞，至1639抵達太平洋岸，1647年開始侵略黑龍江流域，後為
清帝國所阻。滿清以"邊疆國家"覆滅明朝，未入關以前已經降伏漠南蒙古。入主
中國以後，代表定居帝國向內亞洲進軍，於十八世紀中期消滅盤踞新疆的漠西蒙
古勢力，並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內亞洲被中俄兩國瓜分幾盡，剩下的西土耳
其斯坦在十九世紀被俄國吞沒。
滿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擴大一倍，加入了滿蒙藏，重建了廣義的"天下"。
從漫長的中國史來說，清代該是中華大陸帝國"功德完滿"的階段。歷朝的第一大
患--傳統的內亞洲防線問題--被它基本解決。清朝也把歷代的內部威脅--外戚、
宦官、強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歷代最儒家化的皇朝，連皇帝都謹守它的
教誨，因此沒有太壞的君主，在現實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學術是傳
統學問的總結帳，不但把儒家經典全部整理了，諸子百家也考據普遍，似乎舊學
問也已經走到盡頭。因此，清代中國在西洋人面前吃癟，並非中華帝國已經走向
頹廢，反而是發生在它各個方面都臻於完善的時刻。
無疑，在西方稱霸海洋時代，掌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帝國仍有對抗的余
地，甚至還可以造成分庭抗禮的氣勢--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國。中國在現代革命
以後也起而效尤。但回顧過去五個世紀，不論在政治、社會、思想、文明各方面，
開風氣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權國家。大陸帝國背負傳統的包袱--無論農耕帝國
還是草原帝國的--比較沉重。
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都必須設定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才能把廣袤的大陸帝國
維持不解散。
在"後蒙古"時代的俄國，恐怖的伊凡為了建立專制國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
滅殆盡，代之以"服役貴族"。彼得大帝進一步把這個階層栓在國家役使的功能上。
該時社會上極大多數人已降為農奴，彼得將其奴役加深，去滿足服役貴族的需求，
作為他們被國家奴役的補償。俄國專制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
利用傳統的東正教來控制愚昧的農民，另一方面用實施某程度的歐化（現代化）
來肯定現形式的國家機器之存在，以及其鐵腕手段的合理性。在處理帝國境內的
其他民族上，俄國模式採取的是強制性俄化政策。這個模式唯有中央不斷施用高
壓，才不導致分崩離析。
中國模式在近代之前該說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襲貴族階
層，用科舉的方法從民間挑選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流動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
區。他們組成文官體制替皇權的秩序服務，但比較不脫離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
維持社會均平，不讓出現太大的階級分化。它也力圖減輕城鄉矛盾，避免造成西
亞和南亞的軍事集團和都市豪商勾結共同剝削農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
軍商勾結，保障了內部和平，但代價是只能採取守勢的國防政策，不能像西歐那
般不斷把軍火工業推往前走，用戰爭來養活武器市場。
自宋代以來，市場化和契約化已經變成普遍，因此國家不再能採取秦漢時代
那種"抑商"手段。事實上，帝國的龐大領域有賴商業網絡凝合，北邊的國防軍需
亦得靠商人運轉。因此，這個時代的"抑商"，是將商人活動限制在維繫大一統國
家這個目的之內，不讓他們形成本階級的意識。這個措施相當成功，即使到了帝
制晚期，商人資本仍傾向朝土地方向發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團認同。同一個保持
穩定的意向，也令帝國政府對任何"海外關係"極端不信任。
這整個意識形態體現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現代中國的革命政權的
教訓所示，一個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統治集團，在發揮它的功能的同時，也會墮落
為國之大蠹，自身變成製造社會兩極化的媒介。它雖然防止了軍商勾結，但引來
的也會是同樣不妙的官商勾結。到了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轉由農民戰爭
來執行。中國的農民起義，從東漢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國"，都是打着均
平的旗幟。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植根於中國文化深層的特色。中國這樣一個能把世界最
龐大的人口保持在一個歷久不散的團體內，其付出的代價是各單元都不該走向分
化，也不能過分壟斷。一位西方學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業組織方式和同代的中
國作比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業家已有控制生產過程各環節的意欲：從採購原
料，到分派給各地的紡織戶，到再分派給加工單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
晚期的中國，很少有操縱生產作業全部過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國的市場機制比較
發達，各種服務在市場上都可以購得，因此出現"用商業代替管理"的安排。"但總
體來說，一個累聚成規模龐大的工業，不是靠擴充生產單位的體積造成的，而是
憑市場串連日見增長的大群小生產者，整個結構各部分之間的直接功能整合盡可
能低。"
從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釋看問題，可視為不能讓一方壟斷，"讓大家都有口飯吃
"的心理。
中國是這一千年來世界上政治、社會、文化最穩定的地區。這個罕見的成就
也是致命傷：新的結構性的變動難以產生。
中國歷史的"長時期"結構
第一個"中土"帝國其實已結束於漢帝國的覆亡。與西方羅馬帝國不同，中華
帝國的框架屢次獲得新生。蠻族入侵使羅馬帝國永不復元，卻被中土文明多次吸
收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國上承北魏，乃具鮮卑血統的統治集團與漢人士族合
作的產品。在野蠻民族的漢化使北方獲得更生的同時，中原舊族則移植和開發南
方。於是，一方面中土舊體制獲得持續，另一方面地盤卻從北溫帶擴充到亞熱帶。
隋唐以後南北兩區得賴大運河這條大動脈整合。在中國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國
"也將中土帝國規模擴充為東亞帝國的規模。
進入公元第二個千年，這個模式重複出現。隋唐"第二帝國"解體後，宋明兩
個中土皇朝都先後亡於"外族"的蒙古與滿州，後兩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同時，這類中國化的邊疆國家又把東亞帝國擴充到內亞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華南地區興起的趨勢，使經濟重心移到江南，並順理
成章地走向海洋。這個軌跡可勾畫如下：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國從北溫帶延伸到亞
熱帶，第二個千年則出現從亞熱帶走向熱帶的衝動。在忽必烈派遣海軍去打爪窪，
以及明成祖用更龐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這些宏偉的業績背後，是沉默的中國商
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動的波浪。唐代在華南只開廣州一埠，從宋到元，甚至包
括國家壟斷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華南--都設有一連串的海口在吐納着遠洋貿
易。這一帶可以說已經變成大陸帝國的"經濟特區"。
因此，第二個千年造成的大趨勢是：中國的發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
東。今日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調整南北的先進和落後關係，但這個對比還是比
較輕微的，難題是如何發展整個大西部。
的確，第一個千年末，中國的首都已經越來越往東移--從長安到洛陽到開封。
從宋朝開始，首都--開封、臨安、燕京--都得靠在大運河邊上，因為它是南北經
濟的大動脈，而較落後的北方越來越依靠富庶的華南支持。至於古代的"關中"，
早已被這個時代潮流遠遠拋棄於後。
既然如此，為什麼首都一定得設在北方?
為什麼政治中心不能和經濟重心合而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須在北
方，而且還必須處於北方國防線上，除非這個朝代不是大一統政權。事實上，中
國歷來定都於南方的政權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對中國的威脅多來自西
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國都亦設在長安或洛陽。然而，從755年的安史之亂開始，一
直到二十世紀，亡國的肇機皆來自東北地區。剛進入第二個千年，這個地區已興
起史無前例的新型邊疆國家--遼與金--它們成為宋朝的大患。繼起的蒙古則在滅
金的條件下滅南宋，而造成漢人的天下首次全亡於"外族"之手。後來明亡於清、
日本人侵略中國，以及共產黨之取代國民黨，都從東北開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設在農耕和草原交界的東
北國防線上--金、元、明、清都奠都於燕京。歷來能統一或征服中國的武裝力量
也必來自北方，甚至連兩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國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過
是將蒙古人趕回漠北，蒙古人放棄對漢人的統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個游牧帝國，
繼續對縮小了的中國造成威脅。至於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則是半壁江山。
內亞洲既然是帝國第一防線，自南宋以來形成走向海洋的華南則勢必屈居附
庸地位，它用"南糧北調"的方式支援北邊的國防。而南北的這種協調也成為整合
面對內亞洲的華北和面向海洋的華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這個雙面神(Janus
-faced)式的帝國歸根結底仍然是大陸性質的，它對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國"部分會
感受威脅。明清兩代都實行海禁。台灣在清代開始成為對大陸中國的一個具體威
脅，這個威脅至今照舊。
當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時候，它的人口約一百萬，只抵中國沿海的一個大縣，
其海上力量不見得超過明代的沿海豪強。但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大西洋國家如今都
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語民族，從一個島國繁衍為美國、加拿大、澳洲
等大國。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還很多。中國在這個千年內不面向海洋的
後遺症是造成今日人類百分之二十三侷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現象，在世界史
上是一個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洋時代已經結束。邁入了核戰時代，內亞洲還是沿
海是第一國防線的問題也變得無謂。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太空和電子資訊的時代，
用什麼態度應付它，足以構成一個新的挑戰。在這個轉型期間，回顧一下這一個
千年是怎樣走過來的，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性格，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局面，留下
了今日的難題，是十分應時也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簡介：孫隆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斯坦
福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
大阿爾伯特大學，現任教於美國田納西州猛菲斯大學。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
構》、《未斷奶的民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