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預測，美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的地點將可能是，1945年的秋天在九州地區 [ 註：日本西部的一個島嶼。 ] 登陸，1946年的春天在關東地區 [ 註：包括東京在內的日本東南部地區。 ] 登陸。我們第二一六師團是擔任九州地區防禦和決戰任務的機動兵團，按照作戰計劃將在熊本 [ 註：日本西南部的一個縣。 ] 平原展開隊伍，假如美軍在南九州的什麼地方登陸的話，我們第二一六師團就要迅速機動到美軍登陸的那個地區迎擊美軍登陸部隊。但是這一作戰計劃後來被放棄了。因為到了8月份以後，在近畿 [ 註：包括京都在內的日本中西部地區。 ] 地區各地編成的決戰師團最終都向九州地區轉進了。而我們第五二四聯隊卻在這個時候發生了痢疾和傷寒，因此部隊的轉進日期也向後延期了。就這樣，本來應該在熊本縣北部的山鹿、來民地區集結，其中一部分兵力用於修築道路，以便於機動作戰的我們第五二四聯隊，就在姬路的營房裡無所事事地混日子的時候，迎來了戰敗投降。

　　《波茨坦宣言》的內容是經過刪節以後才在日本的報紙上以很不引人注目的形式而被報道的，但鈴木首相所說的“我們不理睬它”的講話卻被日本媒體廣泛地加以報道。而對廣島投放的原子彈充其量只是輕描淡寫地報道說是“新型的炸彈”，“相當的損害”，使遭到原子彈轟炸的事實真相完全被掩蓋了起來。與原子彈爆炸所帶來的衝擊相比，給日本以更大打擊的是蘇聯的正式參戰。1945年8月9日的黎明之前，在發布對日宣戰公告的同時，蘇聯紅軍突破中蘇國境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當時的偽滿洲國)。因為我知道關東軍的主力部隊早已經轉往太平洋戰場，因此我感到這場戰爭敗局已定的最後時刻終於來到了。

　　這一場戰爭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的。1945年8月11日，日軍的通訊隊通過監聽美國的舊金山廣播電台的播音，得知了反法西斯盟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照會。在姬路市中心的住所被燒毀以後，我就把住處搬到了郊外的一個地主的家裡，房主的弟弟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回到住處以後，房主(我想他是一個銀行職員吧)就告訴我，他弟弟認為日本恐怕就要投降了。房主問我，日本的投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嘴上雖然回答說：“大概不會有那樣的事情吧。”但實際上，我內心深處對於日本恐怕很快就要投降了的事實充滿了不安。

　　可是，所謂本土決戰的準備仍然像至今為止所做的工作那樣還在繼續進行着。把我們第五二四聯隊運送到九州的行動，定於1945年8月16日開始，我們第三大隊作為聯隊的最後部隊於1945年8月20日從姬路市出發。

　　 1945年8月15日，我們第五二四聯隊的全體軍官集合在聯隊本部，收聽了關於昭和天皇發布投降詔書的廣播。其實，從前一天晚上開始，有關天皇發表投降詔書的消息就已經在暗地裡流傳開來，但官兵們不願意相信的心情還是非常的強烈。廣播的時候，天皇的聲音混雜着雜音，聽起來很費勁，但是天皇所說的“忍受難忍之忍”的話不管是到了哪裡，都能聽得很清楚。我明白這是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宣言》了。其實，我們這些集合在一起的軍官們也都懷有日本即將戰敗的預感，聽了天皇的投降詔書的廣播，只不過是確認了這一事實罷了。

　　我們第五二四聯隊的聯隊長片岡中佐聽了關於天皇的投降詔書以後，發表了很短的一段訓示。他表示，除非有其他新的命令，否則我們部隊就要按照原來接受的命令，向命令所要求的方向轉進，因此遵照預定計劃，明天(即1945年8月16日)開始向九州進發。戰敗、投降這些事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明顯。軍心也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動搖，士氣越來越低落。但是在當時，軍隊的紀律和秩序還是可以勉強保持的。

　　第二天，我們第五二四聯隊急急忙忙地從姬路市向着九州出發了，只留了我們第三大隊。報紙和無線電廣播開始像打開了閘門似的大量而廣泛地報道日本戰敗投降的真相。作為帶着一千多名部下的大隊長，對於戰敗投降這樣的事態應該怎樣應對和處理，我感到不知所措。師團長也好，聯隊長也好，都去了九州。我與應該給我指揮和命令的上級一點兒也聯繫不上。因此，我自作主張地要求鐵路當局編成臨時列車，率領我們第三大隊於1945年8月18日登上列車從姬路市向着九州出發了。可是，後來我考慮，如果不是特意去九州，就留在姬路辦理復員退伍的各種手續也沒有什麼不好，但在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而且作為我部下的幾名中隊長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出過與我的決定不同的意見。看來還是因為處於戰爭期間的軍隊擁有強有力的權力和權威，所以鐵路當局很痛快地接受了我們的要求，為我們準備好了列車。

　　從姬路市到熊本縣，路上要花一天多的時間。在關西 [ 註：日本本州島的西部地區。 ] 地區各地出生的士兵們看來，儘管戰爭結束了，但部隊卻是越走離故鄉越遠，恐怕他們心裡也都會感到不安吧。我們第五二四聯隊駐紮在姬路的時候，軍心就已經開始動搖、渙散，有不少士兵乾脆脫離部隊，一走了之。甚至在前往熊本的途中都有人當了逃兵。好不容易到達了熊本，聯隊本部駐紮在熊本縣平野以北的溫泉町山鹿，我們第三大隊的宿舍被安排在山鹿東面也有溫泉的來民町。結果我們在來民町一住就是接近半個月。

　　 1945年9月初，我們第五二四聯隊終於接到了解除武裝、全體復員的命令。我們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以後，部隊全體又被送回到了姬路市，在那裡最後辦理好了復員的各種手續。在我們第三大隊本部的所在地——來民小學校的校園裡，大隊全體官兵集合，交出武器之後，舉行了燒毀大隊隊旗的儀式。我面對大隊全體官兵發表了最後一次訓示，希望大家回到故鄉以後為祖國的復興儘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後，大隊副官給大隊的隊旗澆上油，點着了火，大隊的隊旗在一團火焰中頃刻化為灰燼。儀式結束之後，我回到了我們當時用作大隊長辦公室的小學校長室，校長先生走進校長室，一邊說：“請您心裡多多諒解”，一邊忍不住的一滴又一滴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灑落下來。當時，我在那一瞬間什麼感想也沒有，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感覺到無比的疲憊不堪。自從天皇的投降詔書被播放出來以後，一直忙於向九州的轉進、武裝的解除、復員的辦理，這些都是我第一次經歷的事情，作為大隊長的我必須負責任地予以妥善處理，因此也沒有流過眼淚，所以面對校長先生的落淚，我不由得感到驚訝不已。

　　由於道路交通情況不好，所以我們被送回姬路的旅途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無法繼續忍耐和等待的士兵們一路上紛紛脫離部隊逃走，即便是作為軍隊也無法再維持嚴厲的紀律管制了。1945年9月17日，我們部隊終於乘坐火車從熊本出發了。恰好在那時我們遭遇上了襲擊西日本地區的枕崎颱風，結果火車線路被颱風破壞，列車根本不能通行，而鐵道的修復工作又進展得非常緩慢，因此從下關到姬路的這段路我們聯隊一共走了整整三天。

　　 1945年9月23日，我們第五二四聯隊全體復員。當時，國內復員的各個部隊都把堆積得像小山似的各種物資，如被服、食品、日用品等分配給了自己部隊的官兵以後才正式復員解散，因此遭到了國民和輿論的批評。而我們第五二四聯隊卻是經長途跋涉、遠道而來之後才解散復員的，所以部隊解散時沒有給士兵們分配過任何東西。而且士兵們因為距離自己的家鄉越來越近，思鄉心切，歸心似箭，一聽到解散的命令立刻就一溜煙似的紛紛跑回家了。

　　送走了士兵以後，對於聯隊長以下的各級軍官來說，還有一些關於製作復員文件的工作。在加古川上游的一個有瀑布的地方有一家旅館，我們聯隊本部的一個下士官說他與那家旅館有點親戚關係，我們就住進了那家旅館。到那裡以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製作完成了各種復員文件。因為我們第五二四聯隊是一個新組建的部隊，所以很簡單地就製作完成了與復員有關的各種文件。在流經這一帶地區的加古川，用漁網撈取的試圖跳上瀑布的鯰魚，是當地的著名特產。因為正好是盛產鯰魚的季節，所以我也試着用漁網撈取那些試圖跳上瀑布的鯰魚，結果還真的讓我撈上來了一條。

　　 1945年10月初，有關復員的工作全部結束之後，聯隊的各級軍官也都解散了。因為我的故鄉在奈良，所以我拿着給奈良聯隊區司令部的命令出發了。到達之後因為沒有任何工作，把我編入了預備役，然後我就回到了老家。就這樣，我的從軍生涯到此就算是完全結束了，從此以後，與日本陸軍的關係和緣分也就徹底地斷絕了。

　　我從奈良市出發向位於奈良縣的南葛城郡葛城村的金剛山山麓的高鴨神社走去。因為我的祖父 [ 譯者註：實際上是母親的父親，即中國人所稱之外祖父 ] 就在那裡充當神社的神主(即主持人)，而在東京遭到美軍飛機轟炸期間，我的母親和妹妹都已經疏散到高鴨神社來了。我一回到家裡，母親就把一個郵政儲蓄的存摺交給了我，對我說：“你的薪水全都存在這個存摺里了，你還是拿上這些錢再去上學吧。”在我從軍的四年期間，所有的薪俸都轉交給了家裡，四年間全部薪俸的總金額還不足5000日元，但在戰前，這也算是一筆相當不小的款項了。因此，我決定一個人前往東京，準備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母親從東京疏散出來之際，把我們的房子借給了關係親密的鄰居，他們同意我到東京以後可以使用我們的老房子裡面的一間房屋。所以我決定不管怎麼樣，先到了東京再說。

　　在這一期間，日本戰敗的現實也迅速地具體化了。1945年9月，日本政府方面向臨時國會就戰敗的經過作了報告，緊接着有關戰爭的實際情況也逐漸明朗化了。特別是美軍通過新聞報道機關來披露戰爭真相的策略和做法非常有效。美軍占領當局開始逮捕日本戰爭罪犯，追究他們所犯下的戰爭責任。作為軍人，對戰爭、戰局的情況多少有某種程度的了解，在了解有關戰爭全局的同時，也讓我們知道了這完全是一場無謀無謂的戰爭。與此同時，我也更加強烈地感到了天皇應該負有的戰爭責任。

　　在聽到日本戰敗的現實情況以後，我就曾經考慮過，恐怕天皇還是應該以自殺的形式來承擔戰爭責任，這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很多的軍人、政治家都以自殺的形式來承擔了戰爭責任。而作為最大的戰爭責任者，把大多數國民驅趕到了萬劫不復的死亡之地的人正是天皇。在為了天皇的名義下，我的朋友和部下丟掉了自己的性命。我自己也常常覺得，在戰場上不知什麼時候就可能為了天皇而命喪黃泉。儘管如此，天皇在一紙詔書上冠冕堂皇地說了一通什麼“朕為護持國體，依賴忠良國民之赤誠，常與國民同在”的空話，就算敷衍了事了。但是，很多的國民對於為了天皇而失去自己生命的這件事，到底是怎樣考慮的呢？基於這樣的一種心情，無論是對於天皇這樣一個作為個體的人，還是進而對於天皇制這樣一種國家政治制度，我內心的批判都變得越來越強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