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宇航員自述：我在“和平”號上的６個月

倍可親(????)香農·露西德，女，生物學家，現年58歲，3個孩子的母親，美國航空航天局資歷最老的女宇航員之一。1996年3月，她搭乘“阿特蘭蒂斯”號航天飛機升空，在“和平”號軌道空間站上生活了188天，至今保持着美國人逗留太空持續時間最長的記錄。露西德前後5次太空飛行，累計233天。現在，她在美國約翰遜航天中心負責國際空間站項目的地面控制工作。她並沒有就此告別太空，仍然隨時等待召喚，準備再次升空。

　　“和平”號即將完成歷史使命之際，露西德的回憶，提供了了解“和平”號的獨特視角。

　　(一)生活

　　抵達“和平”號的最初幾天，我逐漸了解了兩位俄羅斯同事--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和工程師烏薩喬夫，並掌握了“和平”號的基本構造。“和平”號由一個基座和一個球形對接平台組成。對接平台就像一套房子的門廳走廊，而平台上的6個對接口則相當於通向不同房間的門。當時停靠在對接口上的有1982年發射的量子-1號功能艙、1986年發射的量子-2號功能艙、1990年發射的“晶體”號飛船和1995年發射的“光譜”號飛船。我抵達不久，俄羅斯又發射了“自然”號飛船，這是專門為我準備的實驗艙。白天，我在“自然”號內做實驗，晚上返回“光譜”號就寢。

　　我們每天日程都由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西北郊的科羅廖夫航天控制中心制定，因此，“和平”號上實行的是莫斯科時間。控制中心每天都會把下一天的日程安排傳給我們。我們把這份日程安排叫做“24小時表格”，雖然“表格”的具體內容每天不同，但總的來說，我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

　　早晨8時是起床時間，鬧鐘一響，我就必須起床，20分鐘內穿好衣服，洗漱完畢。通常，我最先戴上的是通信話筒和耳機，向地面控制中心匯報“我已經起床了”。我們並非每時每刻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與控制中心聯繫，只有當“和平”號掠過某個地面通信站上空時，我們才可以通話。這樣的通話機會每90分鐘有一次，每次10分鐘。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要求我們每個人每次都與地面聯繫一下，以便接受最新指令。對我來說，與地面通話就像課間休息一樣，令人感到輕鬆愉快。

　　起床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與兩位俄羅斯同事共進早餐。一起吃飯可以說是“和平”號上最美妙的一件事。原先，我以為太空中千篇一律的伙食很快會讓我感到厭倦，但事實上，每頓飯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們把“和平”號上儲存的脫水食物用熱水重新泡開，我與兩位俄羅斯同事互相給對方調製各自國家的特色菜，還經常把嘗試着把不同品種的食物混合在一起，做出新的口味。我最喜歡的早餐是一袋俄式蔬菜湯加一袋果汁，最對我胃口的午飯是俄式土豆加肉泥，而俄羅斯同事最鍾愛的伙食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塗抹上美式蛋黃醬，然後混在一起吃個痛快。

　　早餐結束後，一天的緊張工作就開始了。我的工作是為美國航空航天局做各項實驗，而我的俄國同事則負責維護和維修空間站。由於當時“和平”號已經超期服役了5年時間，足足是其設計壽命的一倍，所以，奧諾夫里揚科和烏薩喬夫的工作非常繁重。他們得更換老化的零件，每天嚴格檢查“和平”號上供氧及壓力艙等對我們生命至關重要的部件。

　　除工作之外，我們每天還得堅持鍛煉，防止肌肉在失重狀態下萎縮。“和平”號上的健身器材包括基座內的兩台跑步機和“晶體”號上的一台自行車測力器。俄羅斯生理學家為我們制定了3套分別長達45分鐘的健身方案，我們每天做一套，如此周而復始。說實話，健身是我在“和平”號上最痛苦的體驗。首先，為了重新獲得重力感，我必須把一套像馬具一樣的設備套在身上，然後連接跑步機上的橡皮帶，利用橡皮帶的拉力使自己穩穩地“站”在跑步機上。其次，由於跑步機噪聲巨大，跑步時無法與同事對話，跑步也變得異常單調。為此，我只好戴着隨身聽；6個月時間裡，我把空間站上的所有磁帶聽了好幾遍。

　　每天下午，我們都會忙裡偷閒，3人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完成所有工作和健身計劃後，我們才能享用晚餐。晚餐後，我們還得收拾“房間”，把這一天的生活垃圾堆積在一起，轉移到“進步”號貨艙中，並把第二天的食物準備好。每隔一端時間，“進步”號會把我們的生活垃圾運回地球，再把新的生活補給品運來。

　　每晚11點鐘左右，“和平”號會在一天內最後一次飛越地面通信站上空。這時，我們會收到第二天的“24小時表格”，並與地面互致晚安。回到“光譜”號飛船，我鑽入睡袋，臨睡前打開筆記本電腦，通過無線通信設備查看和發送電子郵件。控制中心會把我寫的電子郵件轉發給家人。發完信，我關上燈，很快進入夢鄉。我總是一覺睡到第二天早晨8時，由熟悉的鬧鐘聲把我叫醒。

　　(二)實驗

　　在“和平”號上的生活規律雖然從未改變過，但我們並不感到單調無聊。對於像我這樣從事研究的人來說，“和平”號上工作條件正是夢寐以求的：我擁有自己單獨的實驗室；可以獨立做實驗；一項實驗做膩了，還可以換一項。此外，我還可以得到來自地面的指導，航天局兩名官員隨時把我的問題轉交給美國和加拿大的有關專家，再把提示及時轉達給我。

　　我負責28項實驗，目的只有一個：觀察微重力狀態下的實驗及結果與地面重力環境下的實驗及結果有何不同。第一項實驗是觀察日本鵪鶉蛋在微重力狀態下的孵化情況。我把與我同機抵達“和平”號的30隻鵪鶉蛋放入一個孵化器，16天后每天拿出一隻鵪鶉蛋放入多聚甲醛溶液，以阻止其繼續孵化。這些被固定在不同孵化階段的鵪鶉蛋隨後搭乘貨艙返回地面，接受進一步研究。

　　聽起來這也許是個容易做的實驗，但實際上，微重力狀態下把鵪鶉蛋放入溶液是相當複雜的工作。一旦實驗過程中有一滴多聚甲醛溶液泄漏，那它就有可能飄浮到宇航員的眼睛裡，造成嚴重燒傷。為防止意外，溶液存放在3層外殼包裹的容器內，整個容器又放在一個特製密封袋中。我必須通過袋子上向內凹進的手套形狀，完全憑手上的感覺把每個鵪鶉蛋準確放入容器內。

　　我離開“和平”號之前，地面研究人員就已經結束了這項實驗。他們發現，鵪鶉蛋不能正常孵化的比率為13%，足足是地面的4倍多。研究人員認為，低輻射造成了這一結果。統計顯示，在“和平”號上承受的的輻射相當於一個人每天接受8次X光照射，雖然不會傷害宇航員的健康，但對鵪鶉蛋有影響。

　　我做的時間最長的實驗是在“晶體”號的溫室內種小麥，觀察小麥的生長和成熟情況。由於小麥可以為長期太空飛行提供氧氣和食物，因此實驗的意義非常重大。而之所以選擇小麥，是因為它的生長周期較短，便於觀察。

　　我把小麥種在硅酸鹽土壤中，濕度、溫度和光照都由電腦系統控制。按照計劃，我與兩名俄羅斯同事定期給小麥拍照，在不同階段“收割”部分小麥，並把小麥存放在抑制生長的固定劑中。大約40天后，終於出現了麥穗，我高興得大喊大叫。

　　幾個月後，接替我的美國宇航員約翰·布萊哈收穫了成熟的小麥，連同那些固定劑中的小麥送回地面。美國猶他州大學的科學家們研究了這些小麥，發現麥穗中竟然空空如也，一顆麥粒都沒有。他們猜測，空間站空氣內低含量的乙烯可能污染了小麥，造成小麥未能結出麥粒。不過，另一位美國宇航員邁克爾·福阿萊此後在“和平”號上試種油菜籽倒是獲得了豐收。

　　“和平”號上的實驗，使我意識到載人空間站的意義。實驗過程中，我可以根據情況調整實驗環境和內容；設備出現故障時，我與俄羅斯同事可以及時修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親身觀察實驗進程，記錄一些攝像鏡頭無法捕捉到的細微變化。正是由於載人空間站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我負責的28項實驗中，有27項獲得了成功。只有一項因為器材無法修復而不得不中止。

　　(三)安全

　　對於整個“和平”號計劃來說，造價昂貴的空間站及其設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宇航員的安全問題。我在空間站上從來沒有為安全擔心過，因為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和工程師烏薩喬夫總是給我帶來十足的安全感。儘管“和平”號當時已經超期服役5年之久，不少部件都因為遭受過多輻射而老化，但兩名俄羅斯同事幾乎可以完成所有修理任務。在我看來，他們幾乎無所不能，與這樣“超人”的同事一起工作，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此外，設計考慮非常周到，空間站上不僅儲存了許多零部件，而且還配備了一個救生艙--“聯盟”號飛船。即使“和平”號出現了嚴重機械故障，宇航員也能搭乘“聯盟”號地返回地面。出現各種小機械故障可以說是經常的事情，不過只要時間允許，我們就有職責和義務儘可能地查找故障並加以排除。

　　當然，生活在“和平”號上也不是一點危險也沒有，艙內大火或艙內壓力驟然降低的意外，都將極大地威脅到宇航員的生命。這兩種情況在我離開後的1997年都發生過，所幸當時的宇航員們都很快排除了故障，沒有因此遭受傷害。

　　宇航員精誠合作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語言的隔閡、性別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別都沒有成為我們共事的障礙。我的兩名俄羅斯同事從來沒有因為我是美國人而對我有所排斥，只要情況允許，我們3人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餅乾，談天說地，探討工作。工作出現差錯時，我們從來不互相埋怨。

　　長達6個月的太空生活有許多片斷值得我銘記終生，但我最難忘的，還是與俄羅斯同事的一次聊天。一天傍晚，我們聊起了我的童年。我告訴他們，我小時候上學時經常遇到空襲演習，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鑽到課桌下面。從小，我都生活在蘇聯發動核戰爭的恐懼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俄羅斯同事們也有相同感受。奧諾夫里揚科和烏薩喬夫幼年時也擔心美國的轟炸機會把他們生活的村莊夷為平地。

　　說完這段經歷，我們相視而笑。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當時那種莫名恐懼是多麼荒謬幼稚。我們的國家以前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而現在，一名美國人和兩名俄羅斯人不僅和諧地生活、工作在一起，而且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好奇希望有一天中國和美國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