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45年12月中旬左右吧，我從位於奈良縣的南葛城郡葛城村金剛山山麓的高鴨神社出發，為了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而單身一個人到東京去了。1945年12月1日，奈良聯隊區司令部發出了解除我的預備役的命令，這樣一來，我跟日本陸軍的關係就一點兒也沒有了。隨着日本戰敗投降，陸海軍全部解體，無論從名義身份上來看，還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我都不再是一個軍人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報紙上登載了關於給予陸海軍學校畢業者以大學入學考試資格的報道。陸軍省、海軍省都向文部省提出要求，從第二年(即1946年)4月開始，對於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的畢業生們，只要他們能夠考上大學，就允許他們進入大學學習。這一文件提出的要求對於文部省和各個大學來說成了一個難辦的問題。

　　就有關1946年大學入學考試的各種事項，文部省於1946年2月21日發出了《昭和二十一年度(即1946年)大學入學者選拔要項》的文件。這一文件對於大學的入學考試資格作出了規定，給予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等與舊軍隊相關的學校的畢業生以入學考試資格，但是只此一回，下不為例。同時這一文件又規定，某一大學所招收的通過入學考試考上大學的舊軍隊相關學校的畢業生，只能占該大學學生總定員人數的一成以下。另外，這一文件還第一次為女性打開了進入公立大學的大門。作為戰爭期間的臨時措施，高中的修業年限被縮短到了兩年，由於恢復了原來高中修業三年的學制，所以1946年春季沒有高中畢業生。因為這樣一個原因，各個大學準備招收的新生員額也都大幅度削減。1946年的大學入學考試也因此而被稱之為對於“白線浪人”(即高中畢業以後沒有直接考上大學或就業，在社會上遊蕩的人們)的救助考試。

　　為了配合與適應上述的政策動向，舊日本陸軍為有志於大學入學考試的年輕軍官們開設了預備學校(即考前輔導學校)。在東京的預備學校位於世田谷區的三宿 [ 註：東京都的一個地名。 ] ，由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師們擔任預備學校的教師。我到東京來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進入這家預備學校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之前的輔導和學習。

　　這一次到東京來，距離上一次的東京之行已經過去了八個月。我在東京站下了火車，再乘坐電車前往中野方向。於1945年5月遭到美國空軍飛機轟炸的山之手一帶那種悽慘、荒涼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了。從中野火車站的南口遠眺，目光越過一片被燒毀了的荒地，能夠看見新宿那邊三越和伊勢丹 [ 註：三越和伊勢丹都是日本著名的商社和百貨公司。 ] 的店鋪房屋。從中野火車站步行，道路兩旁也都是被大火燒過的痕跡。走近我們家所在的街區，可以看見我家只是被燒掉了一個角落，家裡那間六疊的西洋式住房以前就是我的房間。

　　第二天，我前往位於三宿為舊軍人開辦的大學考試預備學校，辦理了各種入學手續。預備學校的學生們幾乎每個人都穿着軍服。我通過學校方面了解了一下，開設的學習科目只有英語一門。開學以後才入學的我，也不是很容易地就能找到熟悉要好的同學和夥伴，而且因為每天通勤上學很不方便，所以很快我就開始缺課逃學，轉過年就不再去上學了。

　　 1946年1月4日，占領了日本國土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General Head Quarters)發出命令，褫奪軍國主義者、法西斯分子的公職。原日本軍隊的正規部隊的正式軍官全部都在被褫奪公職之列。這一命令的發布對於我們這樣的舊日軍軍官的前途和發展構成了許多的限制，但是我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心情和願望並沒有任何改變。1946年1月中旬，我二妹也到東京來了。她早已成為東京女子美術大學的大學生，這次來東京是因為大學重新開學，她來上學複課。借住我們家的加藤，因為他自己的家只是部分被燒壞了，所以不久就回自己家去住了。但是，我母親和三妹準備相伴回東京自己家的時候，卻因為限制進入東京的政策而受到牽連，一直拖延到6月都沒能來到東京。

　　就這樣，我和二妹兩人開始了在東京相依為命的生活。因糧食短缺，所以我經常外出到谷保的農民家去買紅薯和土豆。同時也多次往返於東京和奈良之間，到母親那裡去，把母親從東京疏散時帶去的物品和大米帶回東京。因此，有關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習幾乎什麼也沒有開始做。當然，說起來也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到底選擇哪一個大學的入學考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作出決定的事，不選擇專業，關於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習也就無法開始準備。雖說只是大學的入學考試，但實際上是決定自己將來到底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是一個到底想以什麼為人生目標的大問題。有關這一系列的問題，我都是在那個時期才最終確定下來的。

　　在戰敗投降之後，把有關戰爭的真相公諸於眾的新聞報道大量而廣泛地湧現出來。1945年9月4日至5日，國會召開了第88次臨時會議，說起來是為了起草和通過報告，追究以東久邇 [ 註：東久邇，日本皇族，戰後初期皇族內閣的首相。 ] 首相為首的內閣的戰爭責任而召開的會議，但實際上的會議內容並不是追究日本政府發動和進行的戰爭責任，而是追究日本戰敗的責任。在這次會議上，下村宏陸軍大臣作了報告，就日本陸軍的責任向國民道歉和謝罪，很是令人感動。但是，這僅僅是反省了陸軍的專橫擅權和恣意干涉國家政治以及行政事務的責任，並沒有觸及到日本陸軍謀劃、發動和從事戰爭的責任。當然，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操縱媒體和輿論導向的情況也是有的，所以有關戰爭的真相才會逐漸地被大量報道出來，最終大白於天下。其中所暴露出來的很多事實，就連我這個對外戰爭的實際參加者、當事人都是第一次了解到。特別是從1945年12月初開始，日本廣播協會(NHK,Nippon Hoso Kyokai)的廣播電台連續播放的題為《這就是真相》的節目，真是具有非常強烈的衝擊性。

　　 “想徹底弄清楚戰爭的真相”的這樣一種心情，雖然在我一向對之抱有疑問的戰爭期間就一直存在於我的心裡，但是在戰敗投降和戰爭真相被暴露的戰後政治社會的動向中，就變得越來越強烈。於是，我覺得應該學習歷史、政治等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特別是基於學習歷史學科的念頭，開始考慮參加大學歷史學科的入學考試。我的母親舉出住在神戶的母親的伯父是東京帝國大學的人文科學的專業出身，卻沒有能夠出人頭地的例子，勸我放棄考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念頭，因為母親希望我學習醫科，成為醫生。但是，我根本沒有考慮那種學習方向和人生選擇。

　　到了1946年2月中旬，私立大學很快就要開始發出招生簡章了。雖然我自己最希望考取的學校是東京大學，但是如果入學考試的科目合適的話，其他的私立大學我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因此我選擇了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科，並向早稻田大學提出了關於參加入學考試的申請。

　　 1946年2月17日，美軍占領當局和日本政府發布了《緊急金融措施命令》，並且從當天起立刻開始實行。命令要求全體國民把所持有的舊日元都兌換成新日元，舊日元的流通到1946年3月3日為止。所有國民的銀行存款都被凍結，每個家庭每個月最多只能從自己的銀行存款里提取300日元。這雖然是一種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但是，作為這樣一種政策的結果，只能是具有對普通國民的存款剝奪、沒收、巧取豪奪的意味。就我自己的情況而言，我在四年的侵華戰爭中作為軍官所得到的全部薪俸，都存入了一本郵政儲蓄的存摺，這一下子全都不能支取了，四年的全部薪俸轉瞬成空。我迫不得已，也只好硬着頭皮開始那種無論如何也要打一點什麼工，否則就要餓肚子的生活了。

　　 1946年2月下旬，我通過了早稻田大學的入學考試。為此花了不少錢，包括交付了入學金和半年的學費，然後辦好了入學手續。東京大學終於在1946年3月中旬發表了關於入學考試的通知，新生招收名額為往年的三分之一，考試日期為1946年4月的15日、16日兩天，因為各個學部的專業不同所以考試科目也有所不同，文學部的考試科目有外語和作文。對我來說，這兩個科目總還算是有辦法應付的，所以我就決定不要再猶豫不決，最終選定了文學部的歷史學科。

　　 1946年4月15日、16日進行了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我想，作論文對於自己來說沒有什麼大問題，我最沒有自信的外語考試也不過是極其簡單的初級問題。考生幾乎都是勤勞動員者(戰爭期間被動員參加勞動，因而沒能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們)那樣文化教育層次較低的人們。就這樣，我順利地通過了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東京大學的開學時間是1946年的5月1日。

　　在我參加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期間，國際形勢和國內社會政治仍然都在持續而劇烈的變動之中。延期已久的國會總選舉於1946年的4月10日開始進行。經過以大選區限制連記制度(即劃分的選區範圍較大，在同一選區內，多個政黨可以同時推出多個候選人參加選舉；在同一張選票上同時羅列多名候選人，選民可以圈定推選兩名以上候選人的選舉制度，又被稱為複數選舉制度)為特徵的這一次全國選舉，使得日本國內政界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鳩山一郎 [ 註：鳩山一郎，日本著名政治家，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任日本內閣首相。 ] 領導的自由黨在選舉中獲得141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以下按照選舉後各個政黨獲得國會議席的多少為序，開列各黨所獲得之國會議席數目及位次)其他政黨依次為：進步黨94席、社會黨93席、協同黨14席、共產黨5席。以幣原前首相為首的進步黨已成為國會的少數黨，卻仍然試圖繼續執政並掌控內閣里大臣的位置。因此，自由黨、社會黨、協同黨、共產黨等四黨在國會裡展開政治合作，聯合組成了“打倒內閣共同委員會”。此後，一直到1946年的6月1日吉田內閣成立之時，日本的國內政壇上出現了兩個來月的政治空白期。而我的大學生活也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動盪不安、政局變化多端的時期開始的。

　　在剛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我所關心的問題主要是有關戰爭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想進一步清楚地了解發動戰爭的責任問題。也就是說，究竟為什麼要決定進行一場如此殘酷慘烈的戰爭呢？到底戰爭的責任應該由誰、由哪個部門來承擔呢？諸如此類的一些問題。在戰爭結束以後，我閱讀了已成為暢銷書的森正藏所著之《旋風二十年》為代表的一系列書籍，並多方尋找、到處採購先後出版發行的暴露軍閥黑暗內幕的書籍、作品、讀物。像曾經擔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田中隆吉所著之《衝擊戰敗的原因》、像《日本軍閥暗鬥史》那樣揭露軍閥官僚勾心鬥角內幕的書，像馬島健所著之《軍閥暗鬥密史》那樣批判軍部獨裁的書，以及政治評論家岩淵辰雄所寫的對於集中了皇道派的軍部官僚展開嚴厲批判的許多論文，都是我在那個時候想方設法弄到手以後再加以仔細閱讀的。

　　在東京大學，各個學科和課程的講義數量和分量都不是很多，但選定下來的課程就必須去上課。坂本太郎副教授開設的《國史概論》的內容是日本古代史，特別是日本民族成長的歷史，他在課程里否定了那些《古書記》 [ 註：記述日本民族起源的日本史籍，但其內容虛構的部分很多，並非信史。 ] 所虛構的神話，採用了中國古籍《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裡關於日本古代歷史的記述，並且進一步教給我們學習人類學、語言學等歷史學之周邊學科的恰到好處的知識和新鮮內容。

　　在每天匆匆忙忙地上學的同時，我還必須為了生活而打工。有一天，也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歷史學科日本史專業的同學，但比我高一年級的帶金豐學兄突然出人意料地找到我，說是讓我參加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的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帶金豐也是府立六中的畢業生，在府立六中時是比我還要低四個年級的後輩，也是我前面提到過的歷史老師風間先生的學生。風間先生在戰後已經不再當中學教師了，他成為1946年5月在東京開庭的遠東國際法庭的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的局長。因為受到風間先生的囑託，所以帶金豐學兄來找我，讓我參加為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搜集和整理有關資料的工作。就這樣，我們兩人一起前往位於市谷的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的事務局去拜訪風間先生。

　　在市谷有原來陸軍士官學校預科學生的宿舍，學校的大門口總是站立着表情嚴肅、威風凜凜的憲兵。任何人要想進入大門都需要接受憲兵的訊問檢查，就像是走進地獄之門一樣。這是當年我們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學生們給學校大門起的名字。意思是說，每當外出返回學校之際，在大門口必定有像在地獄之門那樣的考問苛責在等待着我們。風間先生要我們完成的工作是，到各個政府機關去搜集用於辯護的資料。

　　當我們為搜集資料而登門拜訪各個政府機關的時候，各個政府機關接待我們的態度可以說是相當不友善的。雖說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是為他們昔日的同事們辯護，其實只不過是讓他們跟日本律師辯護團進行合作，但各政府機關的官員們討厭站在戰犯一邊、為戰犯辯護的心情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出來。實際上，不管是哪一個政府機關，僅僅在一年以前都還異口同聲地叫囂着什麼“鬼畜美英”、“聖戰完遂”的狂言，現在卻全都若無其事、心安理得地唱起了什麼“民主主義”、“和平國家”的高調，因此，他們都抱有不想跟戰犯合作的態度。在政府各個部門中，以和善的態度接待我們的只有管理復員軍人事務的復員局，這大概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 譯者註：也許是因為藤原彰是復員軍人的緣故 ] 。

　　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的團長是清瀨一郎，但實際上管轄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的日常事務的人，是陸軍士官學校第36期畢業生——大越兼二憲兵大佐。在戰爭期間，大越兼二憲兵大佐曾經在中野警察學校擔任過教官和憲兵司令部的總務課長，在戰後時代，大越兼二憲兵大佐仍然位居“日本陸軍再建派”的中樞位置。在作為中心人物的這種舊軍人的思想影響之下，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的環境和氣氛看上去是頗為反動的。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從一開始就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復仇”，“日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一貫是抱着這樣的態度。漸漸地，東京大學法學部的“綠會”組織了一個以“東京審判研究會”為名的研究小組，他們經常出入日本律師辯護團的事務局。這個研究小組在當時的東京大學裡也是非常罕見的右翼組織，所以得到了大越兼二憲兵大佐的喜愛和欣賞。而開始強烈地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帶金豐和我，無法認同和適應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的環境和氣氛，逐漸地遠離了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而僱傭帶金豐和我的風間先生自己，在大越兼二憲兵大佐之類的人物控制了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的情況下，對於事務局的工作也不怎麼熱心了。對於原來以科學性的歷史學研究作為人生目標的風間先生來說，恐怕是無法忍受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的事務局內部那種違反歷史潮流的空氣吧。當然，現在看起來，在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工作，絕對是一個搜集日本近現代史史料的大好機會，但是那個打工生涯剛開始不久我就不得不很遺憾地把它結束了。

　　我為東京審判日本律師辯護團事務局打工只有很短的時期，就到了暑假。在暑假中，由於作為特別研究生的山口啟二給我的幫助，我們計劃為學生們組織一個閱讀古代歷史文獻的讀書會。讀書會活動的場所就設在歷史編纂所的學生閱覽室，講課的教師有教授中世紀史的寶月圭吾先生和專門負責古代文獻史料的三成學兄，加上山口啟二，組成了一個陣容強大、成員優秀的讀書會。我記得讀書會所使用的教材是東寺百合文書。但當時，正是戰後相當嚴酷的食品短缺、生活困難的最為嚴峻的時期，參加讀書會的學生們從最初的七八人，逐漸一個人、兩個人的減少，最後只剩下了我一個人。這樣可真是對不起三位熱心的先生了，我自己當然不能就此懈怠，姑且竭盡全力堅持學習。得益於在這個讀書會堅持到底的學習成果，我對於日本中世紀歷史文書的解讀能力有了極為明顯的提高。

　　當時，好像就是在暑假之前吧，石母田正所作的題為《中世紀世界的形成》的著作由伊藤書店出版發行了。由於山口啟二的大力推薦，我們歷史研究室買了這部《中世紀世界的形成》，我正好利用暑假的時間認真地閱讀了這本書，作為暑假期間的學習。

　　對於我來說，石母田正所寫作的這本書成為第一本使我內心深受感動的歷史專業書籍。石母田正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戰爭在激烈地進行的時候，因此他沒有使用“左”翼的用語，用作者本人的話來說，使用的是奴隸的語言。這部日本中世紀史著作的內容是，以東寺領的伊賀國黑田莊的形成、興盛和土崩瓦解的過程與結果作為文獻史料，揭示出了日本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的規律。進入1946年9月以後，在日本史研究室成立了以“中世紀世界的形成”作為專題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在教授助手井上光貞和特別研究生山口啟二的指導下，每周學習一次。在戰爭期間對於言論自由的壓抑和控制之下，石母田正所寫的這本書並沒有失去對於未來的信心，使學生們都受到了同樣的感召。我也懷着同樣的心情和感觸，一邊仔細地閱讀了跟黑田莊一樣、有東寺百合文書影印本的若狹國太良莊的文獻，一邊準備選擇日本中世紀史作為自己的專業研究對象。

　　我們這個“中世紀世界的形成”的讀書會成了為掌握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學生們而開設的一個具有入門性質的學習會。而匯集到這個讀書會的學生們也進一步使讀書會發揚光大，後來以“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的名字而廣為人知。第二年，即1947年，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在東京大學的五月校園慶典活動中，舉辦了題為《戰爭與和平》的展覽會。為了舉辦這個展覽會，我們全體會員在一起緊張勞動，並肩工作，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感情和友誼。接下來，以青村真明為中心的學生們開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指導下，分頭執筆寫作第一本關於日本歷史的通史性著作《日本歷史讀本》，寫成後於1947年夏天由大地書房出版發行。這本書雖然成為暢銷書，但是由於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母公司和出版會社的破產，我們這些學生並沒有得到一分一厘的稿費或版稅。坂本太郎先生為我們寫作的這本書寫了序言，說我們是“後生可畏”。但我覺得，這不是坂本太郎先生在說前輩師長應該畏懼我們這些後生，而是我們作為後來學子應該理解為“後生們，還是應該恭恭敬敬、認認真真地學習啊！”所以，恐怕坂本太郎先生並不一定是表揚我們所寫的那本書的內容有多麼好吧。我執筆分擔了這本書的中世紀部分的寫作，雖然我對自己分擔的那部分寫成那個樣子感到不好意思，但不管怎麼說，那本書是我筆下第一次變成活字的歷史文章。

　　 1947年的秋天，為了出版以《東京大學歷史學講座》為題的論文集而舉行了講演會。青村真明和我擔當了這個講演會的一般事務，為講演會聘請教授和講師。我們兩人拜訪了以羽仁五郎、服部之總兩位先生為代表，包括石母田正、遠山茂樹等老師的多位先生。每位先生都說：我們是戰爭結束以後第一次來拜訪他們的學生。他們非常高興地歡迎我們，都很爽快地答應為我們的演講會舉行講座。

　　此後，因為拜訪諸位先生而嘗到了甜頭的我，經常去拜訪家住田無的羽仁五郎先生和家住吉祥寺的石母田正先生 [ 註：田無和吉祥寺都是東京的一個地區。 ] 。作為學生的我一點兒也不客氣，聽先生們暢談關於時局的感想，跟先生們就歷史研究對象進行商談。我更是常常不請自到，成為教我們中世紀史的石母田正先生家的不速之客，儘管是在我們大家的食品供應都不充分的年代裡，但我總是在石母田正先生家裡享受香噴噴的晚餐，跟石母田正先生交杯換盞，開懷暢飲，結果往往忘記了時間，錯過了末班電車，不得不從吉祥寺的石母田正先生家步行回到我自己在中野的家裡。

　　就在與石母田正先生的交往中，我們談到了有關我的專業研究和論文選題的一些問題。石母田正先生對我這樣說道：“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嚴厲鎮壓國民和嚴密控制言論的時代。在那樣嚴酷的社會環境裡，為了不迷失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方向，我只好躲進了歷史學的領域。但是，現在的我如果再回到年輕時代，我就不會逃人歷史學，而是選擇站在創造歷史的那一邊。”也就是說，石母田正先生將站在改變歷史、變革歷史的那一邊，將選擇現代史作為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石母田正先生的這一番話給了我非常深的感觸。羽仁五郎先生也對我說過幾乎是同樣的話。在我們的演講會上，羽仁五郎先生所發表的演講的題目就是《現代史》。羽仁五郎先生在演講中以富於鼓動性的語言和激昂的語氣這樣對我們說道：“各位，歷史不是用來敘述的，而是用來創造的。”

　　聽從了兩位前輩師長的勸告，我選擇現代史作為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的心情越來越強烈了。但最後決定性地使我下定決心的，是我在1947年冬季當上了東京大學協同組合出版部的編輯。我在該出版部承擔的第一份任務，是向以石母田正先生和遠山茂樹先生為首的，包括藤間生大、鈴木良一、井上清等嶄露頭角的新進學者的諸位先生約稿，請他們共同寫作《日本史研究入門》一書。每一位先生都像再也無法忍受戰爭期間那種學識被埋沒的情況似的，都非常痛快地接受了寫作任務，並且都在我們約定的交稿日期之前送來了稿子，對於編輯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樣的工作更令人愉快的事了。

　　東京大學協同組合出版部是為了出版發行日本現代史的通史類著作而成立的，到了1948年初，為了推進日本現代史的研究又組織了以日本現代史的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會。這個研究會聚集起來的歷史研究者除了我以外，還有東京大學文學部的荒井信一、經濟學部的生野重夫、醫學部的長坂昌人等，基於山口啟二介紹，我們請井上清先生作我們研究會的輔導老師。井上清先生在東京遭受大轟炸的時候把藏書都疏散到各地去了，現在又重新把它們集中回來，但是卻沒有地方安置它們，只能放在東京大學協同組合出版部的一個角落裡，而我們的研究會正好可以把井上清先生的這一部分藏書作為研究資料來利用。

　　我們這個日本現代史研究會成立以後，還沒有什麼非常有效率的活動。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荒井信一和我參加了學生運動，我們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都忙於學生運動那邊的事務。1948年，全日本一百多家國立學校，其中包括大學和高等專科學校，為反對提高學費而於6月26日組織了總罷課。荒井信一和我都是全國性學生運動的組織聯絡員，因此我們忙着往返於國內各地。以這一次全國統一罷課為契機，成立了全日本國立、公立學校自治聯合總會(簡稱“國學聯”)。到了1948年的秋天，全日本國立、公立學校自治聯合總會與全日本私立學校自治聯合總會合二為一，成立了全日本學校自治聯合總會。在戰後日本學生運動的初創時期，東京大學的日本史學科的歷史研究室全力以赴地組織成立了日本史學科各個研究室的協議會(研究室自主運營管理的自治組織)，這個日本史學科的研究室協議會後來成為整個文學部的自治會的母體和基礎，並且進而發展到聯合各個學部成立了東京大學自治聯合會中央委員會。以“國學聯”、“全學聯”為中心的全日本學生運動的有關情況，因為在其他的研究文章和史料以及回憶錄中有很多的記載，所以在這裡我就不再重複了。

　　 1948年的暑假期間，我和荒井信一等日本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集中到位於伊豆半島戶田海岸的東京大學療養所，對《日本現代史》進行通校、通讀的統稿工作。白天，我們總是出沒於大海的波濤浪谷之間，盡情地游泳；傍晚，我們劃上一條小船圍繞着曲折蜿蜒的海岬山崖隨風飄蕩；夜裡，我們到戶田附近的小漁村買回來酒菜，開懷暢飲，直到萬籟俱寂的深夜，過着一種悠閒自在、輕鬆愉快的生活。在那段時間裡，我們把集中起來的稿子最後都交給了井上清先生，由他看過之後再決定取捨。井上清先生批評我們說：你們大家所寫的稿子幾乎每一行文字裡面都有兩三個“的”字 [ 註：在日語中，“的”表示“性質、形態”或“關於、對於”等較為抽象的意思。 ] ，也太過於抽象了吧。結果，稿子全部由他一個人修改、潤色，最後定稿。因此而寫成的就是那本以《日本現代史·明治維新》的書名而享譽於日本歷史學界的名著。

　　就在這個暑假前後，我也終於決定了自己的畢業論文的題目。我反覆考慮，最後決定以被認為是日本現代史的轉折點，同時也是日本走向侵略戰爭的轉折點的1936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 [ 註：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陸軍的年輕軍官發動政變，要求建立天皇大權下的軍部獨裁統治。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推進了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政權的建成和加速了走向侵略戰爭的步伐。 ] 作為研究對象和畢業論文的主題。因此，我開始搜集與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真實情況相關的各種歷史資料，頻繁地出入位於國會議事堂之內的憲政資料室，調查翻閱《陸軍省統計年報》。而且，也開始重新在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舉辦的各種學術活動上拋頭露面，積極地參加了日本現代史分科會所組織的各種學術活動。

　　在重新開展各種學術活動的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簡稱“歷研”)，幾乎沒有研究日本現代史的專家。1948年的秋天，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和早稻田大學歷史學研究會共同主辦的歷史學講座在早稻田大學的校園內開課了。但是，由於當時沒有合適的講演者，所以就委派我作一個以《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形成》為題的講演。可不管怎麼說，我當時還僅僅是一個東京大學的本科學生，自己覺得一個本科學生在大學裡發表講演總是有那麼一點不夠恭敬和尊重的樣子，所以一再推辭。但是，歷史學講座的主辦方和組織者認為，確實沒有其他更為合適的人選了，因此再三地、熱情誠懇地向我發出邀請，我百般請辭不成，也就只好接受了這一講演的任務。在發表講演的那一天，我穿上了西服，以自己正在準備中的、以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為中心的畢業論文作為藍本，作了長達約兩個小時的講演，總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這個講演的任務。但對於這一次講演，我自己除了感到羞愧、汗顏和惶恐不安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深刻印象了。

　　我完成畢業論文是在1948年12月，當時東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會和全日本學校自治聯合總會的活動非常忙碌，所以我直到必須提交論文的最後期限，即12月的月末之前，一直夜以繼日地加班寫作，最後終於完成了不足二百頁稿紙 [ 註：日本學術界、出版界一般在計算論文或書籍的字數時，以400字一頁的稿紙為準。 ] 的畢業論文《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形成》。我的這一篇論文就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所闡發的主旨與當時社會上和學術界的流行說法完全不一樣。當時，一般都認為發動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日本陸軍青年軍官都是農村出身，因此他們同情同樣是農村出身的士兵們的困苦狀況，所以才決定以改變社會、革新政治作為奮鬥的目標。我對這樣的通行的結論表示反對。我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發動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核心人物和主謀者們大部分都是少將以上的高級軍官的子弟，他們敏銳地感覺到了天皇制度的危機，為了抗拒、反對日本的民主潮流，他們試圖發動反革命的政變以鎮壓革命運動。這一論文後來經過修改在歷史學專業的雜誌《歷史學研究》上正式發表，成為我最早的歷史研究成果。

　　就這樣，我邁出了作為日本現代史研究者的第一步。此後，我的研究道路和學術人生還有一些曲折變化，那些情況和過程都被我記載於以《戰後五十年和我的現代史研究》為題的論文裡，這個論文連載於《年報日本現代史》的創刊號(1995年)和第二號(1996年)，在這裡我就不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