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方言

阿唐

方言這個話題，很早就想拽上一拽，但是左古右狗了一番，卻又是七嘴八舌眾說紛紜，終不得要領。沒奈何，勉強以維基百科的說法為準，漢語方言大致分為七大類，分別是官話、吳語、客家話、閩語、粵語、湘語和贛語。好在方言的分類與劃分並非本文探討的重點，枝節上的分歧當不致影響龍門陣的喧囂，且聽俺慢慢道來。

（一） 南方話

與官話相對應的是南方的六大方言，其特徵是彼此不相通，使用的人口以及地域範圍都很小。這其中，又以粵語最具特色，影響力最大。記得一次與一位老外攀談，他問俺廣東話是否為中國官方用語？俺答否，僅有約5%的中國人使用廣東方言。聞言，老外的眼睛瞪的溜圓！可想而知，粵語的影響力之大。

說到粵語在海外的影響力，不得不提起一些海外著名城鎮的中文譯音，如加州的屋侖（Oakland）和三藩（San Francisco）、加拿大的溫哥華（Vancouver）和渥太華（Ottawa）等等，無一不是來自於粵語的發音。這是因為早期移民海外的中國人中，廣東人是其中主力的緣故。一直到今天，北美著名都市中唐人街的商業用語，仍然是以粵語為主。

當年孫文造民國，議員們在國會吵架確立孰種方言應該立為官話，入選之列的除了北京話之外，還有粵語和四川話。提議粵語為官話的議員們自然是來自廣東，而廣東的議員在國會中的比例頗高。還好中國人還是很有些智慧的，沒有被鄉情、首義等情節所困擾，最後依然延用了前朝的官話--北京話。

廣東在晚清時局中，之所以能夠開革命與風氣之先，蓋因有清一代的閉關鎖國政策。據說乾隆爺下江南逍遙的時候，撞見很多外國商船在江南海域活動，感到化外之民肆意游弋於中華神州的周邊，甚為不妥，再加上外商與中國居民的矛盾衝突日增，清庭不勝其煩，遂將全國沿岸的對外口岸悉數關閉，僅遺廣州一隅。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廣州就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廣東之民遂得以在漫長的閉關鎖國的歲月之中，一窺海外方物。

另外一個原因是，廣東福建靠海，自宋朝起，就有浮洋出國，下南洋求取生活的傳統，並且在東南亞一帶建立了一些華人在海外的殖民點。藉助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維繫紐帶，兩地人民由此斷斷續續地獲得了若干有關外部世界二手三手的信息，醞釀着反傳統不安份的溫床。而方言本身，也隨着下南洋的商人、賣苦力的豬崽，散布到了南洋的若干角落，廣東話在吉隆坡大行其事，檳城則是福建人的天下。

有語言學家認為，廣東話是一種漸進演變生成的方言，是古漢語與古越語混合而成。

阿唐以為此說很有道理。首先，廣東話是當今中國諸種方言中，最富歧義的一個，非常難懂，當年蘇東坡老先生就曾譏諷粵語為鳥語。甚至以粵語為母語的人，講普通話也是最爛的一個族群。以十個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為例，廣東話發音依次為：1鴨、2倚、3桑、4塞(sei) 、5嗯(eng) 、6樓、7嚓、8八、9勾、10薩，這其中除了聲母韻母的不同之外，粵語還有其特殊的發音方式，如短促音，發音近似的“八” 就是其中一例，粵語為bat。如果說粵語和普通話的差異，大到類似英語和法語的差異，大致上是不錯的。其次，廣東話中有很多語法結構與少數民族的語言類似，如雞公雞婆一類的倒裝用法。

另外，語言的演變，除開自身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民族的遷徙所引發的不同種語言的彼此融合。

漢人首次大規模進入廣東地區，是秦朝的趙佗兵團，50萬大軍，轟轟烈烈地殺入了嶺南。未幾，秦朝覆滅，趙佗乘機斷絕了與中原的棧道，面南自立為王。這50萬中原和關中的男人，於是在當地成家立業，娶妻生子，落葉散根，其後裔自然是漢越混血兒，其語言當然也就是漢越語的混合體。呵呵，這是俺的猜想，當不得真。真實情形大概是趙佗起始，漸進演變。

阿唐略通粵語，其聲調韻味與普通話毫無相近之處；不懂福建話和客家話，感覺上其聲韻似乎與中原一帶的河南陝西話有若干相通之處。

易中天教授有一個觀點：福建話是古漢語在福建階段性的沉澱。與漢人最初是以軍團方式入粵不同，漢人大規模入閩是以宗族為單位進行的，尤其是在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中原大戶紛紛衣冠南渡，浮海至福建定居，如此，一波又一波，星羅棋布地分布在福建河川的入海口附近。閩南話本身具有很大的相異性，一者漢人大規模入閩分布在幾個朝代，移民的漢語自然具有幾個朝代各自的特徵；二者福建多山川，從北到南被切割得非常零碎，彼此之間在地理上具有很強的孤立性，缺乏語言求同的動力。

客家話形成的時間應該晚於閩南話與廣東話，並且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之一，其接近程度甚至高過吳語。一直以來，語言學界就為哪種方言更接近古漢語而爭論不休。俺個人傾向於認為客家話更接近宋前後的古漢語，論據是，客家人具有強烈的保持固有傳統的習俗。有人說，這是環境使然，因為客家人在舉族遷徙中，時常處於周邊敵意民族的包圍，生存壓力很大，械鬥頻頻，因此本民族的凝聚力非常強烈。矯枉過正的結果，其它地區的漢人以及漢夷混血人已經與時俱進了，而客家人部落卻變成了古漢人的一個的影像，永久地凝固在歷史的一個階段。

吳地在地理位置上距離中原很近，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為中原文化所同化，但是吳語與官話的差異卻非常大，僅次於粵語與閩語。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阿唐猜想，可能是吳地的長江文明，其淵源流長枝繁葉茂並不亞於黃河文明，因此，具有很強的抵禦異化的能力。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吳語中的若干要素，與日語很接近。俺記得很多年前，聽兩個溫州人談話，真的有些日語的味道。

大致可以聽懂湘語，當然，是長沙的那種比較好懂的湘語。所有的方言中，湘語是最具有音樂美觀的，俺一想起湘語，腦海里就會蹦出一個詞彙：詠唱。湘語的一個特點是用名詞修飾形容詞，如瓦藍的天，雪白的紙。。。

不懂贛語。有人說贛語是吳語和湘語夾縫之中生成的，是二者的妥協。另外，贛語對於客家話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二） 官話

官話，大陸稱普通話，台灣叫國語，新馬謂華語。從稱謂上就能看出中共能夠得天下的原因所在了：匠心獨運、一碗端平、滴水不漏。無論是國語還是華語的稱謂，都有以一族之腔調冠諸族之首之嫌。而英語對於官話的翻譯是滿洲話，則全然不通，真正的滿洲話屬於阿爾泰語系，與漢語相去甚遠。

這官話一詞形容的恰到好處--官場上使用的語言。中央政府派駐地方的官員、經商的商人、求學的學子，彼此之間當然要使用官場通用的語言，否則的話，各操自己家鄉的方言土語，豈不是雞同鴨講麼？呵呵，所以孔老夫子當年周遊列國的時候，操的也是雅言，就是當時的官話。

官話的定義標準，通常為當時的國都及其周邊地區使用的語言。中國大部分王朝的都城都是在北方地區，如陝西的西安、河南的洛陽和開封(汴梁) 以及河北的北京，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官話不是中原話就是關中話，基本上與南方的方言無關。官話北音的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數千年漢民族從北向南的遷徙過程。

在語言學的分類上，官話的分布非常廣泛，不僅涵蓋了傳統中國本部的中原地區，而且包括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這一點非常出人意料，卻原來南京話、武漢話、四川話、西安話、瀋陽話都是屬於官話的範疇！

其實，一個北京人用半年時間學會一口幾可亂真的武漢話，一點兒都不難，同樣，俺見過太多的在北京讀書的武漢人說一口道地的京片子。但是，趨今為止，俺沒有見過一個老廣耍京片子的！呵呵，兩種方言的發音位置都很不相同，老廣講官話，太難了：)

從官話的地域分布，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近代中國疆域擴充的一個端倪：東北、西北和西南大致是從元代起，才開始相對完整和穩固地落入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另外一點是，北方中國的戰亂之頻密和民族融合之深度，都遠遠超過了南部中國，以至於語言特徵漸趨一致。

今天語言學界的觀點認為，現代官話的形成應該是從元代開始，來自北方操阿爾泰語的蒙古人、滿洲人、党項人，來自西方的色目人，他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一方面簡化了某些古漢語的發音音素，另一方面引進了某些阿爾泰語的發音特點，這種彼此交融的結果，官話與南方方言的差距就愈來愈大。實際上，從五胡亂華時期開始，蠻族們紛紛入主中原，中原的漢語已經發生了變遷，這也是宋朝的蘇東坡調侃粵語是鳥語的原因。

現代官話的最後定型，是明清兩代。

官話中的東北話是最好懂的。近代中國的移民浪潮中，漢人向東北移民是最晚發生的，闖關東的說法，充其量只有百十年的歷史，也就是從晚清末年開始。東北話在理解的難易程度上，以黑龍江話最為容易，吉林話居中，遼寧話最難懂，這一現象說明了近現代語言演變的趨勢是化繁為簡。黑龍江做為東北移民的最後一站，原有的方言特徵在遷徙過程中，被稀釋的最為徹底。遼寧話中最為難懂的大連話，則與山東話接近，拋開危險因素，海路是移民最為便捷的方式，山東方言的特徵得以保留的多一些。

康熙朝為了解決在京旗人的生計問題，大批操北京話的旗人返回東北定居，這批人對於東北話變遷的影響，可能也是東北話是諸多方言中，最接近北京話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影響的過程也可能是逆向的，即入關前滿人的漢話學自於東北漢人，也就是說先有東北話，後有北京話。

俺個人傾向於北京話是在滿人入關之後形成的，在諸多方言中，北京話中的古漢語因素喪失的最多，阿爾泰語的成分最多。俺曾經聽過不止一個南方人說，哈爾濱話要比老北京話好懂，顯然，滿人當年所操的北京話，是近代漢語中最為異化的一種。

北京話的另外一個現象是方言孤島。北京話僅僅局限於北京城、昌平和通縣等地，再往外走，就是河北話的天下了。北京話的使用區域大致與滿人當年傳統的居住區域重合。

同樣，天津話也有這種方言孤島現象。天津話只能輻射到塘沽，除此之外，都是河北話大行其道了。天津話的歷史要比北京話來的悠久，明初設天津衛，來自安徽的戍守士兵是這裡的最早居民，做為運河槽糧的重要樞紐，大批的山東船民在天津往來落戶，幾百年來，以安徽話為原料，以山東話為調味，烹煮出了今天的天津話。

方言孤島現象，在當年的三線建設中最為普遍。當時很多的工廠被整個從沿海地區和東北地區搬遷到了內地，與之相關的工人及家屬也全體遷徙到了三線。阿唐當年在鄂西北的山溝里，二汽的每一個分廠所操方言似乎均有不同：長春話、青島話、內蒙話、北京話。。。

說到移民，現代中國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移民發生在50年代，王震兵團集體轉業成為農墾大兵。以此為契機，大批的漢人遷徙到了新疆地區，短短十數年間，北疆地區基本成為了漢人的天下。新疆漢人的西北話在與北京話接近的程度上，與東北話不相上下。其形成過程，大致上是陝西寧夏方言的一種稀釋。

最後，說說四川話，或者說是西南官話。

當年有關國語再制訂的爭議中，四川話被提出來做為候選方言，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是從人口分布角度還是從地域遼闊角度，四川話都是榜上有名的。雲貴川三省，都是四川話的勢力範圍，區域內方言之間的相異程度，非常之小。甚至湖北沿長江的一些地區，與四川話也非常接近。這就是清朝初年的“湖廣填四川”和清朝中期的“改土歸流”的結果。

湖廣填四川，是從兩湖和江西向四川遷徙居民，以填補明末清初時期，被大西皇帝張獻忠大肆殺戮之後的人口真空。這裡科普一下，湖廣是指湖北和湖南兩省，不是湖南和廣東，很多人有這個誤解。湖廣是一個經濟政治區劃，清朝設湖廣總督，統一管理兩湖地區。

改土歸流，是剝奪土司對於其轄下地區的管理權，改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員負責直接管理。受影響的地區有四川、湖南部分地區，貴州、雲南的大部地區。隨後，漢人大批遷入上述地區，使得雲南貴州迅速漢化。四川話也就成為這一地區的流通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