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口號和理論體系進行的，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涉，但其淵源、性質、風格和命運卻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史土壤之中。

馬、恩曾斷定俄國在“傳統和制度，性質和狀態”上屬於“東方普遍奴隸制”，完全缺乏《共產黨宣言》中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生產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結構。俄國如果發生一場旨在土地和一切資源國有化的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曾反覆提醒說，西歐的共產主義一旦被實際推廣到俄國，共產主義將淪為“一種謊言，它的後面隱藏着極少數統治者的專制主義，這種謊言更加危險的是，它看起來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願”。恩格斯也預感到，有一種“預言家，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要求以這種身份取得政治獨裁和軍事獨裁”。

列寧一度追隨馬、恩，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的厭惡和深刻的警惕。他與馬克思的俄國大弟子普烈漢諾夫一樣，一度朦朧地看到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鬱前景。

但是，俄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狀況，卻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許不能稱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的革命，卻是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是一次異於西歐社會革命而別具另類人類意義的大革命。

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深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俄羅斯的地理環境更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徵。當黑夜降臨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時，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才剛剛迎來東方第一道曙光。俄國橫跨歐亞大陸，卻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羅斯在地緣空間上向東綿延，與西方先後經歷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現代科技浪潮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和歷史斷層。

歷史的演進極為巧合地與地理特徵相互疊加作用，共同推進了俄羅斯帝國的天命意識和救世主義。

從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大公與拜占庭結親並皈依上帝開始，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始以基督的名義，高擎十字軍旗幟發動“聖戰”。

自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國。1473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為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為蒙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為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但是，俄國與西方的差距並未因俄國歷史命運的演變而縮小，正是俄國自命的彌賽亞救贖意識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之間的“歷史張力”，加劇了俄國社會的深層危機。亞歷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對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黨人的覺醒和起義，極其戲劇性而嚴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國的內在矛盾。從此，俄國先進人物就開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精神反抗和社會革命，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着一個巨大現實，即以沙皇專制、農奴制和國家控制的東正教為支柱的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俄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終極意義上的救贖。

對沙皇制度的絕望和對西方的抗拒匯聚成俄國特有的末世主義和新的啟示。事實上，從彼得大帝以後歷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規模都遠遠不能填補俄國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對現實和歷史道路的幻滅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後俄國效法並趕超西方所引發的所有社會關係、思潮、事變的必然結果，也是西歐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造成的諸種歷史動因在俄國激起的回應。對於列寧、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領導人而言，正如美國的社會主義者約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觀察到的那樣，“布爾什維克領導着勞動人民，以疾風驟雨之勢掃清了歷史的陳跡，把一切都孤注一擲地放在他們那迫切又偉大的希望上。不論人們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觀感如何，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事件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興起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非凡的大事。”

蘇俄一改與西歐相比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形象和心態：專制、愚昧、黑暗、落後……十月革命藉助戰爭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轉換：俄國不再是西歐資本主義的仿效者，而是世界歷史的引領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消除人類躁狂精神病周期性發作的悲劇，並為人類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礎”（《列・托洛茨基自傳》）。歷史真理的光芒從此由克里姆林宮放射而出，將照亮巴黎、倫敦、柏林等西方資本主義的黑暗角落。

預言得到應驗

雖然列寧生前已預感到，俄國革命可能由於布爾什維克領袖之間的分裂而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並以其最後的生命反覆告誡說，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還微不足道，在一個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法令，按共產主義原則來管理國家，是行不通的。

並組織了工農檢察院，並且在其遺囑中逐一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個人品德”，並且用極其明確的措辭要求把斯大林“撤下來”。他還是無法想象，在他身後，革命將會發生何等嚴重的變形和倒退。

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列寧身上最動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權力與脆弱易變的人性之間，列寧來不及、也不可能設計一套確保革命政權不被篡奪、革命權力不被出賣、革命目標不被背叛的制度。

幾乎與此同時，關於革命歷史命運的論爭開始出現。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是第一位為十月革命歡呼和辯護的歐洲革命家，這位被資產階級稱為“嗜血的羅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發出嚴重警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集會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逐漸滅絕，社會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來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領袖卡爾・考茨基預言俄國革命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政變”：“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

近一個世紀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些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最正直最有頭腦的人物的憂慮和告誡，雖然十分刺耳，卻是對十月革命另一種命運的真實描述，是被後來的圖景驗明的真實預言。

事實上，由於俄國的歷史環境，尤其面對十月革命後的現狀，列寧只能全力以赴地為維護和鞏固革命成果而戰。

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導師，但他們一天也沒有實際掌握權力，更沒有在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非西方國家掌握過最高權力，他們完全不可能設計一套對革命領袖進行監督、制約、裁決、罷免的制度。

歷史表明，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盧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寧本人，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關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主與專制的取捨，竟然會成為最致命的抉擇。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到了斯大林身上，個人迷信、個人專斷會發展到怎樣嚴重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間，共有3,778,243人死於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

俄國近一個世紀的救贖精神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開創、囑託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偉大歷史運動，竟然出現相反的結果。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完全凌駕於黨、人民和國家頭上。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道德準則和政治遺訓，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偶像崇拜和領袖拜物教，斯大林被稱頌為“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

鴻溝，最終沒能跨越

1946年，流亡的蘇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巴黎寫道：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

蘇聯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後三年）才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從作家索爾仁尼琴那裡窺見了遍布全國的“古拉格群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才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蘇俄歷史的苦澀和力量在於，正是因為人民長期處於與真相隔絕的境地，一旦發現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質，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足以摧毀任何強大的帝國。

1998年7月16日，在烏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穌基督教堂”。次日，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鞠躬。這位昔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強調，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十月革命不僅沒有實現它那無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終沒有在這個國度建立起比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更高級的現代社會。

這場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於，它所擁有的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質、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鴻溝。然而，俄國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這場革命淪為悲劇的過程充滿了一種英雄主義和殉道精神。由於其地理環境、歷史命運的人類性，蘇俄的啟示將永遠屬於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