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劉伯承在南京埋頭致力於軍事教學，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學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捲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且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具體作為急先鋒指揮這場鬥爭的彭德懷，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他的錯誤指引和極力打擊，軍內在1958年颳起了這股“反教條主義”鬥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幹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所幸，不與爭鋒的劉伯承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但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由此悄然淡出軍界中樞。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他們間其實存在着鮮為人知的誤會。

紅軍時期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陰影始於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此前，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去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游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責他們在戰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彭德懷讀到文章後，對劉伯承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鑑於“立三路線”的教訓，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 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是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男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接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中向朱德、周恩來請求道：“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進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懷預料的那樣，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紅三軍團第三師向南豐發起了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損失卻有三百餘人。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到第三師的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竟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今見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斷然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的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

彭德懷固執的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帳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的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着游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這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游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1934年5月10日，他又發表《現在游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 “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理論認識升華了一個新的高度，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遺憾的是，彭德懷對此卻不那麼認為，他始終走不出當年劉伯承認識有誤的那筆歷史舊帳，以至於兩人之間杯葛漸起。

“百團大戰”的 分歧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裡面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1944年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的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尤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着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戰，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領導人的共鳴。歷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正確的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麼異議。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彭德懷從西北邊地應召，臨危受命。1951年5月，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被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部隊。

打了敗仗，誰也不好受，尤其是作為主帥的彭德懷，他在志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

劉伯承得知後，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的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批“教條主義”的背景

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就在這年2月，毛澤東剛回北京不久，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一出，舉世震驚。6月，黨中央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解放初，我們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全盤蘇化。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蘇聯軍事傾向，而且連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

劉伯承敏感地預感到了什麼。8月，他三次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主觀主義着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鬥爭，不要過分追求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他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10月，劉伯承返校主持召開學員座談會，聽取意見。學員這時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六個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三名中將銜的學員嘴都念歪了。對此，個別人不滿意，越級上告，給北京寫了狀告信。

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徵得同意後，於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採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系的同學談話。

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他倆綜合情況後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麼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

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與張震等人認識大相徑庭。這份報告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尤其是報告的最後還特別指出：“……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認為身為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
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後，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

此番定論一出，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不大讚同，聯繫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切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這時，劉伯承的愛將，原二野五兵團司令楊勇去北京開會，毛主席批評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楊勇據理力爭道，劉院長工作不容易，學院有那麼多蘇聯專家，中央又一再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他還例舉了1951年冬的演習，以此證明劉伯承堅持了“以我為主”的教育方針。

毛澤東點了點頭，未再說什麼。

一代戰神馬放南山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

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准。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

彭德懷在軍委的主要領導會上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和抬轎子的。”

不久，在彭德懷的具體“指揮”下，這場批判教條主義的鬥爭被推向了高潮。

鬥爭的殘酷，可以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一是蕭克遭到連續四個多月批鬥後，有一天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那些人不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責醫生“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二是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蔡鐵根大校在會上說，共同條令（五十年代軍內指定頒布的，估計當時正作為 “教條主義”的“罪證”）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來，他被逐出軍隊，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根本不容許他申辯，講真話！這場鬥爭開了一個建國後無限上綱，無情打擊，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人打成“反黨集團”的壞頭。

鬥爭完全偏離方向。蕭克、劉伯承長達十四年的聯手，原二野參謀長李達、四兵團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辯。

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心情異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對第十五軍三十四師師長崔建功說過：“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

可是，現在他還敢爭辯嗎？據傳，有人曾對毛澤東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說：“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這些話，對於毛澤東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覺。同樣，這些話傳到劉伯承的耳里，儘管他痛心疾首，但卻決不敢再為自己辯誣解疑了。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大局和軍隊建設需要，也為了已經劃線站隊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選擇檢討——哪怕是違心的檢討，惟如此，才會解脫大批同志。劉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實在是不願和彭德懷在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開罪最高層。深知黨內鬥爭殘酷的他以一個黨員的黨性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樁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一年後，彭德懷被打倒，毛澤東曾說過：“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態，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七十三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面治療，一面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 “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裡更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代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深明大義的劉伯承不能不帶病出席，在會上作檢討。

7 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一千多雙眼睛凝神注視着主席台，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討，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當說到委屈處，違心自責處，劉伯承語調哽咽，幾不成句。大家明白，這裡面既有真誠的反省，又有難以言說的滿腹委屈。檢討作罷，台下爆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置之死地而後生，劉伯承的檢討總算過了關。

劉伯承的檢討是想保護一批同志，但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越到後期，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越激烈，差點就是殊死以搏的敵我矛盾了。最後蕭克、李達數次檢討都不過關，他倆被撤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黨政紀處分，降職降級。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攜眷移居北京。數十載兵戎生涯遂告結束，一代戰神馬放南山。

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1987年，中央軍紀委發出通報，為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