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9月6日林彪主持軍委常委會，但未通知賀龍。林彪在會上宣布，受毛澤東委託就賀龍問題正式“打招呼”：賀龍有野心，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某些大軍區有人想亂中奪權，他們的總後台是賀龍。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講話。[45] 後來，周恩來在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軍委會上的“打招呼”，表示“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 [46] 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了一點玄機：“（1927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47] 周恩來的這種講法，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在那個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年代裡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台的暗示。

儘管大難在即，賀龍仍然拒絕低頭。一位被指為“叛徒”、“走資派”的幹部寫了一份檢查，把稿子給賀龍看。賀龍看到檢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時問他：“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認同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絕指稱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8]

不久毛澤東就公開在外賓面前點名批判賀龍。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49] 當時汪東興奉毛的指令負責主持中央專案組，專案組在關於賀龍的審查報告中寫道，賀龍、羅瑞卿辦的國防體育俱樂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軍，一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50] 中央為了給賀龍羅織罪名，還採用了逼供栽贓等種種手段。例如，1965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原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張經武，因長期在賀龍手下任職，結果和夫人楊崗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楊崗被斗得神經失常，專案組逼迫她寫材料“揭發”張經武參與了賀龍的“二月兵變”，稱“兵變”成功後，賀龍要當主席，張經武將當總理。張經武絕食抗議7天而死。[51]

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取而代之，由葉主持軍委工作，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賀龍的過程中，葉不僅緊跟毛的步調，而且對賀龍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葉劍英曾對國防工業一次會議的代表這樣說過：“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他們是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賀（龍）、羅（瑞卿）都是有個人野心的。他們都是搞秘密活動的。”“他們是有個人野心的，賀（龍）、羅（瑞卿）經常排擠、打擊聶（榮臻）副主席。賀（龍）、羅（瑞卿）專門打擊聶老總，當然他們更打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於我這方面，就不要講了。”[52]

三、1966-1967：葉劍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養病”為名遠離政治漩渦，躲在外地，所以毛澤東最為倚重的軍隊領導人實際上是葉劍英。因此葉劍英從“文革”前幾乎投閒置散的角色變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1. 從負責“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到進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澤東決定撤銷公安部隊，因為羅瑞卿曾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毛對公安部隊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南方召見葉劍英、楊成武，指示撤銷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解放軍。如此重要之事，毛並未通報林彪。幾天后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撤銷公安軍這個軍種。……撤銷後，分別劃給各軍區管轄。”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只有葉劍英、楊成武、蕭華3人，林彪並未參與。應當說明的是，楊成武與蕭華都參與倒羅活動，告過羅瑞卿的狀。196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各總部、公安部、軍兵種、各大軍區會議批判羅瑞卿時，負責組織會議的就是這3位，葉劍英為會務組組長，蕭華、楊成武為組員。

1966 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開了，毛澤東在回到北京發動對劉少奇的進攻之前，要確保對首都局勢的控制。於是，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據此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實際上就是直接對毛澤東本人負責，楊成武負責協調工作。當時葉劍英對新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53] “首都工作組”指示北京軍區調了兩個師到北京，歸北京衛戍區建制；同時，北京公安總隊改編為警衛師。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建制便由1個師擴充成4個師。 [54] 調進北京的這兩個師正是楊成武的老部隊。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召開了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8月4日，毛又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擴大會議”是毛澤東的常用手段，需要誰為他出陣，他就將誰“擴大”進參會名單當中。在這次會上，葉劍英被“擴大”進來為毛助陣。毛在會上正式對劉少奇發難：“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55]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沒出席這次全會。8月4日晚，他打電話給中央說，對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投贊成票，卻不打算到會。[56] 後來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林彪於8月6日趕到北京參加了延長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由於葉劍英在“文革”發起階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將葉劍英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

2. 在“揪軍內一小撮”以及“楊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 年1月13日，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化名肖力）在《解放軍報》社奪權。次日，《解放軍報》發布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社論提出： “在我們軍隊裡，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並公開打出了“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葉劍英緊跟毛澤東的部署，主持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57] 由於平時林彪不出席軍委會議，所以通常由葉劍英主持軍委常委會議。

現在的官史提到葉劍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時，說他當時“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軍隊高級幹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 葉劍英拍桌子拍斷了手掌骨是事實，但那並不是籠統“反對江青一夥搞亂軍隊”、更不是因為反對“揪軍內一小撮”。葉劍英發怒一事發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與“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就批判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一事發生爭執。這場爭執其實是個誤會，因毛澤東對蕭華的態度一變再變而造成了江青和葉劍英的分歧。

當時，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劉志堅已先後被打倒，葉劍英並未出面保護這兩位軍隊的老幹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點名批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林彪拒絕。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澤東卻批准了在軍委會議上批判蕭華。林彪知道毛的意見後採取消極態度，拒絕出席軍委會議，只讓夫人葉群去會場表個態。葉劍英心裡或許對批判蕭華有所不滿，但他並未打算保護蕭華，他參加了這次軍委會議，會上預定當晚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蕭華。然而，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定批判蕭華的想法。軍委會議開到一半，毛把周恩來和葉劍英召去，結果軍委會議只得暫時中斷。周、葉見過毛之後回到軍委會議的會場宣布，毛澤東指示說，對蕭華還要保。

可是，就在軍委會議中斷期間，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離開了會場、回到了軍區。由於楊勇不知道毛澤東突然改變主意，所以在北京軍區內部透露了剛才軍委會議決定批判蕭華的情況。恰巧當日軍委會議後，有人偷看了參會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會議記錄本，於是會議曾經預定批評蕭華一事外泄。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只聽說毛同意批判蕭華，卻不知道毛後來又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他們“立功”心切，所以當天半夜抄了蕭華的家。[59] 倉皇中蕭華從後門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暫避，但徐家門口有兩卡車群眾組織的人；於是蕭華又跑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坐傅鐘的車到了北京西山的葉劍英住處。葉劍英白天應召面見毛澤東時，已知毛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便收留了蕭華。徐向前很快知道楊勇透露消息一事，於是便打電話給楊勇，楊勇立即認了錯。

第二天軍委繼續開會。楊勇到會場時蕭華還未來，江青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裡去了？”蕭華來後講了昨夜被抄家之事，於是徐向前拍了桌子，葉劍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遠端骨折。葉當時說：“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60] 此事發生後毛澤東反誣楊勇，聲稱是楊要“打倒蕭華”。2月3日毛會見外賓時說：“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提出來的，不幾天自己就被打倒了。” [61] 袁子欽也因被誣要“打倒蕭華”而遭打擊。葉劍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為楊勇和袁子欽解釋辯誣，而是與聶榮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軍區副司令鄭維山逮捕了北京軍區司令楊勇。[62] 又過了3個多月，毛澤東出爾反爾，又要打倒蕭華了。[63]，這一次葉劍英一聲不吭，他不保蕭華，但仍然把楊勇關在牢裡。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過，逮捕楊勇是葉劍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意在一次座談會上問道：“楊勇是怎麼一回事？”葉劍英裝糊塗說：“當時我也不清楚。”毛便順手把責任推到死者身上：“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 1967年的“2月鎮反”

1967 年2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65] 林彪將毛的批示轉給葉劍英，葉劍英將毛的指示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許可。 1967年2月17日，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發了封公開信[66]，要求他們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解放軍。葉劍英修改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起草的鎮壓群眾的傳單，並用飛機大量散發。據周恩來說，“抓了10萬人，還說少。……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67]

緊接着青海省發生了軍隊屠殺群眾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宣布對《青海日報》社軍管。由於“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動員其支持者守衛報社，趙永夫謊稱“八一八”開槍，遂派軍隊進攻並占領了《青海日報》社。在此過程中軍隊打死平民169人、打傷178人。[68] 趙永夫當時還調去了一個噴火器班，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進攻報社的軍隊未使用噴火器，否則報社以及大樓內的1千餘人都難倖免。事後趙永夫通過電話向葉劍英報告：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69] 有葉劍英的撐腰，趙的膽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動軍隊，武裝鎮壓青海民族學院的師生，打死打傷12人。[70] 在趙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亂”期間，青海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 3,504人”。[71] 由於毛澤東本人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態度”[72]，葉劍英便把趙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軍級幹部會議”上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吹噓其“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73] 葉劍英讓趙永夫介紹“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經驗，在全國範圍造成了極大後果。這一波“鎮壓反革命”全國共逮捕數十萬人，葉劍英應負首要責任。對此事周恩來後來是這樣說的：“趙永夫……鎮壓群眾……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2月開軍以上幹部會，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74]

4. 老幹部“大鬧懷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謂的“二月逆流”，導因是毛澤東在陶鑄問題上的出爾反爾。

1966 年12月初，毛澤東認為，取代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並負責文教宣傳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執行了“劉鄧路線”，指示要開會批評陶鑄。12月下旬，毛澤東又指示召開名為“生活會”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批評陶鑄。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陶鑄，指陶鑄是 “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批評江青隨便批判一個政治局常委，違反了組織原則。散會時，他又招呼陶鑄留下，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鑄到外地去考察，毛擬定了一張20多個各省市領導人的名單，要陶鑄去“把他們保下來”。[75] 陶鑄將毛的話告訴周恩來，周誇獎陶救了幾十條人命。但林彪卻看透了毛，知道陶鑄是毛打擊的下一個目標。當天他將陶鑄召到家裡，給他潑了一盆涼水：“你呀，現在就被動。”見陶鑄不解，林又強調了一遍：“要被動、被動、再被動。”[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幾天后毛澤東就決定打倒陶鑄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7] 當晚陶鑄夫人曾志看到了散發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到副總理陳毅家去詢問。陳毅很納悶地說：“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確實，1966年12月29日毛澤東對陶鑄講的話並不算數。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78] “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得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79] 於是社會上呼喊的“打倒劉、鄧”的口號就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然而，一個月後毛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再次出爾反爾。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被“擴大”的與會者又有葉劍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80] 毛澤東在會上還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以後增加葉劍英、徐向前。

葉劍英以為毛要以打倒陶鑄一事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訓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81] 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專門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在會上特別傳達了毛的意見：“主席的批評，對陳伯達是品質和路線的大問題；對江青只是作風問題，小節問題。”[82] 這時連陳伯達也以為毛真的轉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將結束。陳覺得自己很冤，因為打倒陶鑄的會議是江青組織的，是江青派人叫陳去發表打倒陶鑄的講話的。於是陳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殺了。[83] 在這種氣候下發生了所謂的老幹部“大鬧懷仁堂”事件。

1967 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本來的議題是生產、經濟，江青沒有參加。陳伯達參加了會議，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來的位置上，一個人躲到了後邊桌子角上，還是周恩來叫他坐回到他原來的位置上的。[84] 徐向前的回憶是：“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狽不堪。”[85] 會議開始時，形勢似乎對老幹部們很有利。譚震林首先發難說：“老幹部一個個被整……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他甚至點名說：“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 葉劍英接着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87]

當時陳毅的發言把 “文化革命”與1942年的“延安整風”聯繫起來。陳毅說：“延安整風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麼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88]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89] 陳毅提到的這6個人都是“延安整風”時因堅決擁護毛澤東得到提升的，特別是劉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來之上成為黨內的2號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這6個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來一聽，就知道陳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斷他說：“（延安整風時）我應該檢討，當時是整得對的嘛。”[90] 但是陳毅的話已經說出來了，毛澤東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實，幾天前毛澤東斥罵陳伯達、江青本來就是假意責備，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幾次出爾反爾的責任。懷仁堂會議上陳毅、譚震林的發言觸到了毛的痛處，毛便“龍顏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緊急會議，這一次既非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政治局常委會，他只通知了幾個人參加，軍隊領導人中只有葉劍英一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按中共的制度來說，其實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會議，只是毛澤東對幾個“廷臣”訓話而已。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是忠實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錯誤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 “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91] “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93] “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 [94] “你們把王明找回來，把張國燾找回來，把劉少奇找回來，讓你們去搞。”[95] “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96]

毛澤東講完話即揚長而去，留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批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毛澤東發怒時，葉劍英自然不會給譚、陳、徐辯解，更談不上與毛“抗爭”了。其實，譚、陳、徐等幾個老幹部本來也沒有膽量挑戰毛澤東，他們不過是錯會了“聖意”，以為毛澤東是真心斥罵陳伯達、江青，大概陳伯達快倒台了，這才放膽“大鬧懷仁堂”的。應當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二月逆流”或者所謂的“二月抗爭”。由於葉劍英在這一事件期間並沒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過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葉劍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員的地位，而陳毅則被趕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的副主席，至此葉劍英在“文革”期間的崛起達到了頂峰。毛澤東在自己最後的時日裡又想貶黜葉劍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毛甚至不讓葉劍英參加政治局會議。但當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貶黜葉劍英，也已無力處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幫”時，葉劍英的位置與作用已別無他人可以替代。

【注釋】
[1] 《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31頁。
[2] 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478頁。
[3]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6年第1、2期，第40頁。
[4] “文革”結束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對劉少奇之子劉源的談話，引自高曉岩“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華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 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頁。
[7] 出處同上，第209頁。
[8] 1927年中共在南昌組織武裝暴動時，林彪任連長，賀龍則是軍長、總指揮。
[9] 出處同注[6]，第209-210頁。
[10] 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 出處同注[6]，第254頁。
[12] 1965年11月30日林彪“關於羅瑞卿問題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亦可參見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
[13] 出處同注[6]，第283頁。
[14] 出處同注[6]，第284-285頁。
[15] 《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頁。
[16]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節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記錄稿，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17] 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第353頁。
[18] 出處同注[6]，第278-279頁。
[19] 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轉引自《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3頁。
[20] 出處同注[10]。
[21] 出處同注[19]，第182頁。
[22]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第29-30頁，轉引自單世聯的“眼底吳鈎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 出處同注[6]，第281頁。
[24] 出處同注[10]。
[25] 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北京），公益圖書館掃校（www.npo.org.tw）。
[26] 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引自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第283頁。
[27] 《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96-198頁。
[28] 出處同上，第201頁。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431頁。
[30] 張佐良，“公安部長羅瑞卿被逼跳樓致殘 被人放入籮筐游斗”。張佐良是鄧小平的保健醫生。羅瑞卿跳樓後，張是第一個趕往羅瑞卿家中為其診斷的醫生。
[31] 出處同上。
[32] 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頁。據陳虹的文章，楊成武透露葉劍英寫的是“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長絕。”。《炎黃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頁刊登了任可的讀者來信，指出陳虹的文章引用有誤。任可寫道：“當年我是坐在前排聽了葉的傳達。他說明是套用辛詞，並非自己所填。辛棄疾的《賀新郎》原句是：‘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葉引用時只將‘百戰’改為‘一跳’。”
[33] 羅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雜誌，1998年第5期，第39頁。
[34] 出處同注
[32]陳虹的文章。
[35] 中共中發[66]268號文件，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36] “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8號附件，1966年5月16日發出，轉引自余汝信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華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37] 廖的前妻是賀龍姐姐的女兒。出處同注[1]，第284頁。
[38] 《打倒三反分子賀龍（第1集）》（北京：“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整理，“紅代會國家體委運動系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翻印），第2-3頁。
[39] 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www.npo.org.tw）。
[40] 出處同上。
[41] 出處同注[39]。
[42] 出處同注[39]。
[43] 出處同注[39]。
[44]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頁。
[45] 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華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 1968年10月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47] 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見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等單位聯合匯編的《無產階級“文革”參考資料（2）》。
[48] 出處同注[39]。
[49]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轉引自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文章，出處同注[45]。
[50] 1967年底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給康生的報告，《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第91頁。
[51] 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任志伊，“駐藏代表張經武輝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 1967年7月8日葉劍英接見國防工業某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原載第10研究所《東方紅》（39期），1967年7月20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01期轉載。
[53] 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5頁。
[54] 《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47頁。
[55] 賀源、張沱生，“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評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頁。
[56] 出處同上，第59頁。
[57]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頁，轉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
[5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頁。
[59] 出處同注[44]，第65-68頁；亦見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載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
[60] 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9頁。
[61]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90頁。
[62] 出處同注[46]。
[63] 後來毛澤東在“九大”期間（1969年4月13日）說：“蕭華是有問題的，楊成武是有問題的。楊、余、付主要是楊、余的錯誤大些，不過傅崇碧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這三個都不講真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4]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中發[1971]148號文件。
[65] 出處同注[44]，第87頁。
[66] 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42頁。
[67] 出處同注[46]。
[68] 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435頁。
[69] 出處同上；參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頁。
[70] 1967年4月10日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21頁。
[71] 出處同上。
[72] 出處同注[44]，第96頁。
[73] 1967年4月20日安紹傑（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夫人）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44頁。
[74] 出處同注[46]。
[75]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6] 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日子裡”，《文匯》月刊1986年9月號；權延赤，《陶鑄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頁。
[77]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見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第47頁。
[78] 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1967）》（1968），第243頁。
[79] 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頁。
[80] 王力，《現場歷史：“文革”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29-30頁。
[8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頁。
[82]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3]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4] 出處同注[80]，第31頁。
[85] 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15頁。
[86] 出處同上，第14頁。
[87] 《歷史在這裡沉思》（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頁。
[88] 出處同注[80]，第30頁。
[89] 出處同注[81]，第210頁。
[90] 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頁。
[91] 項南，“‘該我開炮了’──譚震林與‘2月抗爭’”，《人物》雙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頁。
[92] 當天林彪稱病，讓葉群代表他出席了這個會議。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5頁。
[9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頁，此段文字引自趙峻防、紀希晨的《“2月逆流”》。
[94] 出處同上。
[95] 出處同注[46]。
[96] 出處同注[90]，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