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狂奔 百萬大軍覆滅的鬧劇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符堅決定傾注全國之力，征服東晉王朝。這個消息對東晉政府來說，當然是個噩耗，但是對前秦的老百姓來說，也是個災難性的消息。符堅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按照每十個男丁抽一個的比例的徵發軍隊，而且要把全國的馬匹，不管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一律徵發供遠征軍使用。

從數字上看，徵發的結果是喜人的。總共湊出了97萬軍隊，其中騎兵有27萬。此外，符堅還徵募了富家子弟三萬人，充當儀仗部隊。

單看這些數字，遠征前景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按照道理來說，差不多應該是有徵無戰。東晉全國人口估計也就是三四百萬左右，打仗的士兵不過十來萬人。東晉軍隊看到這100萬人浩浩蕩蕩開來，應該集體嚇破苦膽，束手投降才對。但是戰爭的結果完全不是這樣。這說明在數字背後有很多隱蔽的事情，需要我們仔細分析。

符堅曾經統計過前秦帝國的人口，得出的數字大約是1600萬。刨掉女人和老弱，男丁數量至多不過六七百萬。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97萬軍隊來的。這一百萬人裡面應該還有不少的常備正規軍。無論如何，可以料想，這個十分之一比例的徵發，執行的一定是相當徹底的。

可是我們光知道徵發了多少多少人，可到底征的是誰呢？要知道，這個可不是什麼好差使，不象考公務員，大家擠破頭競爭。比方本來你正在陝西老家，下了班正坐那兒抽煙打麻將，忽然有人跑來塞給你個大鐵槍，說是要讓你去江蘇打仗。你也一定不會歡欣鼓舞，為王前驅。所以不難猜測，有點手段有點關係的人一定會儘量避免給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

中國歷史上，不止一次進行舉國徵發以做大規模戰爭之用。200多年之後，隋煬帝為了討伐高麗（即現在的朝鮮），曾經做過更大規模的徵發。第一次遠征高麗就徵發了一百多萬軍隊和更多的運夫。

秦始皇和漢武帝那時候，也大規模征過軍，秦皇漢武征軍都是優先考慮以下幾種人：失足幹部、流亡者、倒插門的女婿、做生意的小老闆、轉業的小老闆、小老闆的兒子、小老闆的孫子，稱為七科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很明顯，這些都是社會的下層人士，按照現在的說法，是弱勢群體。

當時是農業社會，被徵發的人平時多半沒有受過什麼軍事訓練。他們一般都是捏慣鋤頭而不是槍柄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輩子沒有參加過任何戰爭，忽然拿上大刀長矛，要去殺人，這自然帶來了很多問題。孔子曾說:“以不教民而戰,是謂棄之。”意思就是讓沒經過訓練的民眾去打仗，無疑是送死。但是中國千百年來，多是用這種民眾來打仗。

沒有經驗的士兵，置身在戰場上，往往就象一隻受驚的兔子一樣，精神高度緊張，無法控制情緒。歷史上有無數的軍隊莫名其妙的瓦解，多半就是這種新兵過於緊張造成的。當然，領導上一般會安排不少大刀隊來督戰，看哪個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給一刀。但是這種督戰隊也不是總有效，如果驚恐在軍隊中雪崩似的擴散，那是什麼大刀隊都擋不住的。那些士兵就象一幫炸了窩的野馬，誰敢阻擋，統統踩死。歷史上無數大將都死於自己士兵的腳下。

中國歷史上，一說到打仗結局，往往都是說，某某方潰敗。這個“潰”說明了很大問題。很多戰爭不是大家血拼到底，氣力不支，才告敗退，而是剛有吃緊，或者還沒來得及吃緊，士兵就一鬨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殺死的，往往大大多於作戰身亡的。

戰爭總是非常血腥殘酷的，不要說習慣交糧納稅的本分農民，就是普通軍官，也很容易驚慌失措。東晉王朝的將軍司馬流，在參戰之前就異常驚恐，以至於吃烤肉的時候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兒。結果打仗的時候被殺身亡。普通士兵的內心驚恐更加可想而知。

對於古代將軍，如果手下都是一些久經沙場的老兵，那麼還好辦些。如果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怎麼策劃計謀，怎麼樣巧妙打擊敵人，而是怎麼把手下士兵攏在一起，不發生混亂。按照當時的技術條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符堅徵召的百萬大軍裡面，就必定隱藏着很多這樣驚恐萬狀的小兔子。他們中的不少人很可能一輩子都沒到幾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過，也從來不知道怎麼樣瞄準射箭，現在卻要跑到幾千里外和一些陌生人生死相博。

不過，前秦的情況多少有些例外。這97萬人里也不會都是這樣的小兔子。當時是中國戰亂很頻繁的一個時代。幾十年來，漢、前趙、後趙、冉魏、前燕，短命王朝前仆後繼的倒下，中原和關中都曾是逐鹿天下的戰場。當時的老百姓對戰爭，應該不象現代人這麼陌生。前秦時代的中國北方，有很多外族人，鮮卑人、匈奴人、藏人等等，符堅徵發的軍隊裡，這些外族人占的比例相當大。按照我們的猜想，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上了戰場，應該更勇敢些。而且這97萬部隊裡面，一定還有很多各族自己原有的雜牌部隊。但從另一方面講，這些傢伙肯為前秦出多少力，也是相當可疑的事。
軍營里的勞改犯

要想理解晉朝士兵的狀況，還要從當時的兵制說起。從三國時代起，中國就開始實行軍戶制度。就是說，你要是個兵，你就要加入兵籍，一輩子也不可能轉業了。不光你不能轉業，你死了或者退休了，你兒子還得接班，不接都不行。不接犯法。

中國人的職業繼承制度長盛不衰。這種制度，一般都要把一些比較特殊的人群劃成另冊，嚴加管理，好讓他們世世代代干自己的本行，不能和其他群眾混為一談。比方當兵的，唱戲的，運糧的，往往都被劃入另冊。到了明朝，這種制度制定的就非常專業，比方有一種家庭，被稱為“女戶”。他們的功能就是給皇宮生女人。他們不用交稅納糧，只要上繳個閨女就行了。生的是小子？那不行。上外頭買去！不然跟抗皇糧一個罪名。再有，你家裡要是干木匠，那可能你就被統計到木匠戶里去了，過了幾代人了，皇上有木工活，可能還來找你家。你要說到自己這代已經改鐵匠了，不會木工活了，那可不行。你照樣得給皇上刨木板去，不然你自己去找一個頂你。

身份世襲的制度，現代中國人其實都不陌生。就在幾十年前，大家填簡歷的時候還要寫明成分，明明自己現在是個撿垃圾的，也要老老實實寫上“地主”，就因為自己祖上使喚過長工。至於工廠接班制度，退出中國歷史更不過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並非只有中國有此習慣。古代的許多帝國都曾經實行這種制度，比方說古埃及，職業也是世襲的，而且劃分的精細程度不亞於中國。

大家可能不明白，國家為什麼要這樣搞呢？對政府來說，這樣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它能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是能保證有一直有相當數量的人幹這個行當。再一個呢，這樣管理起來很方便。比方說，領導上需要蓋房子，就不用滿大街現拉人了，拿着戶籍一查，木匠瓦匠就都有了。還有一點呢，就是領導可能認為職業時代相承，技術水平應該能有保證。

就魏晉時期而言，軍戶制度度主要還是為了保證有足夠多的軍人。漢朝的軍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該服兵役了就到軍營報到，服役完了就接着回家種地。但是到了三國亂世裡頭，軍人是很寶貴的資源，尤其是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兵，決不能讓他們輕易逃出政府的掌握。所以，政府沒有允許他們打完仗就回家，而是給他們上了特殊戶口。軍人職業化猛一聽好像是個好主意，職業軍人的作戰水平應該高於臨時士兵，農戶應該是打不過軍戶的。初期的時候似乎也的確如此，曹操手下軍隊的作戰能力，就高於東漢的軍隊。但是事情到後來，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就需要考察一下軍人的待遇問題。

魏晉伊始，軍戶的待遇還算湊合。但到了後來，軍戶的處境越來越壞。

這些軍戶說是軍人，但他們可不是除了操練什麼都不干，每天走走正步就領薪水。平時，他們要忙的活計可多啦。

如果你不幸屬於軍戶，那麼，首先，你要努力種地，種出來的糧食要給國家交很重的租子。比方說，在西晉時代，你如果用了公家的牛耕地，你要上繳8成糧食給公家，如果是的是自己的牛，也要上繳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你們全家的口糧。如果條件允許的話，你可能還要養豬，放羊。如果在南方，你可能要打魚。要是你的領導比較負責，農閒的時候你會被叫去參加訓練。如果你的領導是個壞種的話，你可就更慘了。你可能要給領導抬轎子、蓋房子、看大門。更過分的領導甚至會讓你跑碼頭做生意，賺的利潤要上交。等到要打仗了，那麼不消說，你要扛上你的槍去戰場殺人，或者被殺。如果你光榮戰死沙場，政府將接管你的老婆，把她隨機許配給某一個光棍。

你這麼着拼死拼活地干，能得到啥呢？得到的就是政府撥給你的一塊地，是政府偶爾給你撥發的一點口糧，比如你要是去出征，政府是會給你提供期間的口糧的。此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政府可能給你分配一個媳婦。政府對軍戶的婚姻問題很關心，之所以要拿強制拿寡婦配人，也是為了保證軍戶都能娶到老婆，以便生出小軍戶來接班。

這樣的生活，比起一般老百姓來說，也是頗有不如。很快軍戶的社會地位直線下降。一般老百姓都看不起軍戶，把他們看做一群下三濫。官府自己也把軍戶看做賤民。當時對罪犯的處罰，經常就是全家罰為軍戶。如果某人作戰勇敢，立了戰功，政府有時候就會褒獎他，讓他的子孫免除軍戶身份。政府此舉，等於公開宣布軍戶等於勞改農場裡的勞改犯，改造的好的話提前釋放。
這樣的軍戶，其實跟國家奴隸差不多。如果讓軍戶自由選擇，只怕軍營里都會跑空。所以，政府只能靠嚴厲手段來確保他們不敢逃跑。曹魏的法令規定：軍戶逃亡，抓到殺頭。他親屬不去組織抓捕，不報告官府，也一併殺頭。如果報告，可以不殺頭，但也不能輕饒，全家要罰做奴隸。這些軍人的家屬就是政府手裡的人質，軍人想要逃跑的時候，考慮到家裡的妻小，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不光軍人本人不能逃亡，他的孩子是未來的軍戶，皇上的寶貴財產。如果逃跑，軍戶全家也要受株連。

政府對軍戶的婚姻問題如此上心，一方面確實是考慮要保證軍戶的繁衍，一方面也是要給他添個人質，好栓住他。再說，他老婆孩子還能給公家幹活呢。也是在曹魏時期，政府甚至一度在全國搜羅寡婦，把她們集中起來分配給軍戶當老婆。種株連是古代政府的一貫作風。尚書僕射（副總理）毛階對這個法律不滿，發了些牢騷，說天不下雨，就是因為這個法律太不人道了。皇上聽了把他下了大牢，讓司法部長鍾鷂來審問他，鍾鷂怒斥他說：“搞株連是我們中國的傳統美德。自古聖明皇帝，都搞株連。《尚書》裡都說：‘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翻譯過來的話，大意就是說你不好好干，我殺你全家！）你為什麼要誹謗這個良好制度？”

這種制度下，軍戶子弟的前景很不樂觀。《晉書 趙至傳》裡講的就是這樣一個軍戶子弟的故事。

趙至出身軍戶，他的父母卻送他讀書，希望他能好好讀書，擺脫軍戶身份。他在教室里讀書的時候，聽到自己父親在外面牽牛上田的吆喝聲，他就痛哭流涕，老師問他為什麼，他就說：“自己年紀小，不能“榮養”父親，老爸還得牽牛種地，所以我悲痛萬分。”但是他是軍戶出身，到了歲數也得當兵，怎麼“榮養”老爹？讀書讀的再好也沒用。

拿破崙說“每個法國士兵的包裹里都有一個元帥的權杖”，意思就是說：每個士兵好好干，都有當上元帥的可能。但在當時中國，軍戶的包裹里可沒什么元帥手杖，有的只是霉乾糧。趙至要想出人頭地，只能脫離軍戶，靠讀書混出個名堂。但是他又不敢逃跑，如果逃跑，他的家庭就要按照當時良好制度受到嚴懲。按慣例，趙至到了16歲就得光榮參軍。於是趙至在15歲的時候，決定裝瘋。等到大家都覺得他確實是個瘋子了，他就逃亡到了遼東。一個未來的士兵逃亡，對皇上是個損失，但是一個現行的瘋子逃跑，皇上沒有蒙受任何損失，可能還減少了一個負擔。所以也就沒人追究。

趙至到遼東以後，開始踏上仕途。後來一直干到州部從事（相當於廳級幹部）。雖然他也成了領導，但是如果他被發現出身軍戶，他的仕途會大成問題。這等於向組織隱瞞成分，躲避兵役，一旦被揭露很容易被清除出幹部隊伍。趙至當然可以說他的瘋病到了遼東，因為水土好的緣故，不治而愈。但是領導又怎麼會相信呢？所以他的父母依舊不敢和他相認。等他知道自己的母親病死，而自己卻沒能盡到任何孝道，感到非常內疚，很快也吐血死掉了。

這些軍戶是政府的財產，按理說皇上應該優待他們，讓他們保持一定的鬥志，才是道理。但是自古以來，就有一條規律，越是被政府控製得牢的人，政府就越忍不住拼命欺負。看着一群能隨便欺負的人，而忍住不欺負，這對領導們的道德要求實在有點過高。

不過他們畢竟是皇帝的財產，皇帝對此還是有所認識的。皇上確實頒發過一些旨意，說要對軍戶給予一定優待。但是皇帝天天坐皇宮裡喝茶，真正管事的是那些軍隊領導。這些軍戶是皇帝的財產，不是這些領導的財產。國企領導對國家財產照顧的如何周到，大家有目共睹。這些晉代軍頭的思想覺悟，估計也不會比這些領導高，所以他們對手下軍戶的照顧，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也不是因為這些軍頭格外壞，而是一個很簡單的利潤折算問題：既然不是自己的東西，當然使勁用，變着花樣用，用壞了拉倒。皇上即便有極大的決心，也很難拗的過如此眾多的軍隊頭目。何況天長日久，皇上本人也產生了懈怠。再加兩晉時代，皇上對官員本來就不大管的了。各種積弊也就自然越來越嚴重。

劉宋時代的大臣沈亮在奏章中說道：“我看到軍府中士兵，快80歲的老人，還被領導叫去使喚，才7歲的孩子，就已經開始為官家幹活。那些老人，氣血已經衰耗，那些孩子，身體還沒有發育。讓這些老弱從早到晚的勤苦勞作，實在是有悖人理。而官家從中得到的好處，實在也是微不足道。按照規定，六十以上的老人，十五歲以下的孩子，都不應該服役。請陛下優容。”皇上的回答是：“嗯？我明明已經讓人去改革了，怎麼現在還是這樣？好，我下文件再催催。”
這些被當成國家奴隸一樣看待的士兵，到底能有多高的戰鬥力，當然是很值得懷疑的。

儘管政府拼命控制住這些軍戶，但是軍戶的數量還是在下降。晉朝政府為了補充軍戶，把勞改犯、私人奴隸、被檢舉出來的逃亡農戶，都掃進了軍戶裡頭。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人都變成軍戶，只會讓軍戶的紀律更加渙散、戰鬥力更加低落。到了晉朝後期，軍戶在軍事上已經派不上什麼大用場了。軍戶越來越不象捍衛皇上的鋼鐵長城，而是一個變相的勞改農場。如果東晉指靠這些軍戶，只怕符堅的軍隊就會輕鬆拿下建康城。

民變出來的軍隊

東晉時代，南北對峙，經常有軍事戰爭，這些軍戶既然指靠不上，東晉很快就另闢蹊徑。

西晉覆亡後，北方很多流民進入南方。這些流民有的進入到長江以南居住。這些人大多成為士紳地主的附庸，給他們種地繳租，變成了普通老百姓。但還有很多流民，留居在長江以北。東晉政府在初期，對這些流民頗為防範，總覺得這些人不是安分良民，因此盡力把他們隔絕在長江之北。

這些流民和那些跑去給大戶種地的流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的武裝。

逃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流民就跟美國西進時代跟印第安人搶地盤的牛仔一樣，處處面臨危險。大家逃難的時候，總是把最好的衣裳穿到身上，最值錢的東西藏在包裹里，這就成了打劫的最好目標。亂世里又土匪橫行，碰上土匪，給剝個精光，仍到路邊，那是常事。

亂軍也是所在即是，看見難民搶劫一把，那也是他們的本分。除了土匪和亂軍，連晉朝政府官員都打他們的主意。比如當時東晉的西陽王司馬羕就讓手下冒充山賊，在湖北公然劫道，打劫這幫流民。幹這個無本買賣的可不止一兩個黑心王爺，幾乎成了一個很有前途的朝陽行業。連大名鼎鼎的祖逖，那個北伐的將軍，也幹過這個。祖逖剛到江南的時候，沒什麼財物。一天，他請了很多高級官員到家裡去做客，陳列了好多寶貝。祖逖自己介紹說：大家不要吃驚，我不過是昨天偶然到南塘（秦淮河南）幹了一票。也就是說，祖將軍到南塘搶了一把難民。這些高官聽了都不言語，也沒說“下不為例，要加強政治學習”什麼的，好像祖逖干的只是很平常的三產似的。這裡大家也不要過多責怪祖逖，祖逖後來率軍北伐，死在河南，當地人給他立祠堂，很多人給他燒香敬拜。按理說他應該也不是什麼壞人。幹這個實在是因為誘惑太大。一群肥羊躺在外頭，怎捨得白白放過？反正手裡有刀有槍，搶了也白搶，白搶誰不搶？至於這些羊給搶了之後會不有生活困難，誰管得了那麼多呢？

難民之間也會互相搶劫。每次北方政權崩潰，往往都會製造大量難民，這些難民有的往南，有的望西，道路交錯，彼此殺掠。沒有武裝的難民很容易就成了同類的犧牲品。

再加上還有吃飯問題。沒有組織，單身逃亡，極易淪為餓俘。

南下的路程也許只有幾百里地，但這幾百里很可能是個死亡之路。史書用華麗的文筆記載說：當時的動亂，使得白骨遮蔽了平原，千里之內看不到炊煙。這些白骨，往往就是那些被殺死被餓死凍死的難民留下的。

很多流民對危險的反應和美國西進車隊差不多。他們在首領的指揮下，把自己組織了起來，管你是誰，誰敢跑來搶東西，我就跟你拼到底。這些首領就成為“流民帥”。這樣，這些流民也就成了相對獨立的武裝力量。東晉政府為了收編整頓這些武裝流民，花了很大的功夫。

東晉早期，由於處理不當，激化了矛盾。公元327年，一個叫蘇峻的流民帥曾經起兵造反，甚至拿下了建康城。這些流民對政府似乎有很強的仇恨心理，在建康大行劫掠，欺辱官員。一年後，這次動亂才被鎮壓。

南下流民，多是經過動亂，練就了一些本領的人，用文言文來說，是“人多勁悍”。他們比那些一輩子在家種地繳租子的人，確實更能打。如果不用他們作戰，實在是大為可惜。另一方面，如果不好好吸納這些流民，處置那些流民帥，蘇峻之亂就是一個榜樣。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收編他們。

公元377年，謝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軍。因為京口又稱北府，故這支新軍就被稱為北府兵。史書上有關北府軍的記載非常簡略，導致現大家對北府軍的說法往往有很大分歧。但總的來說，北府軍主要是收編的流民武裝。那些流民帥在謝玄的領導下，繼續指揮這些這些流民。
北府軍士卒是募兵而非軍戶。既然是募兵，他們的待遇必然高於那些軍戶。而且他們應該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理論上來講，募兵在約定的時間結束後，可以離開軍隊。他們和政府的關係應該象現代的勞資關係。但我之所以說“應該”，是因為實際情況很可能並非如此。政策事情執行下來，總是不象理論中那麼冠冕堂皇。現代老百姓也常說：中央的一本真經，全叫下面的歪嘴和尚給念歪了。晉朝的歪嘴和尚肯定不少。

北府軍創建十年之後，北府將領毛遽（王字邊）為了補充自己的兵員，就去圍攻一個難民營。這個難民營處於湖澤草地之間，不好進剿。當時恰好大旱，毛遽認為是個放火的好天氣，就把難民營四面圍住，放火燒野草。難民們沒有辦法，只能鑽出來投降。毛遽就把這些人收編到自己麾下。這些難民從此光榮的成為北府軍的成員。你要說圍起來放火燒相當於開露天招聘會，是大行“賞募”，總是有些勉強。

不管怎麼說，這些北府軍的待遇確實好於一般軍戶，而且他們的激勵機制也更合理一些。這些“人多勁悍”的流民，本身又是比較好的士兵坯子。因此，北府軍的組成，大大提高了晉朝的軍事實力。

政府維持一支募兵隊伍，肯定比維持普通軍隊花費更大一些。但是這麼幹是值得的。由軍戶組成的軍隊就象一個勞改隊，需要的是嚴厲的勞改幹部。由募兵組成的軍隊則多少更象一個企業，需要的是一個稱職的CEO。謝玄就是一個稱職的CEO。在他的整頓下，北府兵很快成為晉朝中最精銳的部隊，很可能也是當時整個中國最精銳的部隊。

就在謝玄組建北府軍之後的第六年，淝水之戰開始了。

有大的難處

平心而論，符堅在十個男丁里徵發一個，這個比例在當時並不算過高。比這更高的比例也不罕見。但是符堅是在整個前秦帝國的範圍內搞徵發。從河北到四川，從山東到甘肅，都要按此比例徵發。這就會產生巨大的問題。

如果只看數字，一個100萬人的小國徵發出10萬軍隊，和一個1000萬人的大國，徵發出100萬軍隊，它們的力量會有10倍的差距。但其實遠不是這樣。這裡有一個組織成本和後勤補給的問題。

當時沒有鐵路和卡車，也沒有那麼多馬車給這些士兵坐。這些士兵趕路只能靠兩條腿。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如果什麼都不拿，空着手走路，一天走8個小時，公路又修的特別好，那麼他也許能走40公里。但是作為士兵，他總要帶些隨身物品，路也未必那麼平坦。按照歷史資料的說法，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一天能走 25公里左右。羅馬帝國的軍隊一般也能走出25公里，特別快的時候，甚至能走30公里以上。但是前秦的軍隊不是古希臘經過長期訓練的職業軍人，他們能走出 20公里已經相當難得了。而且當時正逢亂世，估計道路也不會被維護的很好。要是碰上過河，就更傻眼了。沒有橋的話，就只能等渡船。好，我們把這些困難都忽略不計，一個西北士兵要趕到淮河流域，也要花上倆月的時間。

符堅進行的戰爭準備相當倉促。七月份，他下達了徵發令。按照常理，這個法令要花一定時間才能下達到全國各地，然後當地的官員又要花相當的時間去執行，那麼，總也要將近一個月的光景各軍才能整裝待發。

但是符堅覺得時不我待。8月份的時候，前鋒部隊已經開拔。緊接着，符堅從長安出發前往戰場。主力部隊隨之陸續開拔。9月份，前鋒部隊到達淮河流域的穎口，符堅中軍達到項城（河南沈丘）。戰爭已經正式開場。

這個時候，是否各地軍隊也都達到指定戰場了呢？我們算一算時間就知道當然來不及。甘肅的軍隊8月份能夠集結完畢就不錯了，如果要進軍到項城，沒有兩個月時間是很難辦到的。九月份的時候，他們肯定是到達不了項城。果不其然，按照歷史記載，符堅到達河南項城的時候，甘肅的軍隊才剛剛到達咸陽。8月份隨符堅出發的部隊應該主要就來自於陝西附近，遠一點地方的人根本趕不來。

全國各地的軍隊正往集結地進軍，而戰爭已經開始。而還沒等他們達到，戰爭已經結束。他們的全部作用就是在中國北部奔走，消耗了大量糧食，堵塞了各處道路。

為什麼符堅這麼着急呢？為什麼他不等大軍都集中到一地，然後統一出發，發動雷霆一擊呢？不是他不想這麼做，而是他根本辦不到。這就回到了我們剛才的或法：100萬軍隊發揮的作用並不簡單的就是10萬軍隊的10倍。
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把97萬軍隊集中在一地會是什麼概念。97萬軍隊如果走在一條大路上，即便這條大路十分寬闊，能容納20人並排行走，隊列又排的密密實實，那麼整個隊伍也要拖出50公里以上。走在後頭的部隊根本就不知道前頭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無法操控的可怕狀態。

而且這97萬人一起行進，補給也根本不可能供應的上。晉代中國人口非常稀少，整個山西省的人口，也遠遠不到97萬。大家可以想像：如果現在整個山西省的男女老少全部出發，排成一個隊列，向江蘇挺進，那會給沿途造成多大的壓力。沿途需要多少個飯館和酒店，隊列本身又需要攜帶多少輛運輸車，才能讓這些人幾個月內都有飯吃？

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分兵而進。古代戰爭中，經常說是兵分幾路，這可不光是為了實施某種軍事計謀，主要原因往往倒是因為集結在一起實在太困難了。

如果這97萬軍隊分兵而進，然後集結在同一戰場，又當如何？答案是：那也是做不到的。首先牽涉到後勤問題，同時向聚集在一起的97萬人輸送糧草，這個要求大大超出了當時的運輸能力。關於後勤問題我們在後面在討論。我們先看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在戰場上怎麼調度這97萬人？97萬人擺成陣形，總要綿延出相當距離。當時沒有無線電，作戰之際，指揮官如何向這97萬人下達命令？一個低級軍官又如何得到作戰指示？如果這個龐大隊列某一部分發生騷動，指揮官又該如何制止這個騷動，不讓它蔓延開來？

世界古代歷史上，從沒有將百萬人投入同一戰役的例子。沒有那個指揮官敢擔當這樣的任務。這不是軍事資源的問題。哪怕你能動員1000萬的兵員，你也不可能把100萬人遍成一個陣形，投入戰鬥。

5萬人的部隊和1萬人的部隊對壘，當然可以占有極大優勢。如果指揮官比較能幹的話，10萬人的部隊和5萬人的部隊對壘，仍舊可以占有很大優勢。但我們不能如此再簡單推演下去。隨着軍隊規模的增長，它的組織管理成本會陡然增高，到了某個拐點之後，再增加士兵，就不再給軍隊添加任何戰鬥力，反而是個累贅。這個拐點在不同時時代，或者碰上不同素質的指揮官，都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古代，97萬這個數字肯定已經大大超過了這個拐點。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如果我們不理解這一點，就不大能明白古代史上的大規模戰爭的性質。

那麼符堅使用這些部隊的辦法不外乎兩個：一個是分成各路獨立的軍團，沿國境線多處攻擊。一個就是把大軍分成幾個梯隊，第一梯隊倒下了，第二個梯隊接着上。這樣的使用，就使兵力上的優勢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最後結果證明，符堅的這次戰爭，這兩種方法都沒派上用場。主戰場的勝負決定了一切。這97萬人的部隊大部分根本沒有派上任何用場。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考慮一下後勤問題，就更會發現，符堅的這次徵發面臨何等的困難。

一個龐大帝國能產生出很多糧食。但是如何把這些糧食運輸到指定地點，是個很棘手的問題。皇上如果要在某地集結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他從哪裡搞到糧食呢？皇上的地盤可能很大，但是遠一點的糧食，就很難運到指定地點來。他能利用的也就是周圍那一塊地盤的物資。

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用人趕牛車從北京運輸一車糧食到上海，這個成本會有多大。3000里的路程至少要走兩三個月。這兩三個月裡光是趕車的人就要吃差不上百斤的糧食。而牛還要吃大量的草或者飼料。把這些成本折算進去，這些糧食能支付掉來迴路費就很不錯了。要是再加上住宿費，那就一定要折本。如果沒有牛，靠人拉，那麼情形就會更加尷尬。可以料想，哪個具備健全思維的人會這麼胡來呢？

隋煬帝征伐高麗的時候就發過神經。他在全國徵發了60萬“鹿車夫”來運糧食。倆個車夫推一個架子車，車上能裝3石糧食。路途太遠，這倆車夫路上忍不住要吃東西。結果等他們把車拉到地方，這3石糧食往往被吃個精光。把一個空架子車拉給官家，成什麼話？所以這倆人只能逃跑。沒有史料描述符堅從那裡搞糧食，但我們可以大致推測，運輸成本肯定非常巨大。大量的糧食被白白的消耗，沒有派上任何用場。在古代，任何一個龐大帝國要徵發全國力量，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儘量走水路。如果走水路，運輸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幾個人劃一條船，就能運輸上萬斤糧食，速度比牛車還可以快很多，再說船又不用吃草。
歷代中國皇帝都非常重視漕運，因為這確實是他的命根子。隋煬帝費了那麼大力氣打通京杭大運河，並不是為了在上頭划龍舟，而是為了減少運輸成本。但是那些通不了水路的地方，就無法享用這種方便。

問題不僅如此。即便皇上把糧食都運到了指定倉庫，也還有麻煩。軍隊是要行進的，不能守着倉庫干靠。所以行進中還要保證糧食隨時供應的上。

恩格爾教授（D W Engel）曾經對亞歷山大軍隊的後勤作過詳細分析。這種分析有很大的參考意義，值得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恩格爾教授的結論是：如果沿途沒有補給，只靠軍人自己攜帶糧草，那麼他們最多可以維持九天。當然，軍隊可以帶上牛車馬車，但是拉車的牛和馬也要吃東西。按照他的計算，你帶上再多的牛車馬車拉糧食，也只能走出12天。

中國軍隊和亞歷山大的軍隊不大一樣。亞歷山大的士兵攜帶的盔甲裝備就有44斤重。中國士兵沒那麼矯情，裝備重量至少可以打個對摺。考慮到這一點，他們可以走的更遠一點。但是再遠也終究有限。

恩格爾教授的模型當然是個簡化了的模型。哪怕你是在敵國行進，一路上也不會什麼糧草都找不到。但你要是把這個模型告訴符堅，他聽了多半也不會很吃驚。做些修正以後，我想符堅是會贊同恩格爾教授的結論的。

符堅在部署軍事計劃的時候，腦子裡可能也會浮現出和恩格爾類似的想法，所以他的讓主力部隊儘量不遠離黃河、穎水、淮河等河流。離開了水路，幾十萬軍隊的補給馬上就會變成讓人頭疼的事情。

符堅掌握了一個很龐大的帝國。從數字上來，他可以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由於上面說的這些限制，這些人力物力大部分都無法真正發揮作用。他可以發動97 萬人參軍，也可以讓各地的糧食都往戰區拉。但是幾十萬人白白地在路上奔走，數以萬噸計的糧食白白地在路上消耗，或者乾脆堆在後方。整個帝國騷動起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這些努力里只有一小部分能夠發揮作用。這就應了王熙鳳的話：大有大的難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