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上海金融危機啟示
□閔傑/文《財經》網絡版 [2007-11-09]
清政府對上海金融危機的懵懂無知以及地方官不顧大局鬥氣泄憤，終致一場持續數年的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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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對上海金融危機的懵懂無知以及地方官不顧大局鬥氣泄憤，終致一場持續數年的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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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版專欄·隨筆/閔傑】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上海的股票市場一泄千里。由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深陷其中，以及散戶投資者的瘋狂行為，這一事件對中國經濟構成了持續不斷的衝擊，嚴重破壞了此前數年蒸蒸向上的經濟勢頭。
這一幕，發生在20世紀初的中國。
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謙餘三家大錢莊同時倒閉，虧欠其他錢莊和銀行款項700萬兩白銀，上海市面猛烈震盪，形成恐慌的第一道衝擊波。同年10月8日，中國最大的銀號上海源豐潤倒閉，累及各地17家分號，恐慌波及全國，形成恐慌的第二次衝擊。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號上海義善源倒閉，牽連外埠分號23家，形成第三波衝擊，恐慌達到極點。這場金融風潮規模之大，影響之深，為百餘年來所罕見。受金融恐慌的衝擊，破產的商號和企業不計其數。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從1903年以來連續六年的上升勢頭被打斷，大蕭條延續了數年之久。
這場恐慌被稱做“橡膠風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參與了國際資本的橡膠投機活動。當時上海人把橡膠叫作橡皮，所以習慣上又稱為“橡皮股票風潮”。
20世紀初，由於交通事業的飛速發展，造成國際橡膠資源緊缺，價格暴漲。1908年倫敦市場橡膠每磅售價2先令，1909年底漲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達到最高點12先令，國際資本大量轉向了橡膠資源開發。南洋群島是各國投資的重點地區，到1910年初，為開發南洋橡膠資源而成立的公司達到122家。在倫敦金融市場，橡膠股票最快的銷售速度是100萬英鎊的股票在半小時之內銷售一空，國際橡膠投資已接近瘋狂。
中國最大的資本市場上海被深深地捲入了這場國際資本橡膠投機活動。據《泰晤士報》估計，在開發南洋的122家橡膠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開設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經辦並代售股票，並在上海的外國銀行開戶，這40家公司的資本總額高達2500萬兩。當時，很多上海人連橡膠是一種什麼東西都沒有弄明白，僅憑道聽途說，就瘋狂搶購橡膠公司的股票，惟恐落於人後，失去暴富機遇。
在從眾心理驅動下，到1910年4月，僅僅幾個月時間，40家公司的2500萬兩股票已經銷售一空，經過炒買炒賣，股票價格輪番上漲。一家叫做“地傍橡樹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開盤價格，1910年2月19日每股僅25兩白銀，4月6日就漲至50兩白銀，一個半月上漲了一倍。
1910年6月，國際橡膠投機活動盛極而衰，世界金融中心倫敦橡膠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膠股票立即停止交易。在此後半年多時間裡，橡膠股票成了無人問津的股票品種，直到1911年春才恢復交易。但此時只有賣盤，沒有買盤。1911年7月，買盤開始出現。據上海股票交易所通告，6月29日，橡皮投票的賣盤開價每股5兩，7月6日的買盤報價每股4兩。與一年前炒買炒賣的價格有天壤之別。
1909年—1910年之間，上海各界購買橡膠股票動用的資金總計達到4000萬兩，投機規模之大可以想見。參與投機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錢莊。以此為導線，正元、兆康、謙餘三家錢莊同時倒閉，受牽連而倒閉的錢莊總共達到九家，這是橡膠風潮的初起，以後，源豐潤、義善源的倒閉，則是恐慌的形成。
在晚清，中國最主要的金融機構是錢莊，此外還有票號和銀號，它們都是傳統的金融機構，但匯劃、放款等主要業務，已經與中外貿易和工業等新經濟行業發生密切的聯繫，成為中國新式金融業的主要力量，其勢力之大，對金融市場影響之巨，遠遠超過剛剛興起的銀行業。倘若沒有錢莊的介入，橡膠股票投機的失敗，對於上海眾多商民而言，只是賠損錢財而已，不至於爆發一場金融大恐慌。
錢莊介入橡膠股票投機主要通過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參與股票買賣；二是以貸款方式介入橡膠股票投機，這是一種更為普遍的形式。上海許多錢莊並沒有直接參與股票投機，而是處於股票的賣方（外國洋行）和買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於橡膠股票炙手可熱，許多人傾其所有猶嫌資金不足，紛紛向錢莊舉貸。錢莊的大舉介入，增強了橡膠股票投機活動中的資金運用，擴大了投機的規模。雖說很多錢莊沒有直接搶購股票。但發揮了金融機構對市場的融資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錢莊是以哪一種方式介入股票買賣的，上海的大多數錢莊都直接或間接地捲入了投機。統計資料顯示，1910年上海錢莊共有91家，在橡膠股票風潮衝擊下倒閉歇業的達到48家，占總數的53%，虧欠款總額1933兩。而清末，全國一年財政收入長期維持在8000萬兩左右。上海錢莊介入投機程度之深，令人觸目驚心。
不過，當風潮初起之時，人們還沒有方寸大亂，因為這時上海銀錢業的巨擘源豐潤、義善源還挺得住，而只要源豐潤、義善源不倒，上海市面就亂不到哪兒去，更不會引起全國大亂。源豐潤是一家銀號，義善源是一家票號，歷來領導上海銀錢業，實力不在大清銀行（清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之下。由於同業之間生死與共，利害相關，每逢市面不穩，源豐潤、義善源都會竭力救市，成為上海乃至中國銀錢業的擎天之柱。同樣，官府也會調劑款項，增強這兩大機構的力量，以穩定市面。所以，7月的風潮發生後，上海道台蔡乃煌採取的最重要應急措施，就是向外國銀行借款350萬兩，其中140萬兩代正元集團歸還欠款，210萬兩存放於源豐潤、義善源，以穩定這兩大金融機構。這樣，在風潮發生兩個月後，上海市面源趨平靜，危機雖然沒有過去，但只是潛流涌動，未現驚濤駭浪。
恰在這時，即當年9月，大恐慌爆發了。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全國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發的。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慣例要上海方面從源豐潤、義善源等莊號提取190萬兩“滬關庫款”，用以支付當年到期的“庚子賠款”。“滬關庫款”是屬於國庫性質的上海海關的稅款，歷來由上海道台經手，存放於信譽卓著的源豐潤、義善源，以備中央財政不時之需。9月，度支部（財政部）欲提“滬關庫款”，時距正元等錢莊倒閉僅兩個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請求暫不從源豐潤等錢莊中提取這筆巨款，改由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庚子賠款”。當時市面未穩，源豐潤、義善源雖然實力雄厚，在猛烈的金融風暴中也不能獨善其身，在某種意義上，大金融機構承受的壓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關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賠款”，這是1901年它與八國聯軍簽訂城下之盟的主要條款，認為如期交付“庚子賠款”事關國家榮譽，而金融風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因此，軍機處對蔡乃煌不願提取源豐潤存款十分不滿。按照奏章性質，蔡乃煌的奏摺由度支部處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長）陳邦瑞與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蘇巡撫（當時上海歸江蘇管轄）參奏蔡乃煌，說他妄稱市面恐慌，恫嚇政府，不顧朝廷顏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當即革職。
蔡乃煌革職後，一度申辯，但遭軍機處斥責，羞憤之下，一舉從源豐潤等錢莊提回款項200多萬兩以交還政府，源豐潤當即倒閉。對此，洞悉內情者說，蔡乃煌火急追討官款，逼到源豐潤，是憤恨於軍機大臣斥責他“以上海市面恫嚇政府”，故特為此舉，使市面動搖，還政府以顏色，“以（證）實其前致電部中‘維持市面’之說”。上海恐慌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對上海金融危機的懵懂無知，一再下達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顧大局鬥氣泄憤所致。重大的歷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與一些細枝末節之事相關，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源豐潤的倒閉，帶倒了9家銀號和錢莊，造成30家錢莊歇業，恐慌播發了。繼源豐潤之後，義善源不能獨存也倒閉。源豐潤、義善源分號遍布全國，往來莊號不可勝數，它們的倒閉，致使北至營口、北京，南至廣州，西至重慶，全國各大商業工業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隨之而來的全國經濟蕭條也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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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