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前言

1975年7月，我離開石家莊市郊滹沱河畔的紅旗雜誌五七幹校、奉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此後，曾相繼在國務院財貿小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員會落選。這十二個春秋，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我有幸直接經歷許多重大事件。

經歷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人們，扮演着這樣那樣的角色。這些年來，看到不少親歷者對這段歷史或其中若乾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憶文字。寫歷史、有個人的經歷，個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種各樣，但是歷史卻客觀地存在着。

我少年時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學，志在報效國家。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爆發，目睹民族敗亡的殘酷現實，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希望。從參加“一二九”運動到奔赴延安，從東北解放戰爭到奉派參與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後則在中央辦公廳、紅旗雜誌，直到“文化太革命”。幾十年經歷，由於黨的教育，深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人民解放、國家興旺發達的指導思想。其間工作調動，世事變革，個人起伏，但是過個信念一旦樹立起來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誠然，個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說明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卻是對黨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對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經歷，比較系統地講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來，在記錄稿的基礎上，又反覆進行整理、補充和修改，歷經四、五年，形成了這部自述。這裡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鄧小平、陳雲，如胡耀邦、胡喬木，如趙紫陽、陳伯達。我如實地記錄同他們的交往，也寫出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總之，我希望這本自述，真實地記錄下我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包括我在其間的感受以及對人、對事的理解和認識，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於臧否是否公允，則有待讀者的評判，更有待歷史的檢驗了。
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設立國務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經過

1975年7月5目，國務院辦公室發出一個通知，宣布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國務院已設立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鄧力群等同志組成。"在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協助鄧小平做了許多事情，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夥恨之人骨。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人幫"造謠說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背着毛主席和黨中央私自搞起來的，誣衊政研室是"謠言公司"、"黑風口"、"繼舊中宣部後又一個閻王殿"，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作為政研室七個負責人之一，我有責任把這一段歷史說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鄧小平同志就開始醞釀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這個機構了。

按照毛澤東主席1974年12月在長沙作出的關於中央領導人事安排的決策，"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主席要總理組閣，不讓"四人幫"掌握最高權力。那時總理病重，主席要他開過四屆全國人大後專心養病，工作讓鄧小平頂。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確，要鄧小平同志來接班。

1975年初，經過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鄧小平同志在黨、軍隊和政府中就任三個重要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

這時，意識形態領域仍然由“四人幫”控制。中央的“兩報一刊”①，上海的《學習與批判》，是他們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門，一個文化部，一個體委，還有北大和清華"兩校"，也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兩個地區，一個遼寧，一個上海，都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四人幫"及其控制的這些地方和單位，只會抵制，不可能貫徹執行鄧小平整頓的一整套辦法。鄧小平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知道，要貫徹執行自己的一套，沒有輿論工具不行，沒有人替他宣傳不行。及時組建一個寫作--參謀班子，幫助他搞調查研究，起草文件，進行宣傳，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着手醞釀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同志為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的1號文件發出的第二天，鄧就找胡喬木同志談組建這個寫作和參謀班子的問題。胡在"文革"中受衝擊、審查多年，剛在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上露面，雖然算是"解放"了，但還沒有作組織結論、正式恢復組織生活呢。

鄧小平把胡喬木約請到自己那裡，跟他說：正在考慮，要你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同志當國務院的顧問，像過去“釣魚臺的班子”②。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鄧小平還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寫作的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還提到主席前不久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談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也應認真研究。鄧小平說：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系統解答的。從《*********》以後，就很少有那樣系統地解答人們關心的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結論，沒有論證，總之一句話，不能說服人。鄧小平還交代胡喬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鄧小平說明，今天談的這些，只是同你交換意見，中央和國務院都還沒有討論。

從這次談話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危難之時受命擔負黨政軍領導重任之際，在着手部署整頓的同時，已經考慮到加強思想理論工作的問題了。已經準備為把思想文化陣地從“四人幫”手裡奪回來而組織力量了。組織這樣一支隊伍，是同“四八幫”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展開鬥爭不可缺少的。

鄧小平同胡喬木的這次談活，對於後來正式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來講，是一次重要的醞釀。不過，名義、機構都還沒有確定下來，任務也只是從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寫“*********”那樣的寫作班子寫文章這一方面着眼。事實上政研室成立後，在整頓中承擔的任務，所起的作用，比“釣魚臺的班子”要寬得多，大得多。這時，鄧小平還沒有把此事提交黨中央、國務院討論。他只同李先念商量過。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當負責人，名單也是鄧與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鄧小平抓住機遇，把組建、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這是因為，一方面，整頓發展到那時，成立一個政研室這樣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幾個月來形勢的發展，鄧小平已經進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成立以胡喬木為主要負責人的這樣一個機構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

首先是整頓取得了顯著成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雷厲風行地領導了鐵路的整頓，並把鐵路整頓的經驗在鋼鐵、煤炭和整個工業交通戰線迅速推開。經過短短三四個月的整頓，國民經濟面貌已經有了顯著改觀。與此同時，落實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進展，大多數關押受審查者已經釋放。對地方的整頓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發文件推廣江蘇淮海地區整頓的經驗，開始處理浙江"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干)問題。總之，中國國內形勢出現了由亂而治的轉機。

第二，在進行整頓、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圍繞着所謂“反經驗主義” ③問題，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四人幫”進行丁一次較量。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四人幫”以“反經驗主義”打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圖謀，在這一次較量中取得了巨大勝利。5月下旬至6月初，鄧小平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集中批評"四人幫"。江青、王洪文被迫檢討。會後，王洪文離開中央到浙江、上海調查、工作，黨中央常務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這就為把整頓向面上鋪開、向深處發展，創造了頗為有利的條件。

按照鄧小平的部署，6月以後，整頓要進一步向面上鋪開和引向深人。進就勢必要進人"四人幫'長期霸占的文藝、教育、科技、出版、理論等領域，鬥爭必將更加尖銳。而當時北京、上海的主要報刊都控制在"四人幫"的手裡，"四人幫"還培植了一批寫作班子做他們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鄧小平主持召開的會議，鄧小平在這些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經過毛主席圈閱同意的中央文件，在報紙刊物上都得不到宣傳，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正確主張在報刊上得不到反映，幾乎沒有什麼輿論宣傳。黨內只有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文件或聽到傳達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這樣種情況，報刊上宣傳的東西同黨中央進行的工作，是兩股道，互相打架，這裡說要安定啊，那裡說還亂得不夠。當時，鄧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四人幫"進是進行他們的階級鬥爭。無論是整頓的進一步開展，還是同“四人幫"進一步的鬥爭，這緊密聯繫着的兩個方面，都迫切需要輿論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能戰鬥的寫作班子，組建一個能夠領導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機構，簡而言之，鄧小平手裡掌握一個能夠為自己的主張做宣傳、能夠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班子，是把整頓繼續推向前進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這時，胡喬木被毛澤東再度起用，成為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一個契機。組建一個寫作班於的迫切需要有了現實的可能。胡喬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當時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工作擺上了重要日程，而這項工作的負責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澤東探知，整理他的選集，胡喬木是最佳人選。而胡喬木的所謂“歷史問題”，經過幾年反覆調查，證明純屬子虛烏有。既然胡喬木沒有什麼問題，毛澤東遂親自指示，讓胡喬木參加《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論十大關係》、《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第一批需要編輯整理的毛澤東文稿交到胡喬木手裡。這樣，乘整理、編輯《毛選》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由胡喬木等作負責人，條件已經成熟。"四人幫"已經沒有任何理由阻攔了。

6月8日，鄧小平再次約見胡喬木，商談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有關事宜。鄧小平說：上次談的事要着手辦，不過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由你們幾個人負責。按照鄧小平的設想，政研室和毛選整理小組是兩個機構，一套班子。關於政研室的組成成員，就是1月談話時提的吳冷西、胡繩、熊復和原來在康生身邊整理毛選的李鑫。在商量時，鄧小平同意胡喬木的提議，增加于光遠，但是堅決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關於政研室的任務，鄧小平提出，除了寫文章承擔編輯毛選五卷的具體工作外，還要"分管學部"，就是分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顯然，鄧小平是要通過政研室掌握對我國最大的、有組織的這立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領導權，將宣傳理論隊伍組織起來。

6月8日同胡喬木談話"後，鄧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聯名向政治局寫報告，提出關於《毛選》編輯工作的建議：《毛選》第五卷"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毛選》六卷也要編出目錄草案"；毛主席還批准了胡喬木同志進行這項工作，成立由康生、鄧小平、胡喬木組成的三人小組(《毛澤東選集》工件小組)負責。陳胡喬木和五卷整理小組的幾位同志外，還可考慮吳冷西、胡繩、熊復同志參加進來。同時，鄧小平還在為遞交這個報告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鄧小平寫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議一件，請提政治局審議批准。“另，國務院設政治研究室，先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間志組成，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青一點的人，培養作理論工作。此事亦請一併提政治局審議。”

這兩項提議經政治局審議通過，報毛澤東圈閱同意後，國務院政治研寵室就正式成立了。

鄧小平報上去的負責人名單是六個人，沒有鄧力群。我的名字是後來加上的。我是誰提的名，不清楚。吳冷西西說是他先提的。據後來胡喬木在挨整時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鄧小平提的。鄧小平說，加一個鄧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領導成員都稱負責人。主要負責人胡喬木，也沒有別的職銜或名義。這樣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續，免得節外生枝，好立即上馬辦事。

二　我到國務院政研室之前的情況

從“文化太革命”開始，我就受到陳伯達打擊。不久，又被他打成“現行反革命”。長期在石家莊幹校勞動，接受審查。到1970年8月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垮台，我的處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復組織生活。

“解放”我時，說你可以回家了。我沒有返京回家，仍舊呆在幹校。當日我有一個心思，以後做研究工作吧，別的事情不想幹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論上作點準備。這個準備可以說從隔離審查那一天起就開始了。除了挨批鬥以外，我總是抓緊時間讀一點書。書有限，就反覆讀。主要讀哲學書籍。我在幹校五年，每天晚上大體上爭取讀三個小時書。五年下來，確實讀了我過去想讀而沒有讀的許多書。我去幹校時帶了五大箱書，比誰帶的書都多。《馬恩全集》、《資本論》、《馬恩列斯文選》、《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集》和《資治通鑑》、《魯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帶去了。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像這一段看那麼多書，而且看了過去想看而沒有看的書。其中《資本論》讀了三遍，讀的過程中，每一段都反反覆覆地思考。《剩餘價值學說史》三本都讀了。《馬恩全集》中的經濟著作全部看了，哲學著作也都看了。科學社會主義方面，《馬恩全集》、《列寧選集》中的有關部分又都重讀了。從被隔離到被解放，《毛澤東選集》反覆看了二十四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凡有專門的著作，都認真重讀。哲學方面，不僅把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較集中地研究了《論持久戰》中的哲學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幹校也好，我反反覆覆讀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研究其中的哲學思想。宣布“解放”以後，我在幹校又拖了半年，把《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搞成了一個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後，房維中給胡繩說，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筆記整理一下。不知什麼緣故，胡繩沒有把這個消息傳給我。後來房維中、王忍之到我家裡來，說現在有這麼個意見。我說，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批註和談話。他們說，那好，你整理出來以後，我們準備同幾個人一起搞一搞。這樣，我又搞了兩遍，包括過去整理的和過去沒有整理的。以後是計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說是紀登奎有指示，據說是周總理的意見。後來胡繩、吳冷西、于光遠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來、交上去以後，小範圍裡頭印發了。發給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礎上，我又搞了一個論點匯編，又整理了一個毛主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示。這樣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學習、整理毛主席的東西，確實懷着極大的熱情，對我來講，收穫確實不小。

其時，胡喬木那裡組織了幾個“隱士”，所謂“請隱士，舉選民”吧，搞學習毛主席理論指示的材料。以此為綱，分頭讀一下馬恩列斯的有關論著。要求最好分類整理出一些材料來。我在那裡工作，參加胡喬木那裡工作的有陳禹、馮蘭瑞、王仲方，還有總工會、共青團的人。在那裡搞了一個多月，搞成了一個材料——《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

我獲得“解放”後做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寫成《<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筆記的批註和談話》，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是懷着對毛主席發自內心的崇敬和熱愛去做的。不然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和毅力。這三件工作，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從馬恩到列寧又結合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我的理論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這為以後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準備。做這三件事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以後會搞政研室，但做了這三件事，確實為政研室成立以後我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這個準備和沒有這個準備是大不一樣的。後來，在寫《論總綱》的時候，我向幾位台作者講怎麼寫，以至口授文章的內容，隨時引用毛主席的觀點和語言。他們很奇怪，老鄧怎麼對毛主席的東西那麼熟習啊。就是因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結合着毛澤東思想對它們的發展，做過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喬木講他另有任務，由我繼續組織這些人把他出的題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務，就是要他去幫助整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快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這個攤子就散了。這批人中間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馮蘭瑞。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1)

鄧小平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報告，經政治局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同意。中辦發了我開頭所說的那個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約7月初，胡喬木就找我們六個人談這件事。人分兩部分：一部分搞《毛選》五卷，在中南海懷仁堂西邊的西四院辦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辦公。于光遠和鄧力群，就管武臣殿這一排。一邊工作，一邊調幹部。後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總共有近50人。設有理論組、國內組、國際組、辦公室、圖書資料室，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和骨幹有王子野、陳道、蘇沛、滕文生、丁樹奇、林澗青、徐道河、王飛、馮蘭瑞、李之敬、高興國等同志。人員來自中宣部、紅旗雜誌(調了四、五人)，還有新華社也來了一些人。圖書資科室是從"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圖書館撥過來的。那個圖書館原來是由田家英等辦的。

國務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說一說。

１《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

《毛學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經搞了。什麼時間開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周總理他們領頭籌辦，下面有個辦事機構，李鑫負責。那時機構社在中央黨校，黨校有三四個人參加，中辦秘書局搞文件的有三四個人參加。政研室成立以前還加上了鄧小平，由周、康、鄧他們三個人總負責。周、康兩人都病了，實際上就是鄧負責。後來就吸收了胡喬木。胡喬木屬於他們幾個人這一層，還是在他們三個人之下，不清楚。據李鑫後來講，確定胡喬木參加以後，到康生那裡談過一次話。康生說，我們這裡有個攤子，籌辦《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過去負責的是李鑫，你加進來以後，希望稱幫助他們做好這件事。意思胡喬木是協助。但從鄧小平、康生聯名給中央政治局的建議來看，組成《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的三人是“康、鄧、胡”，胡喬木是屬於上面總負責的一層。

政研室成立以後，實際上《毛選》五卷編輯工作由胡喬木負責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個吳冷西。這個機構搬到西四院裡辦公。我們七個人中，經常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實際上他們五個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後，在以前的工作基礎上，《毛選》五卷的編輯工作加快了速度。鄧小平採取一個辦法，每篇文稿經過修改，補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後，由鄧小平召集我們讀一次。地點在三座門軍委。通讀、討論，通過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還要到政治局討論。政研室的這種討論當時叫做“讀文件”。大體是兩周一次。文章有長有短，長文章一次讀一篇，短文章一次讀兩篇。7月9日第一次讀，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讀了七次，大概有十來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論十大關係》和《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整理加工是滿意的。當時議定，這兩篇可以定稿了，送給毛主席看了以後，不必等選集出版，先公開發表。

在《論十大關係》討論通過後，鄧小平7月13日給毛主席寫了報告，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喬木寫的《關於<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的幾點說明》，就圈閱同意。隨後，主席又把《論十大關係》讀了一遍，寫了以下批語：“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西四院在修改補充定稿過程中間爭論不小。爭論主要是在胡喬木、李鑫之目。具體內容現在記不得了，大致是胡喬木主張改得多一點，李鑫主張改得少一點。更主要的，胡喬木主張講階級鬥爭的部分要講得準確一點，周到一點。李鑫主張保持原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胡的意見占優勢。“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後，矛盾暴露出來，李批評胡的意見就多了，說這裡改的不行，那裡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喬木的話，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對階級鬥爭，胡喬木一竅不通。

粉碎“四人幫”以後，胡喬木被擠出《毛選》編輯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擔負這項工作。到那時，胡喬木提的修改意見大部分給否了。有同志主張毛主席原來怎麼寫的，就保持原樣，一點不給他改，甚至錯別字也不改。這件事情，公道一點講，胡喬木的意見不能說每個都對，應該說，對的多一些。胡喬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經驗，從《毛選》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對胡喬木不高興，除階級鬥爭觀點之外，還說了一句話，你記得嗎，康生給我們說的是讓你幫助我們做工作呀，結果你參加進來以後，喧賓奪主了，不是幫助我們，成了指示我們了。他們的矛盾，實質是在這裡。

胡喬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從《毛選》五卷編輯工作中排擠出來。後來，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編輯辦公室，主任汪東興，副主任是李鑫，就沒有胡喬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才重新負責編輯毛主席著作。

2 意識形態領城裡同"四人幫"的鬥爭

先念同志曾經跟我說過，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負責人的名單是他們兩個人提的。他說，他當時擔心，被“四人幫’看成是同他們唱對台戲的班子。事實上，這個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要不然就不會成立這個研究室了。全黨的工作，黨中央、國務院的經常工作是鄧小平管，意識形態領域是“四人幫”管，“四人幫”干“四人幫”的。是當時的這個局面，鬥爭的需要，促使鄧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對當時黨中央、國務院作的決定做點宣傳，能夠幫助了解一點情況，起草一點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實際上就是拉開了一個架子，準備同“四人幫”唱對台戲。

當時毛主席在批評“四幫”的錯誤，他想進行一些揭整，如果沒有這個形勢，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難行，毛主席也不會同意成立這個政研室。

從3月以來，關於鐵路整頓的9號文件，關於鋼鐵整頓的13與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裡，由主席圈閱下發。那時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鄧小平談話，他的腦筋開始轉向意識形態領域。毛主席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鄧小平就給胡喬木說，毛主席開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對這方面情況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後，你們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這樣，政研室一成立，我們就做這件事。

(1)上送報刊上刪掉"百花齊放"和宣傳"三突出"的材料

我們搞了兩個材料，一是經過查閱報刊的文章，證明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提了，確實是事實。這個主要是王子野他們幾個同志看報，看刊物，從當時查到的材料中，選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四句話中的"百花齊放"刪掉了。這個材料證實了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僅文藝工作實際情況是如此，而且文藝方針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給鄧小平以後，鄧說，這個材料很能說明問題。以後，他在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的講話裡頭就說，對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說吧，過四句話是比較完整的，這些年來，把"百花齊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話。後來查出來是姚文元定的調子。

在此期間，我記得和北影的李晨聲他們有了接觸。李是電影《海霞》的攝影。他們也是從報刊宣傳中看出來，“四人幫”不僅把“三突出””當作樣板戲塑造人物的成功經驗，而且推而廣之，成為藝術領域，文學領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創作原則。我讓理論組整理了一份《關於報刊上宣傳“三突出”創作原則情況的材料》。這個材料也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也轉給了毛主席。

(2)轉送《創業》編劇張天民的申訴信

我記不清楚，是我們的材料送上之前，還是送上之後，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個多方面說到文藝政策要調整的談話，其中講到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準備用兩三年的時間，改變現在缺少小說、詩歌、散文、文藝批評的狀況，並且說到了，對於作家要團結大多數。其中講到周揚的問題，說：如果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這樣一種作法是脫離群眾的。並且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

這次談話涉及的面比較寬，例子也比較明確，說明他對“四人幫”搞的這一套，意識到不對頭，不滿意，需要調整。

這些談話，當時沒有全文傳選，鄧小平通過胡喬木已經告訴了我們，促進我們收集過方面材料。我們更有信心，同時找了一些文藝界的人物了解情況。文藝界有些人分別地給我們那裡通消息，反映情況，或是直接寫信。

1975年2月春節期間，影片《創業》公開放映，可是放映後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壓制了幾個月，到4月上旬，羅列了十條罪名，不讓《創業》公開發行。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胡喬木曾經找李季談過一次話。李季是詩人、作家，又長期在石油系統，要他寫信反映關於《創業》的不同意見。後來李季同志病了，住進了醫院，熊復和王子野約李季談，記錄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後簽名發出。胡喬木看了不滿意，也就算了。後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就說過是秘密串聯，捉刀代筆。

在此過程中，《創業》編劇張天民寫了一封申訴信，一式兩份，通過賀龍的女兒賀捷生走兩個途徑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喬木送給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寫下對《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個事情批了江青，惹惱了江青。江青後來當面斥責張天民：“告也娘的刁狀。”張春橋竭力抵消毛席批評的分量，說：主席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準確的，“此片無大錯”，沒有大錯，還有小錯、中錯呀！

(3)轉送《海霞》主創人員給毛主席的信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轟動一時。文藝界奔走相告，精神為之振奮，“四人幫”狼狽不堪，等於抄了文化部的家。在這個期間，我同《海霞》攝製組接觸，胡喬木知道後，給我講，在這個形勢底下，你要找《海霞》導演，讓他們向中央寫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聲、惠宏安同志談了幾次，後來謝鐵驪同志來我家一次。當時精神有些緊張，車停得很遠，然後走過來。他訴說一番《海霞》受刁難的苦處，對文化部、“四人幫”的作法深為不滿。我主要是傳述了上面關於文藝調整們信息，還說，你們的爭論我沒有發言權，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段話，以及有關文藝政策方面的論述，你們覺得你們是按毛主席思想辦事的，你們就寫信，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作法與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們就不要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