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給胡喬木，胡喬木交給鄧小平，鄧小平交給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專門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個政治局委員。江青稱病沒到，張春橋也沒有到。大家認為影片的所謂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議可以發行。這樣《海霞》也通過發行了。江青就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政治局審看電影。

(4)轉送周海嬰、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

也是這個時候，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的書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魯迅全集，要求對魯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給毛主席寫了信，經胡喬木送給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歷史小說《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開始後，姚雪垠在武漢受到批判，寫作停頓下來了。這時，他聽說毛主席有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他一個條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喬木把信轉給了毛主席，解決了《李自成》的寫作和出版問題。作者姚雪垠調到了北京。

(5)轉送冼星海夫人給毛主席的信

在音樂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聶耳去世40周年，音樂界想組織一次音樂會，紀念這兩位音樂家。冼夫人錢韻玲向毛主席寫信提出這個建議。這封信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陳蓮代為起草，預先同于光遠、胡喬木通過氣。信寄到中南海後立即經過鄧小平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委員。照說主席批准了，就應該沒事了，但"四人幫"還是刁難。一個是會議的橫標，不能寫"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只能夠寫聶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樂會。音樂界認為"人民音樂家"是過去毛主席的題詞，一定要寫上"人民音樂家"這五個大字，"四人幫"就是不同意。另外一個是演出地點，計劃在民族文化宮演出一二場以外，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次。計划進到國務院，也被張春橋卡住了。這就更引起音樂界的憤怒。李德倫找到我，我建議他向胡喬木反映。胡喬木接了李德倫的電話，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搞。李德倫找到我，說想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在那裡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由他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鄧大姐給李德倫他們回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身體不好，從電視上看你們演出。

(6)抄轉李春光的大字報給毛主席

在過時，我的侄子鄧啟元告訴我音樂學院出了一張轟動全院的大字報，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報。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寫大字報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論系的青年教員。當時，這張大字報還是有點力量的。我讓他第二天抄下來。沒想到大字報下面已經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蓋起來了。我問啟元認識李春光嗎，他說認識，我就讓啟元到他家裡，不講別的，只講你的大宇報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給我看看，讓我抄一份。把大字報抄來以後，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對李春光這個人的簡要介紹，上班時就把大字報抄件和寫的那段話一起給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稱讚這張大字報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就把大字報帶走了。後來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條，政研室的成立，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鄧小平要我們或支持我們做的這些工作，不僅同毛主席當時的文藝政策合拍，而且也確實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或支持。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調整文藝政策，而我們又能進行，是執行他的指示。所以我們幹得很歡。

除了轉信以外，也翻了下報紙，六七月收集“四人幫”借批經驗主義影射周總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報紙上對軍委擴大會議反映的文章。這些都轉給鄧小平了。鄧看後說，他們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們還到版本圖書館，查了一下“文革”期間出版的書籍。詳細情況，記不清楚了，記得連各種小冊子在內，共出一、兩萬種。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包括重版書)不到20種。搞學問的不讓寫文章，寫了也不讓出。學術領域確實是一片沙漠。

“四人幫”這時老實了一段。主要是鄧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說批了他們幾個月嗎，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臨離開北京時甩下一句話，說十年以後再見。過引起鄧小平高度警惕。鄧小平說，是啊，按年齡來說，他們有優勢。王洪文那時才四十幾歲，鄧已七十多了。鄧小平後來說，老同志中在醞釀，怎麼樣從中青年中間培養幾個人。華國鋒到大寨作報告，這恐怕也是步驟之一。

(7)圍繞評《水滸》的鬥爭

到8月中旬，"四人幫"借評《水滸》又發起攻勢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評《水滸》的談話。當時，主席兩隻眼睛都是白內障，在他身邊讀書的北大中文係數員蘆荻向他請教關於《水滸》評論的問題，主席就發了些議論。蘆荻作了記錄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發。經整理正式印發的這篇談話全文如下：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魯迅的話。這些議論就是把魯迅說過的話的意思說得更明確點就是了。把魯迅的話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確實是就書論書，發表感想，不是針對什麼具體的東西借題發揮。當時把這個指示利用成那個樣子，很微妙。

據鄧小平同志給我們說，他看了這個指示以後，曾經向毛主席建議，印發政治局討論一下吧？主席說，這是文藝問題，是對古典文藝的看法問題，用不着議論了，用不着傳達了。鄧就沒有在政治局傳達。他給我們講，也是就他的理解，說話時順便講了這個問題。無非是講明現實意義，對國外來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國內來講是反修防修，因為都講投降，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毛主席發這樣一段議論，"四人幫"就如獲至寶。據後來揭發的材料，姚文元收到這篇談話以後連夜寫信(中間只隔三個鍾電)，說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進行宣傳，並提出了怎麼樣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宣傳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報》發文章，然後在其它報刊發文草。"四人幫"就利用主席關於《水滸》的議論，說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篡奪領導權，然後把聚義廳變成忠義堂。用此來影射周總理、鄧小平。

8月中旬，評《水滸》的文章陸續出來。9月中旬，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先在山西昔陽開，小平同志去了，在開幕式上有一篇講話。結束時在北京開，華國鋒作了總結報告，報告稿子是胡喬木幫助修改定稿的。這邊開學大寨會議，那邊(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個內容就是大講評《水滸》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一個內容是為他們壓制、扼殺《創業》、《海霞》翻案，大罵張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狀"。完全是潑婦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講話錄音，發給大寨會議和全國。華國鋒比較堅定，但他也不好辦，就把江青的要求報告了主席，請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報告不要印。鄧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講《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向毛主席匯報。主席聽了很生氣，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大寨，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上邊沒有多少人信她的。這是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一種支持，對江青來講，起了一種抑制的作用吧。

後來，江青講，她去大寨之前報告了毛主席，主席還把南宋一個姓張的人離開杭州的一首詞，叫人抄給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勁頭來堅持你的愛國立場。記得有這個說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編的，我記不清。蘆荻到主席那裡，好像有個任務，到那裡講解毛主席圈的幾首詞。

從《水滸》的批示和學大寨會議來看，主席對江青的支持比原來減弱，天平有些傾斜。姚文元摸到什麼氣候，大做文章，做得過分以後，老人家又不滿意。從過一段可以看出這麼一點苗頭。江青在那時能和鄧小平面對面的爭，她總是還帶一點“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麼樣，她那時一肚子氣，後來不是講鬥爭她好幾個月嗎！

宋平(他當時在甘肅任省委書記)告訴我，他從甘肅到北京，參加有不少省委書記出席的會，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識到了鄧小平與江青兩人的爭論。對他們的話有的只傳達鄧小平的話，而不傳達江青的話，有的是兩個人的活都傳達，有的是傳江青的而不傳達鄧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鄧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後卻發生了一個變化。從傳達會議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會議上表揚了兩個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個是廣西農業搞得比較好，發展地方工業支援農業機械化。

3 代管學部

政研室成立時，鄧小平就說，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這些事，而且要代管學部。即代表國務院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管起來。他想把學部組織起來，為當時的中央作些理論上、學術上的探討。我們七個人中，分工胡繩聯繫學部。

（1）聯繫學部的兩件事

現在看來，當時聯繫學部起了作用的是兩件事情。

一件，組織了學部黨組，由胡喬木給國務院報告以後調了幾個人進去。黨組書記是林修德，副書記是劉仰嶠、宋一平，黨組成員吳亮平、吳善甫、王仲方。有沒有劉導生我記不清了。

另一件，請示國務院，準備辦一個雜誌叫《思想戰線》，批准了。胡喬木給黨組專門開了一次會，談這個雜誌怎麼辦，現在還有那個談話記錄，也出了一些題目，提出先組織哪些文章。

《水滸》批示發表以後，政研室也組織了評《水滸》的文章，準備在《思想戰線》上發表。胡喬木說，不僅要講小說，而月還要講歷史，講中國和外國的農民戰爭的經驗。當時是作為重頭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為了寫這篇文章，把鄭必堅臨時借調來，由他負責起草稿子。改了兩三次，沒有定稿，也沒有用。

胡喬木在關於辦《思想戰線》的講話中，重點非常明確，這個雜誌要全面宣傳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項指示，並且說，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目前報刊上安定團結沒有得到反映，把經濟搞上去也沒有得到反映，而這個雜誌就應該全面反映各項指示、各條戰線。“四人幫”當然很警惕，這個刊物顯然是衝着他們來的；他們的寫作隊伍面臨挑戰，面臨勁敵。他們在內部作醞釀，準備這個雜誌的文章出來一篇批篇。

這個刊物從政研室成立一開始就籌辦，有了一個請示報告，有了一二期的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沒有出來。

(2)毛主席對國慶招待會簡報的批示

到了國慶節，要舉行國慶招待會，由政研室向黨中央、國務院開列出席國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社會科學界人士的名單。哲學社會科學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過去被當做學術權威批判的學者、專家。事後，黨組吸收了參加宴會的專家學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簡報"。胡喬木把它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報毛主席。主席看了報告以後，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的批示。那時鄧小平同志代表周總理主持中央、國務院工作。主席的意思還是要寬容。中央的天平還是向着鄧小平這方面的。

4 搞三個重要文件

這三個文件是《科學院匯報提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三個文件，後來被“四人幫”說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學院匯報提綱》

7月間，中國科學院黨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偉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鄧小平。鄧小平給胡喬木。胡喬木把太尖銳的話調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給鄧小平。鄧小平說還要改。胡喬木就找于光遠、龔育之，還有他自己也親自參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說，重新組織，寫成了《科學院匯報提綱》9月26日稿。這個稿子的一大特點，編了十段毛主席論述科學技術的語錄。胡喬木還有鄧小平都很滿意。後來聽胡喬木說，有了這十條就可以駁倒一切反對的意見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使主席不高興，被"四人幫"抓把柄的是，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講的，"文革"期間也可能毛主席對科技工作沒發言。拿我們現在的看法來講，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來反對"四人幫"的套。這就有點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會有這樣的感覺！"四人幫"是不是看出了這一點，其中有一條惹出了麻煩，就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耀邦他們最初起草時就引用的。

過個稿子摘出來以後，國務院開會討論。幾個副總理聽了以後都基本滿意，同時也補充了一些意見。鄧小平講了一篇很好的話，但是在插話中間有一句話講得不大嚴密，過頭了。這在鬥爭中間也難免。“四人幫”只講紅不講專，鄧小平講既要紅，又要專，同時又說，紅不了，只專，像陳景潤這樣的，也好啊。還進而說，白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貢獻啊！他認為過比只講紅、不講專的空頭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這樣。這個稿子又作了修改後報送毛主席。

這一次同以前鄧小平給毛主席進文件就有一點不同了。主席跟鄧小平講，我不記得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話。文件退回來，未置可否。鄧小平給毛主席的這個材料，碰了一個軟釘子，這是第一次。這時，就有人把鄧小平的那些話，傳給“四人幫”，大概“四人幫”又給毛主席說了些什麼東西。胡喬木對這個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也未再送給主席。從碰軟釘子來看，毛主席已經感覺到鄧小平沒有貫徹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針、政策。
(2)《工業二十條》

在此之前，鄧小平給國務院提了兩個意見，工業部門不能只是一個方面，一個方面，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來解決，要搞一個從總體上指導工業戰線的文件。另外，要國務院不能只搞年度計劃，要搞長遠計劃。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時，國務院從6月起就開了務虛會。過是第一次務虛會，名字叫計劃工作務虛會。政研室我和于光遠列席這個會議。這個會議大概是一周開兩次，好像開到9月底。國務院領導同志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聽匯報。我離開實際工作十年，列席這個會，第一次聽到我國國民經各部門的實際情況。所有匯報的人。都反映了我國經濟工作方面的情況，存在的問題，迫切要求改變這個局面，提了不少有關長期計劃的好建議。發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門受到的干擾和破壞，參加會議的人有支持鄧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造反上來的人物，如孫健、吳桂賢等。在開務虛會的同時，計委從7月開始起草加快工業發展的文件。他們搞出一個稿子以後，研究室的幾個負責人胡喬木，吳冷西，于光遠，我也是一個，參加修改這個文件。時間已記不准了，大約是從8月下旬開始。

9月2日，搞出一個稿子，共十八條。到10月25日，幾經修改，成為《工業二十條》。學《科學院匯報提綱》的辦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關於工業的指示列了若干條，成為整頓工業的基本根據。稿子還沒有上送，既沒有上報黨中央，也沒有上報國務院，更沒有報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計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複製後在省里傳播了，不知怎麼一下反饋到"四人幫"那裡去了。批《工業二十條》時，"四人幫"拿出來批的就是這個有脫漏、差錯的抄件。其實，9月2日稿中辦印發了完整的鉛印稿。"四人幫"不用，真不知心中懷的什麼鬼胎。

（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在9月中旬，正在籌辦《思想戰線》期間，胡喬木給了我一個任務，說要全面宣傳三項指示，於是就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我大約是9月18日接到任務，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發給政研室其他六位負責同志徵求意見。

當時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點到9點，七個負責人在武臣殿集體辦公，看文件，交換意見，傳布信息。那天徵求意見，討論這篇文章。熊復先發言，認為語言不夠厲害，對派性的批評太客氣了，實際上派性的危害比你這裡講的厲害得多。其他人沒有講話。胡喬木忍不住了，說稿子不行，這種稿子你鄧力群就不應該通過。我說，這個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別人寫，我通過的。他說，太尖銳了，要正面宣傳。胡喬木說得很不客氣，相當激動，然後指定吳冷西、胡繩、鄧力群、胡績偉、于光遠，"你們幾個人再去討論一次，另起爐灶，重寫一篇。"

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半天，確定了一個題目：《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第二稿給胡喬木一看，沒有討論就說，題目就不行。這個題目給人一個印象一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還要鞏固，為了鞏固才來鬥爭。以後胡喬木就不管了。我們幾個人商量，讓我同蘇沛、滕文生再搞一個稿子吧，着重講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說不同性質的兩類矛盾就應該用不同的方針進行處理，這就形成了第三稿。誰也沒有送，連胡喬木也沒有送。

毛主席對鄧小平、胡喬木有意見，同這個稿子沒有關係，因為這個稿子還沒有出來。不存在這個稿子惹了禍的問題。從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不是因為抓住了《論總綱》，而搞“反擊右傾翻案風”。就對鄧小平看法的變化來說，過個稿子沒有起什麼作用。但是到後來“批鄧”的時候，這個稿子確實成了一個把柄。所謂主體兩翼：《論總綱》是主體，《匯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

華國鋒當總理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要人經過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對我說，聽說你有這麼一個稿子，是不是拿來給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給他，第二、三稿都送了，還專門寫了一個報告，談寫這篇稿子前後的情況。實際上參加這個稿子的人有胡績偉、余宗彥(他是我延安馬列學院的同學)、蘇仲、滕文生。報告中我沒有提他們的名字。報告中講，這既不是鄧小平授意，也設有經鄧小平看過。儘管起草的幾有好幾位，這個文章政治上要負責的是我，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責。這份報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國鋒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幾號，在我們讀了毛選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後，胡喬木同志談起報刊關於三項指示的宣傳，認為對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項指示的宣傳太少，很需要寫一篇全面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寫這篇文章，我說，我多年不寫文章了，有困難。他說，可以叫幾個人幫助一起寫，四五千字的文章，有兩三天就夠了，並不難寫。他提出了文章布局，開頭一段寫執行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後，我們的工作有了進步。但是由於沒有全面執行，有的只是執行了一項，有的只執行了兩項，所以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發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寫三項指示之問的關係，一段寫第一項指示與第二項、第三項指示之間的關係，一段寫第二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三項指示的關係，一段寫第三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二項指示的關係，總結起來寫一段，要全面貫徹執行三項指示。關於內容，他叫我把鄧小平同志幾次談話記錄找來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講的有關意見組織到文章里去。過了兩三天，他告訴我寫文章的問題已經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同意寫，並且說，經過胡喬木主持修改後，交給他，由他約國務院幾個同志討論修改，報送毛主席審閱，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通過，交人民日報發表。

我找了四個同志，開始學習有關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鄧小平在鐵路會議的講話，鋼鐵會議上的講話，工農兵學習班上的講話，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在國防工業會議上的講話，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同新西蘭記者的談話。有中央1975年九號、十三號、十六號、十七號、十八號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文件；有國防工業會議上幾個負責同志的講話，浙江關於處理"雙突擊"問題的兩份材料；有《工業二十條》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個企業黨委書記討論這份稿子的幾份會議簡報。同時閱讀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其他有關指示，閱讀了馬、恩、列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這個期間，還分別召開了兩次座談會，請外單位的五個同志就執行三項指示的情況和文章應該怎樣寫，給我們提意見。

經過三、四天的學習、研究，我和四個幫我寫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個寫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兩個組，進行流水作業。兩個同志先按這個架子把有關材料編成一個毛坯，搞好一段，給我一段。我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組成腹稿，進行口述，另外兩個同志筆錄，記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討論修改，寫成了初稿，並把文章的題目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從開始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胡喬木同志沒有向我提任何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匯報文章的內容。所以，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

初稿於1975年10月7日印發政治研究室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同志審閱。請他們提意見。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還沒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喬木同志說已經看過了，認為文章太長，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語調寫，不好，應該正面講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繩、于光遠三同志同我們五個人一起討論如何修改，他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最後大家共同的意見是要圍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來寫三項指示，並且把題目改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之後，胡喬木同志說過，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慮作為《思想戰線》第一期的帶頭文章發表。我於10月中旬改出這遍稿子，已經沒有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審閱。喬木同志看了又不滿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語調沒有完全改掉，並且指出文章選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徹底政善無產階級專政"，本來不是林彪說的文章就寫成林彪說的。我說，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後，我在批判會上，在報刊一些文章、報導中，多次聽到和看到這個口號是林彪說的，都是當着林彪的口號來批判的，其他幾十同志也有同樣的印象。喬禾同志又說我們聽到的說法、看到的寫法不對。他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後來他又說這遍稿子的題目就不好，人家看了會覺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有問題。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兩個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題目改為《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印出來後，再沒有送給胡喬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這時中央已經給胡喬木同志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再問第三遍稿的修改情況了。

上經過如有說得不清楚的地方，請隨時指示，當隨時補充報告。此致

敬禮

鄧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當時的條件下，信中所講寫作過程比較簡略。有些細節也沒有講。實際是，開頭商定文章的框架後，他們四人先分頭各寫一段。胡績偉分工的一段先寫出來，我看後感到不行，不能用。於是採取我口授，由蘇沛、滕文生筆錄的辦法。我講一段，他們記錄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討論。最後由我修改定稿，題目也由我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現在有人說胡績偉是《論總綱》初稿的主要執筆人。不符合事實。事實是胡績偉分工寫的一段先寫出來，但不能用。於是改變方法，由我口授，蘇沛、滕文生筆錄。

（4）鄧小平評價：是香花，不是毒草

《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匯報提綱》這三篇東西，同以前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確實應該承認，比較系統地、全面地把鄧小平主持工作這一段，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國務院同志的主張，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從這個意義講，這三篇東西倒可以說代表所謂“右傾翻案風”的綱領。當時的實踐認為這一套東西符合實際，整個工作有起色，經濟情況在好轉。明顯地表現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幫”的分歧，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自己是否意識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張來壓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沒有這個想法。但從實際效果來說，能夠接受的，有感情的，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認為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回過頭來，毛主席過去講的這個觀點，那個觀點，應該堅持，應該肯定，這是事實。被“四人幫”歪曲的東西，應該把它恢復本來面貌，被“四人幫”封鎖了的東西，通過這些文章要把它傳播出去。拿“四人幫”的話來說，這篇文章說了一些老同志們想說還沒來得及要說的話。最使“四人幫”受刺激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當時我們議論時不是指“四人幫”他們，而是指已被判刑關起來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壞吧。可是，他們自己認定是對着他們的。公正地說，選三篇東西引起“四人幫”的反感，當作他們必須批判、必須認真對待的東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把《論總綱》斷為"一篇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並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類比，說《論總綱》"同571工程紀要何其相似！"對《論總綱》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和結尾也大張撻伐。對開頭，批曰："前提：經濟領域社會主義革命，階級鬥爭為綱被排除"；對結尾"只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為綱，做好各方面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這段話，竟批道："一定能復辟嗎，痴心夢想！""四人幫"仇恨、害怕和誣衊《論總綱》，真是咬牙切齒啊！

“四人幫”為批判這三篇東西，印了三本小冊子。用張春橋的話說，是不用中央名義的中央文件。他們找到這樣幾份材料，如獲至寶，廣為印發，共印發八千萬份，以為可以把鄧小平置於死地，使鄧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們來講，究竟歪曲了鄧小平的意思沒有呢？是不是準確地反映了中央那時的意見呢，應該說，比較真實地、準確地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過頭話也不能說沒有。

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才看到《論總綱》。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談話，說：

“三株大毒草”中的《論總綱》我確實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香花，不是毒草。《匯報提綱》，當時想爭取通過，但沒有能做到，有些問題現在要進一步寫。《工業二十條》，看過第二稿。以後的稿子沒有看過。這些文章也有缺點，沒有缺點的香花我看是沒有的。

一開始就說，政研室成立，是鬥爭的需要。這幾箱東西出來，也是鬥爭的產物。當時的想法，“四人幫”那一套實在不行，現在就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定說是兩條路線鬥爭，好像當時也沒有這個思想、觀念。拿《論總綱》來說，確實心目中沒有把他們列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只是認為這些人掌握國家大局不行。按他們的意思去辦，國家搞的一定不成樣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黨中央的指示、國務院的指示來辦才有希望。說七、八、九三個月是“右傾翻案風”，不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經華國鋒首先提出來的。這三個月是全國同“四人幫”鬥爭的關鍵一段。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麼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幹這些事又是一個什麼局面。拿我來講，為什麼非要把他們壓倒不可呢，沒有這麼高的覺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這條道。就如戰爭一樣，開始是人控制戰爭，戰爭打起來以後，就有點戰爭控制人了，否則就無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幫”的大暴露。對三篇東西，做了很好的宣傳。如果沒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還不知道鄧力群。三篇東西都附在後面，不附別人還不知道啊。我在大慶出名就是因為《論總綱》。那年不是開學大慶會議嗎，讓我也參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維中同志很寬大，說你別參加起草了，參觀去吧。每到一地，人們都說，鄧力群同志，你們幫我們說了話。

當時姚文元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從批語中看，兩種觀點、兩種力量、兩種立場，是勢不兩立。同樣一句話，他就有另外一種看法。在大慶，王忍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給我正了名。在大慶他和我一起參觀，走到哪裡，都說《論總綱》的作者來了。我說，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當時，看了鄧小平的講話，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當時中央的決定，那真是誠心誠意地要宣傳這些意見。王忍之說，你挨批時可不是這樣說的，你挨批的時候，什麼都說是你個人的意見。王忍之說的倒也是事實。

注釋

①“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②“釣魚臺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這個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已經由中央宣傳部、聯絡部和外交部等單位的負責同志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成員有吳冷西、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1962年11月起開始工作。12月起寫作班子集中在釣魚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中寫了七篇文章。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31日；3、《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紅旗雜誌社論，《紅旗》雜誌1963年第1期；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1月27日；5、《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2月27日；6、《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乾重大問題》，《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紅旗》雜誌1963年第3、4期；7、《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決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和原來的寫作班子的成員。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反修文章(統稱《*********》)的寫作任務，就是這個寫作班子承擔的。《*********》起草過程中。寫成的文稿都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中央常委審定。這個文件起草小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這個寫作班子中有兩個秀才未參加。一個是胡喬木，那時他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毛澤東要他"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還建議："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閒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澤東1961年8月25日復胡喬木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85頁)這樣，從1961年夏天起，胡喬木就完全離職休養，因此沒有參加這個起草小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過程中徵求他的意見。還有一個陳伯達，他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這時他主要承擔國內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說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同一天，《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造謠說，"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個意見。4月4日、5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要求政治局討論。他們大反經驗主義，以影射攻擊周恩來和老一輩革命家。鄧小平洞察他們的用心，堅決進行抵制，並用向毛澤東請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幫"的這一政治動向。毛澤東於4月23日寫下批語，對"四人幫"搞"反經驗主義"提出批評；又於5月3日親自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反經驗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轉信引發“批鄧”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讀《毛選》五卷文章的時候，鄧小平就提到，你們聽說沒有，遲群在清華"發瘋"。後來了解到，有人寫信告遲群，因為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教育部長而大吵大鬧，裝瘋賣傻。這封信是經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的。8月份這次轉信，毛主席沒有什麼反應。

這次會後，胡喬木曾經想了解清華調整院系的情況。聽說遲群曾多次講過，清華所有的系第一專業都是斗走資派。他把系科調整得很亂。胡喬木談到這件事時，李鑫就跟他說，清華、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這是毛主席親自管的。

過了一陣，李琦找胡喬木轉劉冰等告遲群的第二封信。這封信還是通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沒有想到就是這麼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情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過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後來公布這段談話時還加上一句“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