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本人在北京，信為什麼經鄧小平轉？這樣責問，實在沒有多少道理。前面說過，在此之前，經小平轉主席的信已經有好幾封了。對那些信，都沒有生氣，而且都有批示。而這封同樣經小平轉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當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同樣是轉信，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說明鄧小平辦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夠容忍，而有些問題，他不能容忍。或者說，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糾正他認為需要糾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這樣的信，他能夠接受；而涉及到他認為不需要糾正的，或不想觸及的問題，他就不能容忍了。一個直接的原因，北大、清華過兩個單位都是他管的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聯繫在一塊的。“文化大革命”從北大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後來清華接着動起來。

這件事情，使我聯想到1957年反右。那時，主席聯繫了兩個黨組織。一個是中央辦公廳下面的秘書室，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秘書室的事情講起來很長，以後有機會的話專門講。簡單說，他有一句話，叫做舉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個積極分子。他講了歷史上八司馬的故事。唐順宗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參加以王叔文為領袖的革新集團。他們要打擊宦官勢力、革除弊政。掌權146天，史稱"永貞革新"。最終還是失敗了。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就是唐憲宗。憲宗即位後，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先後被貶為邊遠八州的司馬。這就是有名的所謂"八司馬"。辦公廳秘書室的事情有類似的性質，積極分子正好也是八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的預備會上，主席又講了這個故事。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聞題決議講過這樣一句話。鄧小平同志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鄧小平的工作，他轉的信。涉及到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儘管這封信本身只說到遲群、謝靜宜兩個人。

在這之前，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間，涉及到一些方面的問題，主席恐怕已經有感覺了。過去送上去的東西，都是同意。《科學院匯報提綱》進到主席那裡，則不置可否退了回來，碰了一個軟釘子。

我們當時起草文件和講話都用這樣一種辦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論、語錄來揭批“四人幫”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學院匯報提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這個文件修改了好幾次，在喬木的主持下，理出一個“文革”前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指示、觀點的體系，一共有十個方而二十六條語錄（沒有一條是“文革”中的），歸結為毛主席的科技路線。然後用這個作綱來批判科學院的幫派體系，包括“四人幫”。喬木非常滿意，鄧小平也非常滿意。我們是不約而同，都有這樣一種思想、感情，對“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親切，對“文革”中“四人幫”宣傳的毛主席的東西有牴觸，以至也不去細細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幫”的引申、發揮以至歪曲。用這種辦法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是"四人幫"的歪曲，而其中有些並不是，而是我們把主席在"文革"期間有關科學技術的指示當成"四人幫"的歪曲去批了。從我們來講是批"四人幫"，而主席會認為這是通過批"四人幫"來批他。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院匯報提綱》有沒有這樣的問題，這可能不是理論和原則上的毛病，因為不能說主席在"文革"中的錯誤就不能批評；但在策略上，沒有把"文革"中"四人幫"的謬論與"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劃出一條界限。當時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主席卻很警覺。過去鄧小平送這個、送那個，都照批不誤，從不耽擱，這回《匯報提綱》送上去，毛主席說，你們那裡引用我的一句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我不記得講過這句話。鄧小平還說，主席對這個提綱還有些意見。但鄧沒說是什麼意見，是鄧沒有傳達，還是主席也沒有具體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們是在用我的過去來批我的現在，以批評"四人幫"為名來批我的東西。這一點，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對劉冰信的批示以後，接着就是組織措施。這個批示首先給鄧小平看了，有沒有在政治局內傳閱，當時政治局開會沒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國務院幾個副總理就專門開會，又把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周榮鑫幾個找去傳達了這個批示，並且向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做檢討。這事胡喬木當時沒有對我們說。

過不幾天，就開政治局會議，批評胡喬木他們幾個。這個政治局會議的情況，胡喬木會後給我們講了。據胡喬木講，毛遠新對胡喬木批評很尖銳，江青更厲害，訓了胡喬木一通，說你胡喬木對毛主席忘恩負義！胡喬木實在接受不了。

當然，當時政治局批劃的主要對象還是鄧小平。傳出來的說法，會議開得非常激烈，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批得鄧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別讓鄧小平不高興的，是有一個列席會議的同志，系統揭發，批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很惱火，聽不下去，幾次跑出去上廁所。

在開政治局會議批判的同時，又把毛主席對劉冰等信的批示讓吳德到清華去傳達，在清華大學開展丁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紅旗》雜誌就發表了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寫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過它向全國發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信號。接着又寫了一個報告：《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12月14日，中央發文件把這個報告轉發到全國大、中、小學的黨支部，要求在黨組織領導下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這就不但在上層而且在基層把問題揭開了

二 傳達“打招呼”會議情況

從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範圍逐漸擴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華大學傳達批示，開展所謂"大辯論"。這樣搞了一段時間，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這個"打招呼"會是11月24日開的。會後，中央印發了一個23號文件：《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

這次“打招呼”會，政研室去了三個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會後，就在我們七個負責人的範圍里進行了傳達，實際就是宣讀23號文件。

我問開會的情況。他們講了一些細節。據他們說，到會的有130人。坐定以後，政治局的同志出場。第一個出來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後面。會議也是鄧小平主持的，他還作了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就是會上發的稿子，還是另外說了些什麼，他們沒有多說。鄧小平講完以後，點着名字問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你們還有什麼意見，都說沒有了。鄧小平說：以文件為本傳達學習，散會。我所以要問這些細節，因為關心鄧小平的領導地位。聽下來，覺得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沒有動搖。批了，作了檢討，就過去了，還是繼續主持工作。

23號文件是11月26號下發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是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經毛主席審閱批準的。講話要點有三段話。第一段，講劉冰等人8月、10月兩次給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內容，並講了清華開展大辯論的情況，"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議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師生中進行辯論。"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評劉冰等人來信的那段話以後，說，"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講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下面一段話："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聽傳達後的當天晚上，我整夜沒有睡好覺，心情非常複雜，用一句成語來說，是悲喜交集。感到難過的是，用總理病很重，沒有希望了；毛主席身體也越來越不好。這樣重大的事情他們不能親自出場，預示着這兩大歷史人物要從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見到他們、同他們交談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麼地方，講了一些什麼話。現在見不到他們了，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想到這些，黯然神傷。覺得高興的是，從這次會上的情況看，鄧小平繼續管事，還是他接班。犯了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工作還是他主持。認為鄧受到主席批評，在政治局內，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評，過關了。我這個人，往往有點盲目樂觀。當時雖然也有點擔心，事情是不是就這樣過去了，但總的覺得這事就是這樣了結了吧。講話要點中方針說得很明確，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嘛，三個正確對待嘛。小平同志過關，我們這裡也應如此。儘管主席、總理兩位老人不行了，有鄧小平在，中國黨還是有希望，中國的事情還是有希望。全國的經濟形勢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發展的。

三 胡喬木挨批

傳達打招呼會議以後，我們七個人先後開了幾次批評、自我批評的會。我們幾個人開完會後，在政研室傳達，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我印象深的是，這時批評胡喬木很厲害。最厲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幾個都跟着李鑫的調子說。他們在西四院的爭論，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會上大發脾氣，說康生叫你來編毛選，說是協助我的，結果變成你為主了。還說胡喬木對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一竅不通，甚至罵胡喬木“是個什麼玩藝兒”。批得胡喬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幾位，受李鑫的影響吧，也都批得比較厲害。會上責成胡喬木認真交代，認真揭發，給他一段時間。在這種會上，我沒有講什麼話。有時說一點要心平氣和啊這一類他們不愛聽的話。總之，我們幾個負責人在對胡喬木的問題上明顯是兩種態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這一段緊張的時間裡，有一次，別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喬木。胡喬木對我說，想不到啊，過去多年的摯友，遇到現在這種局面，就不講朋友了。從此以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收場，胡喬木有什麼苦都向我訴，在我這裡尋找一點同情。他的情緒很壞，身體也不好，有時竟不想活了。我總是勸他，安慰他。我這個人，在人家困難的時候，總要幫人家一下。這時我下了一個決心，同我有關的事情，不要給朋友找麻煩，我能擔起來的都擔起來，給朋友減輕一點壓力。

四 在周總理逝世的日子裡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我們研究室同全國人民一樣，同聲哀悼。研究室的每一個^都多次到天安門去，但後來追查，誰也沒有在台上講過。在此期間，我多次坐車到王震那裡去談天，每次都經過天安門，看到廣場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華社的內部"參考資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懷念周總理，全世界對周總理都高度評價。一個共同的說法，26年的賢宰相，中國歷史上設有過，世界範圍連續二十多年當總理的，也沒有。到中國來訪問過、見過周總理的不少人，都寫了文章，回憶周總理的風範。許多人發來唁電。"參考資料"都登了，持續的時間很長。當時，我把新華社發表的這些文電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女的，周總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專門請她到中國來，請醫生給她治。走時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個信來。

總理去世以後，全國陷入悲痛之中，誰來代替周總理呢？全國都關心。當時傳說很多，我的想法，理所當然是鄧小平。儘管他犯了錯誤，但已經檢討了，過關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們的意料，選定的代總理竟是華國鋒。2月2日，中央發了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代總理。我們感到華國鋒政治上可能弱一點，但也沒有反對的意思，心想，選的對還是不對，看一看吧。

對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張春橋讀了1號文件後，寫了一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達了"四人幫"的心理，代表了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立場。不僅反映他們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不滿意，而且也反映他們對毛主席的憤恨，同時也暴露了張春橋要爭奪領導權、當國家總理的野心。"四人幫"確實有這種心理，鄧小平沒有資格代替周總理，被我們打倒了，你華國鋒有什麼資格接替他？鄧小平垮了，怎麼選來選去又選了華國鋒，就沒有看中我們？張春橋說，"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的一號文件是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今年的一號文件是由華國鋒任代總理。"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咬牙切齒，真所謂滿腹冤讎，一腔惱恨。然後講，"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你鄧小平搞了一個七、八、九，而你華國鋒也必定如此，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鄧小平一年垮了，你華國鋒也長不了。完全是一種憎恨、諷刺、詛咒的語調。他還引了宋朝王安石詠"元日"的詩句"總把新桃換舊符"，講出了他們想篡黨奪權的野心。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發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發了4號文件，印發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談話，說是經過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的。《中共中央通知》說："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

“四人幫”粉碎以前已經聽說，毛主席這個時候已經說不清楚話了，只能靠長期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從他的口型來辨別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最近反覆看了這些重要指示，雖然有一些不準確的東西，但基本思路還是主席的。

1 鄧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說，從主席的這些講話裡頭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經亂了，前後不一致了，邏輯也不通了。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又講“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怎麼好說錯誤只占三分呢？沒有道理。過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線錯誤。有些說法比較矛盾。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錯誤具體講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對“打倒一切”，又說其中一部分是打對了，例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先不講劉是打錯了，許多同志有錯誤，但也不應該打倒啊。講“全面內戰”，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一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這樣講就有點文過飾非，對自己發動的“文革”粉飾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幫"的區別

但從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來，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幫”的思路是兩回事。

如對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有牴觸，不理解，甚至反對。可是到了“四人幫”那裡，就是另一種說法，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一個講的是一部分，一個講的是整體。主席對老同志還有原諒的方面，他說，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些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四人幫”則是完全對立，凡是不跟他們走的，都是他們的敵人。

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主席說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張春橋那裡，知識分子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對象了。

對青年幹部，主席說，年青幹部中有壞的，如蒯大富。“四人幫”對跟他們走的青年造反派，則是全面肯定，一概保護。

特別是對鄧小平同志。這時批鄧也升級了，老帳也翻出來了。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講到“三項指示為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這的確是主席的思想。還說，小平從來不談心，人家不敢和他談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這同過去講的政治思想強，會打仗，會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還講，他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說鄧願作自我批評，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幫”對鄧小平則是徹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發以後，“四人幫”的輿論就是接過毛主席的話走到極端。當時他們鼓吹兩個論點，大造輿論。一個，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另一個，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對小平同志主持工作這一段，他們一個一個地、全面地批駁。他們掌握了輿論陣地，只是一種聲音。幾個報刊都是他們控制，別的都不讓出。報刊上一個調子，輿論一律。什麼事情都上綱。鋪天蓋地，很厲害。他們總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話大做文章，講他們極左的那一套。

主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他們就在全國鼓吹所謂資產階級三階段的理論：自由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說什麼壟斷資產階級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共產黨內有個資產階級。既然資產階級發展有三個階段，成為規律，那末，理所當然，就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個全面專政開頭是借毛主席的名義，是發揮毛主席的論點，到後來，乾脆就說是張春橋的思想。過去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現在呢？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承認無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吹噓這是“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裡程碑。為此，國務院政研室寫了一篇《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的文章，同他們辯論。我們說，資產階級在哪裡，在黨內，是什麼意思呢？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共產黨內，並不是整個黨都是資產階級。

毛主席的理論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發的。到1O月粉碎"四人幫"，時間不長：只7個月。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四人幫"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個界限，他們打着主席的旗號，販賣的貨色是他們的貨色。為分清這個界限，過去做了一點工作，看來現在還要繼續做。1979年葉帥的國慶講話和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對這個問題作了劃分，現在看來還要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是不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看到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會不會有人把資本主義復辟的願望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有沒有這樣一個合理的因素在裡頭？1983年整黨時叫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對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這一套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統統徹底否定。討論《歷史決議》時，有些人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這些思想裡頭，它的本質的東西，是不是預見到了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思考。從"文革"十年的經驗。加上"文革"後十幾年的經驗，共二十幾年，不僅國內的，還有國際範圍裡頭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嚴重注意。歷史還要發展下去，這個問題不能忽視，無法迴避。

同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打交道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要依附於國際資產階級。第三世界國家，不用說也存在這個問題，不奇怪。

六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情況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會議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動起來，全國上下，黑雲滾滾，形勢非常嚴峻。部門也好，地方也好，原來在職的幹部也好，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也好，凡是積極推行鄧小平同志這條路線，積極進行整頓的，統統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對象。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②搞復辟啊，就是這些老同志，這時都挨批、挨斗，都受壓，壓得很厲害。其中如陳丕顯，他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讓他先去雲南，後來回到湖北。據說，鄧小平這時已經被隔離了。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同志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同時發了通知，在葉帥休養期間，陳錫聯代管軍委日常工作。還發通知收回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認為這兩個講話是錯誤的，不要執行了。這樣一來，葉帥實際上靠邊站了。當時，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員長，兼國務院財貿小組組長。實際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財貿工作了。孫健是副總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門，王震實際上也靠邊站了。重點部門、重點地區、重點人物，紛紛挨整。政研室不用說了。中國科學院，柳忠陽受"四人幫"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時進去的王光偉屈服。教育部整周榮鑫，整到當場昏厥，當天夜裡死掉。遲群不僅管清華，還實際上管了教育部。劉西堯在那裡主持工作，被遲群架空。國防科委整張愛萍，張住院，帶着氧氣袋參加批判會。鐵道部原來的副部長郭魯，糾合一伙人整萬里，把萬里擠倒。計委整余秋里，余就請病假。房維中只好到幹校去躲風。外貿部整李強，說是賣國部。

地方就是“翻燒餅”。最厲害的是杭州。開始把譚啟龍扶起來，造反派壞頭頭張永生調到河北王國藩的公社，在那裡勞動鍛煉，翁森鶴抓了起來。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覆，原來河南是紀登奎在此起家，在整“雙突”時他回去整過一下河南的問題。當時萬里分管鐵道部，紀分管地方，還是積極擁護鄧小平的。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河南有一個反覆。地方反覆大的特別是鐵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鄭州、太原、蘭州等。

在這樣一個大的形勢下面，華國鋒於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別召開了兩次打招呼會議，要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的幹部"轉彎子"。這時的簡報等，我沒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華國鋒主持十七個省市來京同志座談會，講話，打招呼。這時，政研室已經發生了農偉雄告狀的事。因此，國務院政研室參加這次打招呼會議的人，除胡喬木以外，還有一個農偉雄。粉碎"四人幫"以後，李先念、紀登奎等國務院的同志，對政研室的問題很注意，問農偉雄是誰通知他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他們不知道，很顯然是"四人幫"通知的。

這次打招呼會議，也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會議比，當然是升級了。那個會沒有點鄧小平的名，而這個會呢，點了鄧小平的名；那個會批鄧小平是三個"總是"：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這個會要求各級領導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了。華國鋒傳達毛主席的話："錯了的，中央負責。"接着說，"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並說："中央認為，應該劃一個界限，以這次會議打招呼為界，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這次會議後，還不轉過來就不好了。"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犯有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要帶頭揭發、批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要在認真學習毛主席指示，同幹部、群眾一起參加批判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基礎上，提高認識，提高覺悟。有的，要在一定範圍內做自我批評。"華國鋒強調："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整個運動的部署，要"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求對犯錯誤的同志，"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並提出"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過華國鋒的這個打招呼講話，就把“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批鄧”聯繫在一起了，鄧小平的錯誤性質也從“右傾翻案風”升級為“修正主義路線錯誤”。政研室因為出了一個農偉雄，直接參加了打招呼會議，運動就由和風細雨變成緊張激烈，整個氣氛使人緩不過氣來。從此，政研室專門揭發批判，什麼工作也不能幹了。我們幾個負責人，專門作交代、揭發，作自我批評。
七 國務院政研室的“批鄧”

1 "四人幫"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評鄧小平轉交劉冰等人來信以後，形勢就逆轉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給喬木同志說，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評，聽候中央處理。有一段時間，政研室成了斷線的風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誰也不管我們，我們也不找誰管。到了農偉雄告狀，主席批准開打招呼會議，政研室的運動實際上就是由"四人幫"控制了。

這裡講一下農偉雄告狀的事。

1976年2月7日，農偉雄給姚文元寫信，請姚代轉2月3日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語轉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發政治局送胡喬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農偉雄曾經說過，他的信是新華社的人讓他寫的，可是後來他否認了，說是他自己醞釀了很長時間寫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經過什麼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後，給農偉雄寫了一個條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幾個什麼問題寫清楚，給我報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會議不知是什麼人直接通知了農偉雄。散會時，江青、姚文元同他"親切"握手，說，你的信寫得很好。姚文元當着農偉雄的面對胡喬木說，"你的任務就是揭發。"又要農偉雄"把政研室的運動搞起來"。實際就是要胡喬木靠邊站，讓農偉雄奪權，來管政研室的運動。

胡喬木開過打招呼會回來以後，把會議精神，就是批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這個東西傳達了。運動的領導，請示國務院，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名義上胡喬木當組長。胡喬木提名讓農偉雄當副組長。農偉雄對胡喬木講，你要交代問題，一些活動、會議由農主持。後來，又把我和胡繩加到領導小組中去。領導小組成員為胡喬木、農偉雄、鄧力群、胡繩、秦寶來，按這個順序排列。以後，又把我和胡繩兩個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鬧得不可開交。“三少”就是農偉雄、趙乾德、周錫榮，一老是王飛。

這次打招呼會以後，姚文元從新華社派來兩個記者，人民日報也派了記者，常駐政研室，找人談話，出席會議，實際是監視我們，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寫匯報。一方面，國務院領導不管我們，另一方面，姚文元通過內部扶植起來的農偉雄、外面派進來的記者管我們。打招呼會議以後，實際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運動。姚文元說過，從打招呼會議後，政研室的簡報給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華社範圍裡頭，曾兩次表揚農偉雄。說農偉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們這裡默默無聞，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過頭來想想，很可悲。農偉雄算什麼人物，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資料員，鑽營投靠“四人幫”，那時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揮一切，控制一切。

他們除了用合法途徑，整簡報，通過新華社上送材料，還私下裡分頭給“四人幫”寫信。7月2日，農偉雄給張春橋寫信。華國鋒任總理之前，農曾評價，華國鋒這個人沒什麼理論著作，張春橋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論。9月6日，給姚文元寫信，報告工作，請求接見。有一個材料寫得很肉麻，用"是你怎麼樣、怎麼樣"那種口氣，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後，9月14日給江青寫信，表示"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講，我的生命和整個的運動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引用《紅樓夢》中一句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個人是小個子，功於心計，臉上不露春夏秋冬，當面撒謊不臉紅。確實想從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趙乾德，張牙舞爪，內心的東西不加掩蓋。農偉雄不動聲色，但很動腦筋，各種部署在日記中寫得很清楚。兩個人成為鮮明對比。中央黨校來的周錫榮是軍師，替農偉雄進行戰略分析，分析我們幾個負責人。排在正確路線一邊的，是李鑫同志。犯錯誤嚴重的有三個：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最主要的是胡喬木，其次是鄧力群。王飛說，運動一來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麼壞點子也說不上，只能是敲一敲邊鼓，有時提示一點年輕人不懂得的要害問題。

2 胡喬木的揭發沒有實質內容

農偉雄與“四人幫”接上頭，並實際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領導權，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厲害。

先是揭、查所謂政治謠言。把我們在會上傳達過的毛主席的話，引用過的毛主席的話，“老九不能走”，“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園丁之歌》說是“香花”，等等，都說成是政治謠言。

然後，集中揭發鄧小平。調子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這樣，我們的調子也就不能不高起來。喬木的日子日益難過，實在過不了關，在會上有幾次發言。接着，喬木寫了十幾條，揭發、上綱，但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事情。我相信在喬木和鄧個別談話時，談論“四人幫”的事不會少，但喬木一件都沒有揭發。胡喬木3月2日的揭發交代，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給胡喬木一份)。這份材料里講了他同鄧小平的20多次會見，包括鄧同我們一起讀毛選，同他單獨見面，沒有出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