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成了第二號揭批對象

此後，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後來也批判了幾次。

“天安門事件”之後，我成了喬木之後的第二號揭批對象。一次揭發“黑畫”，③上綱很厲害。這時，有人找鄭惠、徐道河說：現在事情日益嚴重，只能保于光遠，不能保鄧力群了。他要兩人出來揭發，說“黑畫”問題上鄧力群有責任。鄭、徐兩個當晚來找我，說此事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某人卻要我們把贓栽到你頭上，怎麼能這樣做呢。

在幹校的時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廂房內議論一些事，我住在堂屋裡。當時我已經“解放”，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廂房同堂屋是通的，他們議事沒有我參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們的談論我自然而然都聽到了。只聽徐道河說，揭發批判時，你上綱牽強附會，我批判東拉西扯，本人做檢查也不免有些言過其實的東西；但在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就說鄧力群吧，大家揭發批判的東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間也可能有些過頭的東西，但我們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認識他，這個時候能這樣辦，我覺得不簡單，是個講黨性、夠朋友的同志。鄭惠後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在當時那種緊要關頭，和徐道河一起來找我，沒有按照那個人的想法辦，也不容易。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插曲，總的來看，我們七個人奉命批鄧，沒有出格。喬木過頭一點，傳出去後，老幹部普遍不滿意，但總的來說，喬木也沒有按當時的風向給鄧添枝加葉；共同的調子都還是按對當時中央文件的領會來說話。人們後來把我們幾個人的話加以比較，如在會上，關於《論總綱》，我曾說：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我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本來這也是事實，我不過是如實地承擔了責任，而這件事居然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這說明一點，在黨內鬥爭中間說真話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說，鄧力群在“文革”期間、“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保了鄧小平，沒有上推下卸。鄧小平同志也認可此事。很多地方傳，小平同志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說真話，本來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之間有各種接觸，不能因為黨內鬥爭尖銳，就把自己說的話推給別人，把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牽強附會，上綱上線，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前面說過，1976年2月，華國鋒召集了兩次"打招呼"會議：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個省市的負責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和部分大軍區的負責同志，一共十七個省、市、自治區，華國鋒講話打招呼。此後，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個省、區和幾個大軍區，3月2日來京。江青自作主張，召集第三批來京的十二省區負責同志開座談會。會上，江青就"風慶輪"問題④大做文章，批鄧小平。就在這次會上，江青說，研究室的材料證明了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的謠言公司，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經理。這不是要搞另一個中心嗎？對這件事情，江青他們受到毛主席指責。3月10日，毛主席對風慶輪問題請示報告批示："(材料)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在組織上，“四人幫”也想搞第二個指揮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當時，輿論完全被他們控制了。後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說明是有兩個中心，兩種意見。激起群眾義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當天晚上就收起來燒了。4月5日群眾就起來，"還我花圈！"這邊就組織鎮壓。當天晚上，吳德講話，限定時間離開。過時，就清場，抓人。運動遍及全國，起到了"四人幫"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壓越是激起群眾的不滿，越是暴露"四人幫"的窮凶極惡。"四五運動"確實是全民性的。各種觀點的人這時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總理，批判"四人幫"。

1977年11月我們到了社會科學院，經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門去過，目的都一樣。在這個運動中，幹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幹部沒有去，但更多的是他們的子女代表了他們的老子的意見，一方面對"四人幫"不滿意，一方面對鄧小平同志受那種對待表示不理解。這樣的革命運動，經過"四人幫"的歪曲，經過毛遠新的匯報，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裡，確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撤銷鄧小平的職務。江青想開除他的黨籍。毛主席說，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小平被撤職，運動跟着升級。經過報紙，大造輿論，批三株“大毒草”，《論總綱》是主體，《匯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說《論總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綱領，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何其相似乃爾。

大約3月初，華國鋒主持第三批打招呼會後，要國務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賈魯峰找我談話。他問我：你還有《論總綱》的底稿嗎？我說有。他要我把底稿給他，並寫一個報告。報告是由我口述，羅立韻同志筆錄的。《論總綱》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給了他。我把經過情況說得清清楚楚，鄧小平並沒有授意。可"四人幫"硬說《論總綱》是鄧小平授意寫的，是復辟總綱。可見他們是怎樣不顧事實，誣陷小平。

當時我的心態是，華國鋒當了總理，鄧小平撤銷了職務，對鄧小平同志繼續主持工作的希望破滅了。但是，毛主席還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後效，感到還是寬大。感到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樣，對老幹部還有所諒解。因此，對主席沒有什麼埋怨。覺得毛主席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幫”搞的不完全一樣。對華國鋒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沒有什麼反感。這時已傳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願把國家交給“四人幫”，對華國鋒感到放心。交給華國鋒以後怎麼樣？看看吧。

6 問題升級和我的態度

我的問題，從運動開始，就一級一級往上升。到天安門事件以後，農偉雄就說，鄧力群的問題已升級了。作為我來講，不交代不行。在黨內，他們還是代表組織，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當時沒有想這些東西交代出來會有什麼後果，會招來什麼橫禍。作為一個黨員，很坦然，做的事沒有需要隱瞞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顧慮。從“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中，我每一次寫信，每交代一個問題，都是很認真的。講每一件事，我都沒有壞心，沒有算計過誰，沒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實地講，對自己有什麼後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條，不能因為我的揭發而使別的同志受到牽連。凡是遇到這樣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說這件事主要由我負責。我在紅旗時，遇到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責，我都承擔起來，說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喬木交給我的，如《海霞》問題，那時，胡喬木說，你可以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寫信了。在交代時，我沒有交代是他的問題。我們這些老傢伙確實經過了鍛煉，誰也不說誰，各人只講各人的。農偉雄就說，你們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來好像有分工似的，實際上沒有。我們幾個人很默契。在交代時，中央沒有點名的中央領導同志，我們都不說，這也是一種默契。中央點了鄧小平的名，我們也就只講鄧小平，而且按事實來講，最多講完以後，跟着中央的口徑加上一頂帽子。我們一般不跟報刊的調子。

後來，我們搞了運動總結。我們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總的說還是合格的。總結有幾條，現在看來比較平淡，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情況下面，做到這一些已經很不容易了。總結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對於“四人幫”在運動中的另搞一套和農偉雄、趙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絕大多數同志極為不滿，採取種種方法進行抵制。政研室的幾位負責同志，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面臨着“四人幫”與農偉雄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堅持做到了以下幾點：

一、“四人幫”和農偉雄妄圖從政研室負責同志身上壓出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七位負責同志抵制了這個罪惡企圖，嚴格遵循黨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發批判中，絲毫沒有涉及鄧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國務院任何領導同志。

二、“四人幫”誣衊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公司”，誣衊鄧小平同志“通過政研室製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謠言”，七位負責同志堅決抵制了這個誣陷。

三、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除記憶差錯外，事實本身沒有出入，沒有涉及到鄧小平同志和他們談到的有關同王、江、張、姚鬥爭的事情。

四、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保護了政研室內外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的許多同志。

五、七位負責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議論的有關“四人幫”的事情，都沒有互相揭發。

六、六位負責同志對胡喬木作了揭發批判，但是，胡喬木同志對他們沒有作任何揭發批判。

這些情況說明，政研室的負責同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堅持了中央四號、五號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幫”的另搞一套；在十分複雜尖銳的鬥爭中，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四人幫”竭力要從他們那裡壓出最需要的材料，用來打倒中央和國務院一大批領導同志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負責同志在揭發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說了過頭話。有些超出了必要的範圍，有些上綱出了格；在這一方面，胡喬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發批判材料中，表現得很明顯。對於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幹部來說，這是很不應該的，需要從中吸取教訓，引為鑑戒。

7 最後一次檢查

10月6日，這時"四人幫"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冊子七八千萬冊已發全國，政研室開我的批判會，實際上這是最後一次批鄧力群的會。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聽了以後頗為感動，說，聽了鄧力群的交代，感覺鄧力群在控訴，不是在揭發交代。

我回憶一下，那次檢查交代，是這個意思。我說，“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個大錯誤，幫助劉少奇重新出版《論修養》。雖然不是由我決定的，但是，如果那時我消極一點，就可能出不成。我當時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積極。為什麼有這樣的積極性呢？就是“大躍進”時期，看到聽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實行錯誤的政策，採取錯誤的方法，使得我們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驚心動魄。沒有想到，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經過共產黨員的手，使我們人民受到危害。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開始不知道，後來揭發信陽事件，青海的問題，四川的問題，非常震驚。由此產生強烈的要求，共產黨員一定要真正按黨員標準辦事。糾正各種舊社會帶來的東西，很需要我們的黨員從沉痛的事實中得到教訓，應該學習《論修養》。有這種強烈的願望。

“文革”快結束了，又犯了一個大錯誤，寫了《論總綱》。為什麼會寫這麼個《論總綱》呢？我很積極，很認真，我接受任務以後，恰好看了鄧小平的大寨講話，看到鄧小平同江青的爭論，針鋒相對，面對面的作鬥爭，前面一段講了形勢大好，形勢逼人，大好，即近半年來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的嚴重的任務，估計國際形勢，有五年或更多的時間不會打仗，我們就要在這幾年裡努力。由此我講到，在60年代，我們科技同外國差距不大(現在看來對我國估計高了)，經濟發展，差距還在縮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驚，那個時候，台灣一個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我們大陸的貿易總額。後來我又講到，我青年時來北京上學，遇到"九一八"事變，日本占了東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負，中華民族如果經濟上老落後，非挨打不可。現在有這麼個機會，我們就應該努力，把實現四化的任務搞好。那天檢查交代，無非講了這些意思。

8 讀史感想

當時不過是一種悲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樣，除了交代，我讀點書吧。我除在幹校讀了很多書，在北京又讀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國榷》，接着又讀《明史》。還沒有讀完，“四人幫”垮台了。

在讀書時，劃了不少槓槓，做了不少記號，現在翻一下，還有感受。比較深的一點，就是歷朝皇帝，要主動讓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簡單的。漢武帝征和元年發生掘太子宮的巫蠱事件，引發長安大戰，死幾萬人。唐太宗，幾次廢立太子。特別是宋太宗，他好長時間不立太子。在開封，人家勸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後來立了新太子。讓新太子同群眾見見面吧，結果太子在開封公開露面，受到熱烈歡迎。這一下對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貞明太子，我叫什麼？把我放到什麼位子上。那個宰相不錯，說皇上有這樣好的一個太子，不是證明你的英明嗎！太宗聽了，寬慰許多，但內心還是久久不能平復。諸如此類。讀到歷史上的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許多感慨。

天安門事件後，還有兩件事值得說一下。

天安門事件以後，公安部要搞個紀要，講對走資派實行專政。當時在北京對走資派進行偵察。有一些公安人員來我這裡，說沒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陣。不知是不是對我偵察。

另一件是，7月全國開計劃會議，上海的黃濤，遼寧的楊春甫⑤，一南一北，在會上發難，指名攻擊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指名攻擊《工業20條》。說黨中央各部門實行條條專政，涉及的範圍很寬，涉及到過去買船租船，涉及到進口化肥設備，出口石油，說外貿部賣國，周恩來、鄧小平都是買辦資產階級。1975年國務院務虛會上表現活躍的幾個部門都成為攻擊對象。有幾個人開始轉向。

唐山大地震以後，政治氣氛緩和，當時沒有感到危險，確實老人家接受了過去的教訓。

“四五”運動中，我的女兒羅小韻當時經常到天安門去拍照，我也從中得到一點實際材料，後來銷毀了一些東西，拍照的底片轉移出去了。兒子鄧英陶從插隊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讓他回去，就在北京讀《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他在河南期間沒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對他調查了一番。

注釋：

①11月2日晚，毛遠新按毛澤東的指示找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開會，這次四人會議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內批鄧的第一次會議。11月3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四人小會情況的匯報後，指示繼續開會。討論當前兩條路線鬥爭。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並指示擴大一點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11月4日即開了第一次八人會議。11月7日又開了第二次八人會議。按毛澤東的部署，11月20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政治局成員十七人參加。會議由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劉冰列席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對胡喬木、周榮鑫進行指責。

②語出《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意為復興滅亡的國家，承續斷絕的世族，舉用隱逸的人才，天下的民眾就會從內心歸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用它來指責、誣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解放、起用老幹部是搞翻案、復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幫"在中國美術館和人民大會堂舉辦所謂黑畫展。這個黑畫展矛頭是對着周恩來的。此前，周恩來曾指示：出口工藝美術品只要不是反動的、醜惡的、黃色的東西，都可以組織出口和生產。又說，風景畫不能叫"四舊"。黑畫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關部門根據周恩來指示組織創作的。陳大羽的"公雞"、黃胄的"毛驢"是被誣為黑畫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畫展的影響下，上海、陝西等一些地方相繼辦起類似展覽，據不完全統計，被"四人幫"一夥定為"黑畫家"或受到株連的美術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對黑畫展有所批評。

④風慶輪是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一艘萬噸貨輪。1974年國慶節前，經過往返上海一羅馬尼亞、歷時150天的遠航歸來。"四人幫"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遠洋航運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租船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誣衊、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崇洋媚外"、"賣國主義"。在風慶輪於1974年初重載試航階段，就曾借批判遠洋運輸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來影射攻擊周恩來等是"70年代的李鴻章"。在此次遠航歸來時，又尋機惹事。國慶節後不久，"四人幫"收到他們在上海的親信寫的萬言長信，知道風慶輪副政委和實習三副在遠航途中反對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還對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劇樣板戲頗有微詞。1O月14日。江青在登載《"風慶"輪的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上作了不少批註，並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寫信，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迷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說那個副政委"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王洪文當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寫下批語。張強調這是造船工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姚認定這個副政委"代表一條修正主義路線"。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快結束時，"四人幫"又突然提出"風慶輪問題"，江青質問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意見，要鄧立即表態。鄧說，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還要調查一下呢！江進一步逼問：對批評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回擊江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用這樣態度待人。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張、姚一起指責鄧。江更對鄧大肆攻擊和謾罵。鄧連說"我要調查"憤然離開會場。張看着鄧走出去，說我早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四人幫"星夜密謀，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飛往長沙，就風慶輪事件爭吵經過向毛澤東誣告，誣陷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進行篡權活動。毛澤東沒有聽信讒言。1O月20日接見鄧小平後。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傳達他的意見，要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並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經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但是。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江青於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區負責人座談會，在"風慶輪"事件上大肆誣衊、攻擊鄧小平。

⑤黃濤：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楊春甫：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