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鄧小平談科學、教育

鄧小平着重講了科學、教育問題。他說：

我現在考慮科學、教育。我們要搞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能上去。搞科學技術，不搞教育不行。我們要上去，空講不行，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現在看，我們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學技術、教育都落後了二十年。科技人員美國一百二十萬，蘇聯八九十萬。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們科技人員只有二十多萬，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多。我們的尖子，現在許多新的科技文獻都看不懂。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問題。明治維新，還有俄羅斯的彼得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人�脝苤櫌黳> 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們小時候就學外語。儘管教員水平不算高。今後從小就要學外語。各種外語都要學。俄文也要學。打起仗來，還可做俘虜工作。兩條腿走路，普及與提高，重點在提高。從小學起，就要辦重點小學。接着是重點中學，重點大學。重點中學，北京就應有二十個到三十個，上海要有三十個到四十個，天津二十個到三十個。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談，大企業如大慶就可以辦若幹個重點小學，若幹個重點中學。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現在數理化的教學很差，一定要使培養出來的人與現代科學技術水平銜接得上。現在我們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東西，這些年來培養的人根本不頂用。要從科技人員中間選出一批不能夠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們去當中學教員、大學教員。

我還對方毅同志講了。要從他們的系統中選出一千人，這是第一步，第二步選出五千人。這些人是尖子，選出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做研究工作，給他們配書記，配後勤。生活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裡有一幫孩子。一月幾十元，整天為了生活排隊，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樣去要求這樣、那樣。要他們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東西，就是對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對他們不要苛求。陳景潤這個人大家都說他政治落後，可是這個人在工作上有貢獻，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

一定要把臭老九這個稱號去掉。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學校開門辦學，科學研究所開門辦所，一定要和本行專業結合起來，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體力勞動。要通過開門辦學、開門辦所使他們的知識面搞得寬一點。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將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更是分不開。按現代的觀點來看，主要就是腦力勞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電鈕。站好幾小時，是緊張的、聚精會神的腦力勞動，也是辛苦的體力勞動。要重視知識，重視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

在軍隊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現代戰爭沒有現代戰爭知識，不會計算，這怎麼行。要使軍隊領導幹部自己有知識而且尊重知識。辦各級學校，經過這樣的訓練。使我們的部隊年輕化。五六十歲的人當軍長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業都要抓。企業要有科學研究機構，也要有科學技術人員。考察美國農業的同志說，那裡農業投資很多用於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每個部門都要進行科學研究。軍隊負重。一個戰士六七十斤怎麼打仗？戰士帶的這些東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儘量輕一點，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美國人講闊氣，士兵們帶鴨絨睡袋，我們不能比。現在化學纖維有新的發展。可用化纖來解決這個問題，輕得多了。還有包裝的問題，也有科技研究的問題。軍事工業方面也要抓幾個重點，使協作可以配套，人員能夠配齊。把幾個重點抓好，就有了樣子，其他可以跟着學。

小平同志又談到企業規章制度問題，他說：

就是要從嚴要求。我們國家的衛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兩個衛星什麼都一樣，有兩種不同結果，就是因為對零件、對工藝的要求不嚴格。

這些話我講了。聽不聽我不知道。總而言之，我還是要講。

對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願望，最後還是要由黨來決定。

至於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從現在就開始，從小學做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說，為了應急，應付青黃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說：

這種意見好，現在要提出問題，提出任務，大家想辦法。我的一個殘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機、錄音機等等。同他一起學習的同學學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學非所用，搞別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人應該收集起來，使他們歸隊。

5 鄧小平談當顧問

王震同志講，他曾對羅瑞卿同志說過，希望羅當個顧問頭，五屆人大後自己也想參加這個顧問隊伍。這種顧問應該有顧有問，到處跑跑，提出意見。顧問不應該是照顧老弱病殘。

小平同志說：

我曾對一位同志說過，如果讓我當顧問，我還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讓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過讓我當顧問。我想當的顧問，就是這種又顧又問的顧問。

6 鄧小平談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

我又談到理論工作中的民主作風問題。我說：理論隊伍中要提倡和實行民主作風，對有不同意見的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沒有把握的不要在負責同志的文章中把話說死。

小平同志說：

這個問題很重要。毛主席講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辯證法嘛，不“辯”怎麼能"證"呢？經過"辯"才能"證"。民主作風，是個黨風問題，軍風問題，民風問題，學風問題，總起來說是黨風問題。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延安作風，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精神要恢復。延安的傳統要繼承發揚起來，最主要就是黨的作風。關於黨風問題。馬恩由於當時的條件很難有什麼建樹，列寧有發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時的那些還不夠。毛主席繼承列寧的黨風加以總結、創造，把黨風大為發展。我們黨的、很完整的作風。經過延安整風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我們要繼承發揚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幫"等破壞了的那一整套的東西貫徹下去。鞍鋼憲法，自己沒實行，實際上有了大慶才真正創造一套完整的經驗。

在創造大慶這一套經驗上，他對王震同志說：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隊裡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幹部交給他們了。在延安作風中包括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校教育中也要培養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這個人有一個優點也是一個缺點。就是有話就說，不管對誰都說。在主席面前我也講，我從來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頭上也長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後我要說的還是要說。至於說了人家聽不見。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還是要說。

關於要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對着我說：

你們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講了前面已經說過的評論所謂“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話。

7 胡耀邦對五月二十四日談話的評價

鄧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談話記錄，經過王老的兒子，在北京市的範圍內廣為傳播。這確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說，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對，這個談話廣為流傳，開了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此開始的。胡耀邦同志的這個估價，是準確的。

注釋：

①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時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對他們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總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選》注釋第157條，該書第518頁。注釋全文如下："四人幫"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志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後經他們慎重考慮和反覆商量，並徵得當時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十月六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實行隔離審查。這一措施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熱烈歡呼與堅決支持。

③後因鄧致閉幕詞，未用，改為聶帥的發言。

④《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一書於1977年6月作為徵求意見稿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78年3月該書由人民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書名改為《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
在國務院財貿小組

一 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

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負責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帶胡繩、吳冷西、熊復去毛著辦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閣的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李鑫帶頭積極擁護華國鋒，紫光閣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發了一個通知，宣布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時間，讓研究室的人從哪個單位來的，回哪個單位去報到。當然，毛著辦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決定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我們不能不服從。在討論會上，吳慶彤給我們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說，1976年8月"四人幫"公開印發、進行批判的所謂"三株大毒草"，房維中已經在寫文章，為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翻案，中國科學院也寫了文章，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翻案，你們也應寫文章，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翻案。我們採納了他的意見，提出有幾件事還要辦，要求辦完這幾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寫幾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要做個總結，這些事情辦完了，再到大慶、大寨去參觀一下。這個意見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實際上我們是想拖，因為我們知道，鄧小平同志終究有一天會出來工作，只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慶參觀的同志剛回到北京的時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見找我談話，讓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去工作。姚依林說，你不願去《紅旗》雜誌，也不願去中央黨校，願意不願意去財貿小組？我知道，財貿小組是陳雲、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國務院的辦事機構，姚依林又是"一二•九"運動時的老戰友，所以他一說，我就答應了。很快，我被任命為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當時的組長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組長，陳國棟是第二副組長。後來，姚依林同志做了組長。

我去財貿小組時，姚依林同志告訴我，他正在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幾件事。一是進口糧食，並從思想上解決進口糧食不是修正主義的問題。二是降低向農民購糧的指標，減少徵購糧和議購糧。陳雲同志說，國家可以進口一些糧食，以減輕向農民徵購和議購糧食的壓力。三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陳雲同志是想通過這些措施，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姚依林同志還告訴我，財貿小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負責理論研究工作，要關注思想、理論界的情況和材料。姚依林同志這樣一說，我就提出建議，應該調一些同志來，成立一個理論組。他同意這個建議。於是就調來了有林、盧之超、林子力、李智盛、衛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論組，我兼組長。

二 批駁"四人幫"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詆毀

有林、林子力調來時，他們合作寫的書稿《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剛完成。完成書稿以後，有林即開始收集“四人幫”詆毀商品生產的材料，準備寫批判“四人幫”否定商品生產的文章。他和林子力、盧之超等同志調到理論組後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論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從1977年1O月份起，編了兩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關於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方面的謬論》，另一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有關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部分論述》。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四人幫”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根本區別，把商品生產等同於資本主義，從而否定商品生產，在人們的思想上製造了很多混亂。在收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謬論的材料之前，雖然明顯感到“四人幫"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製造了不少混亂，但總覺得很零碎，沒有體系。我們在收集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方面的材料之後，發現他們在經濟學方面確實有一套系統的反動理論，集中表現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攻擊、詆毀。

“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攻擊、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主要方法，是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以前的小商品生產的特點，說成是所有商品生產的特點。還有這樣的說法，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就必然存在資產階級。他們把小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殊形態，說成是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內的一切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所共有的東西。他們還肆意歪曲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性質，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在本質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別”。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必然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專門突出地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把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加以區別。這是蘇聯理論界的一大進步。毛主席對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幫”在商品生產方面的謬論，與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觀點相比，是個很大的倒退。他們把一切罪惡都歸之於我們現在存在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說一切壞東西都是從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來的。在他們看來，要革命，就要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革掉。

發現這些問題以後，我們開始動手起草批駁“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文章。這篇文章從醞釀起草到公開發表，用了近一年時間。初稿寫好後，我曾拿給姚依林、陳國棟同志看，他們同意文章的觀點。我們還送給紀登奎看，他也同意。後來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後決定把文章送《人民日報》發表。1978年5月22日，署名"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題為《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時，我應邀到中央黨校作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報告，介紹了理論組編的兩份材料和《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這篇文章。報告主要是講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見，即文章講的四個問題：第一，馬克思主義分析商品生產的方法和"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手法；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嗎；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

我在報告中，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分析商品生產的理論人手，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與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根本不同的。通過對前三個問題的論述，最後結論落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必須要大大發展。在那段時間，我連續到中央黨校講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對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幹部來說，是開了腦筋的。

三 起草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兩個文件

財貿小組理論組除了寫文章外，還負責起草文件。我到財貿小組後不久，國務院準備在1978年7月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①財貿小組理論組承擔了部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國務院《關於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②，有一個重大突破。《通知》明確提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通知》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有本質的差別。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要大大發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寫出以後，財貿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同意，就送給紀登奎看，當時他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很痛快，在“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氣壯”四個字。然後又把《通知》送給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贊成。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出文件，強調要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而且強調要“理直氣壯”，這是第一次。

2 華國鋒在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稿

我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的同時，組織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開始起草華國鋒在“雙學會議”上的講話稿。初稿寫出後，我請胡喬木同志來做指導。這時候，他雖然已經恢復了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工作並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但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失落中恢復過來。這是他逐步恢復參與中央工作和領導起草有關文件的開始。作為“黨內第一支筆”，喬木起草這樣的講話，是駕輕就熟的。他來了之後，很自然地發揮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認為稿子是寫理論文章的口氣，不像一個黨的主席所作的報告。於是他一邊聽情況介紹，一邊開始構思和動筆修改。這時候，講話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維澄參加，並邀請了在外貿部、商業部做實際工作的一些同志參加討論。稿子修改出來後，又召開了一些會徵求意見。

在修改中，喬木對重生產、輕流通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針對當時的情況加強了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論述，還特別提出了重視商品經濟、尊重價值規律的問題；強調了內外貿易和財政金融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性。應該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華國鋒主持工作，仍然着重從政治上講揭批“四人幫”和學大慶、學大寨的氣氛下，能拿出這樣一篇講話稿，喬木功不可沒。

經喬木修改的這篇講話稿，華國鋒看了之後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雙學"大會上發表了這篇講話。這個講話，闡述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相互關係，特別強調了財貿工作的重要性。講話還強調了政治觀點、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而且對三個觀點做出解釋。7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篇講話。華國鋒的這篇講話公開發表後，造成很大的影響。外電評論說，這是華國鋒擔任主席後第一篇務實的講話。

四 陳雲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工作以後，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宣傳黨和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在這些文章和講話中，陳雲的文章與我有關。

黨的十一大召開前，為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當時約定給陳雲、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後來公開發表的陳雲同志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着重講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鄭惠執筆的。在成文過程中，我們幾次送陳雲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見。根據陳雲同志的意見，我同鄭惠作了很多修改，還送胡喬木修改過。最後由陳雲同志定稿。文章寫出後，送到中央宣傳口去審查，準備公開發表。宣傳口有個不懂事的王楫，原來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他把陳雲的文章跟華國鋒的講話對照，對來對去，說這個說法和華主席的說法不一致，那個說法又和華主席的說法有出入。當時，為了貫徹“兩個凡是”，一切文章和宣傳都要和華的精神“對表”。我們把王楫的看法報告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聽後說，那好啊，既然每句話都要跟華國鋒的話對比，跟華國鋒講過的一樣才能發，那就不要寫文章，也不要發消息了，天天登載華國鋒的文章不就行了嗎？這樣一講，把王楫頂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陳雲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我記得陳雲同志這篇文章，在講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時，簡要回顧了黨的兩段歷史，一段是講毛主席在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作風；另一段是講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召開，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在全黨逐漸發展、普及。陳雲同志在文章後面談到，粉碎“四人幫”後，實事求是的作風在全黨已經迅速得到恢復和發揚，這是目前全黨形勢的主流。這充分證明，毛主席長期堅持的革命作風，在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基礎。同時，文章還強調，對“四人幫”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不可低估。毛主席長期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領導機關，在一些黨員幹部中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報喜不報憂、靠說假話辦事的這種惡劣風氣，至今在一些人中也還沒有根除。這應當引起我們全黨的嚴重注意。

為李先念同志寫的文章，我負責主持，題目是《學習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寫出後，由於周圍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義發表。林澗青等幾個同志認為文章寫得不錯，經過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冊子。

說到這裡，應該提一下華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幫”後，李鑫不准《人民日報》發國務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軍報》的總編輯華楠卻對我們非常支持，他對我說，有文章可在軍報發表。

我們送去文章時，他給我們起了“向群”的筆名。用這個筆名在軍報上先後發了《刁小三的邏輯和資產階級法權》、《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和《打着反覆辟的旗號搞復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對我們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時間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離開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長。擔任社長後對我們寫的東西很熱心，先後給我們出了七八種小冊子。

五 我對城鄉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

我從1977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仍然兼管國務院財貿小組及理論組的工作。在此期間，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論組的同志參與，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的講話。講話初稿拿出後，一直做實際工作的房維中同志做了比較大的修改。

以後，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談了一次話。在這篇談話中，有兩個論點比較有價值，我比較得意。我認為，隨着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逐步現代化，我國城鄉在經濟互助方面，將會有兩個新的變化，出現兩種新的發展趨勢。第一個是"農副產品的加工將逐步由城市轉向農村"；第二個是"輕工業所需的原料，將逐步由農業原料為主轉向以工業原料為主"。"隨着這兩個變化的發展，還將出現一種趨勢，就是在人民消費品構成中，吃的東西占很大比重的現狀將有所改變，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變為用、穿、吃的次序"。"適應這兩個變化，我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比現在大大發展"。

當時，國家計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說，現在吃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地方還不夠吃，談什麼吃、穿、用的結構變化。由此，他對講話大刪大改。我堅持把原稿保留了，後來，還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題目是《城鄉經濟發展的兩種新趨勢》。

注釋：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會議在北京舉行。一般稱這次會議為"雙學會議"。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個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