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經黨中央批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稱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

1977年11月，國務院任命胡喬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鄧力群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黨組副書記兼院黨委書記(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遠任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我在此度過了四年多不同尋常的時光。四年多的時間裡，中間有些變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我和胡喬木的工作都有了變動。胡喬木當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改組後，姚依林兼主任，我當副主任。所以從1979年初開始，我一半時間在中央辦公廳，一半時間在社科院。不過，從1977年11月開始，有一年多時間，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喬木、于光遠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當時隨我們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鄭惠。①我們去了以後，先和原來的院領導接上頭，約定日常工作仍由他們主持，我們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單位調查研究，聽取意見。

“文化大革命”中，學部是一個遭受嚴重摧殘的“重災區”。改稱社科院時，有14個研究所，兩千多人，但絕大部分研究工作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我們整整花了一個半月的時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談，把14個研究所都談了一遍(有的單位用二、三天)。我們都是聽他們談，很少講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使各單位的各種不同意見，用不同的方式都講出來了。這次調查研究對於我們在後來的工作中取得主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通過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我們大體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學部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是聯隊，為造反派；一派是總隊，為保守派。隨着運動的發展，派系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動。"四人幫"不得人心，在"天安門事件"中，學部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總理，沒有去的人極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反對"四人幫"的大聯合。

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歷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劃了等號。這樣，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同志表現特別不好。他原來是胡喬木推薦到學部去的，參加了當時的黨組。這個人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竭力洗刷自己與胡喬木的關係，說自己不是胡喬木推薦去的，與胡喬木沒有任何關係。他跟着"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唱，被稱為黨組內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幫"後，他很狼狽，不好扭轉過來，被別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時候，有幾個老幹部如關山復、吳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氣。在“四人幫”橫行時，他們受到各種衝擊，包括自己身邊的人都出來揭批他們。“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們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這樣一來，學部在“天安門事件”中形成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鞏固，反而發生了破裂。因此，我們無論走到哪個單位，都聽到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意見，但都是算陳年舊賬。無非是某某在什麼時候整了我，把材料裝進了我的檔案，等等。總之是混亂不堪。當然，在調查過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較好的。因此，在正式開始工作以前，我們把學部以前的歷史及“文革”中的情況，派性鬥爭的演化過程，各種觀點和主張，各種人物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數了。有了這次深人的調查研究，以後的工作就好做了。

二 抓“揭批、科研、團結”三件事

在接下來一年多的工作中，我們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幫”以及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二是重點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於而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三是在恢復、發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中，團結絕大多數人。概括起來就是“揭批、科研、團結”這六個字，就是正確處理三者關係。

在這段時間裡，我講的話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講話是在充分調查研究以後。1978年2月24日，召開我們上任以後的第一次全院大會，我代表院領導講話。會上，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到會的人中間，有一個人是黃克誠的夫人，當時在文學所任黨委書記。會後，她對我說：這次大會，出現了好多年來從沒出現過的好現象，有一個新氣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後，參加過的全院大會，開着開着，會場裡的人就逐漸減少：到最後能有一半人堅持下來，就算好的了。你這次講話，自始至終沒人退席，自始至終會場都坐得滿滿的。

那次，我一開始就講，這次開會，我向同志們交交我們院領導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這個講話，可以說，當時的講話，一是符合實際，二是中肯公正，沒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講話，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這次講話中，影響最大的是強調在清查中間要嚴格區分敵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複查也好，對每個同志的問題，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全院範圍內，採取各種不同形式對547名幹部進行了立案審查，占了1977年全院職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次複查，除了繼續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和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主要解決了歷史上包括"文革"期間以這樣或那樣理由立案審查的七種問題。我在講話中說，對於近五百人的問題，"凡是沒有爭論的，本人滿意了，群眾滿意了，組織也滿意了，三滿意了，問題就算解決了，給黨組寫個報告，備案的性質，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問題，等於一風吹了。應該說，這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對這些人的最後一次解放。這樣做，就得到了過去被審查的人中絕大多數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當時，社科院的清查運動告一段落，要對清查工作做一個總結，也可以說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總結。我講話的題目是《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這時，經過清查運動，階級陣線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個人屬於敵我問題。而這6個人都還是在王關戚問題出來後被抓、被清查出來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講話中說："經過半年來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幾個歷史上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以外，沒有發現新的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④從那以後，先前這一派那一派被錯劃成敵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脫了。把這個結果報告了以後，就證實了社科院黨組原來的估計：社科院有敵我矛盾，但不到1％，原來說1％左右，清查的結果還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都屬於人民內部和黨內的問題。所以搞運動到這時已結束了。

我在這篇講話中，總結了五條經驗教訓。首先，要分清敵我。社科院十多年來一個大教訓，就是在分清敵我、對誰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受了林彪、“四人幫”的騙，上了當。今後，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分別極少數壞人和大多數好人，既不要放掉敵人，又千萬不能把自己的同志當作敵人去對待，即使是對待敵我性質的矛盾，也要講究政策和策略，區別對待。第二，決不允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第三，說話、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態度和理論基礎。我們不管在什麼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離開了實事求是，就一定會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革命事業造成損失。第四，在判斷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時候，一定要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嚴格按照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衡量。搞學術批評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搞得不恰當，它直接影響和破壞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學、文化、藝術的繁榮。第五，我們看任何一項工作，做得好還是壞，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根本的判斷標準、衡量標準，就看它對社會的物質生產是促進還是促退，是有利還是有害？我們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科學研究單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壞，最根本的一個檢驗標準，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麼樣，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學研究成果，出又紅又專_的科學研究人才。這五條經驗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說，大家都可以從中得到教訓。

三 修改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祝詞

1978年1O月，還插進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幫助修改鄧小平同志在全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的祝詞。這個祝詞的稿子，原來是由工會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滿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遠去修改。就在他家裡，他講了修改的要點。我們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題目叫《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這篇祝詞把他視察東北時在瀋陽軍區講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公開講了。祝詞說：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全國廣大範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鬥任務。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修改稿比較重要的改動是加寫了兩段話，一是在原稿的"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之後，加寫了一段話："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中央相信，為了四個現代化的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各工會組織一定會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積極協助各企業順利地實現這些改革，為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作出新的傑出貢獻。"一是加寫了關於廠長負責制的一段話："我們的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制，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維護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領導，維護生產指揮系統的高度權威。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克服現在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現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組織生產。也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增加利潤，同時不斷地改善職工生活，從而確實保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

四 提出“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講話，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總結報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開的全院黨員幹部大會上，我傳達了十一屆五中全會精神，喬木同志講話，要求社科院做好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為這次黨代表大會，我負責草擬了黨委向代表大會的報告，由宋一平同志在會上講。討論以後，我做總結，題目就是《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這是社會科學院總的方針、總的任務。在總結報告中，我提出"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要努力成為有黨性、有學問的專家"， ⑤"這就要求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能夠真正領會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某個學科或某一個方面占有大量材料，經過深入研究，取得有具體分析、有獨立見解、有科學論證的研究成果。" ⑥關於增強黨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問題是，要自覺地在政治上與黨保持一致；第二點，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第三點，要處理好科研計劃中計劃項目和非計劃項目、集體研究項目和個人研究項目之間的關係。我代表黨委毫不含糊地批駁了錯誤言論。我說："要看到，有的同志對今天中央領導和中央路線的正確性認識不夠，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還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糊塗觀念。特別在去年春節以後一段時間，一些同志對黨中央提出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牴觸情緒，說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中央後退了，動搖了，要'收'了，四項原則會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們社會科學院組織力量寫文章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有的同志不願接受任務。個別同志甚至說出很不好聽的話，說什麼誰先寫闡述四項原則的文章誰就先要臭掉。" ⑦我還說："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說過發揚民主就要允許反革命分子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就要允許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那些腐朽、墮落的文化泛濫的自由！怎麼能說這就是'收'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更健康、更廣泛地發揚起來。至於有的同志認為，撰寫宣傳四項原則的文章，就會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們自己已經香臭莫辨！"⑧這篇講話已經收在我的文集裡面，今天看來，還是站得住的。

在黨代會會議討論中間，有人說我批准了幾個還沒有平反的高幹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崗、萬里、薄一波的兒子，說我走後門。我說：確有這回事，但沒有走後門。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這樣的方針，本院工作人員、院外的幹部(不論什麼幹部的子女)，按照我們招人的手續，進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們看這樣做對不對？你們中間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這樣進來的？既然你們的子女能這樣進來，高於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結論，但他們本人是普通黨員、普通工作人員，經過考核，合格後予以吸收，有什麼不可以？我沒有個別地批准這個、那個，都是經過你們各所考核過的。這樣說了以後，大家沒有話說了。

還有一件事，喬木那時醫療待遇還未恢復，他有一個親戚是醫生，我把她吸收到醫務所，目的是照顧喬木，熟悉，方便。人家就傳出來，說這個人是我的小姨子，鄧力群搞私人關係，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進來了。我也把這事講清楚了。這是我對喬木的關照。

這裡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于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于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麼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局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儘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系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置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只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只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只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志。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後，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後，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

我們到社科院後，很快就開始着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制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里，還有這麼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儘管只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干、能夠幹的事多着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儘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級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裡把工作着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復和創辦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轉到科研方面來了，但是科研人員有了成果，沒地方發表，這是當時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問題。在“文革”中，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各所辦的刊物都停辦了。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一個《歷史研究》，一個《考古》。隨着科研工作的開展和科研領域的擴大，從1978年初開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後恢復和新創辦了自己的學術刊物。有了刊物之後，研究成果就有了發表的園地，有了討論的地方。在辦刊方針上，提倡百家爭鳴，要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導科研工作，組織科研活動。要負責任地向上級反映本部門的有關情況和看法。在這個基礎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創刊了。這是一本綜合性哲學社會科學雜誌，主要發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時究竟恢復和新創辦了多少刊物，我記不清了，但至少每個研究所有一種刊物。有的所還不止一種，如哲學研究所，就有《哲學研究》(1955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動態》(1979年創刊)、《哲學譯叢》(1956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譯叢》是專門介紹外國哲學的刊物，刊載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有關哲學問題的重要論文，評介外國哲學學派的現狀及其爭論的主要問題，譯載有關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哲學史等論著，報道外國哲學界動態，提供有價值的哲學資料。

5 組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發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延續至今，工作還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麼名著，很難說。例如能夠在全國打響的書，我說不出來。
6 創建研究生院

我們去社科院時，院內研究人員平均年齡是46歲，很多老學者、老專家都深深感到一個嚴重危機，認為不切實改變研究人員老化問題，社會科學事業就會陷入後繼無人的境地。他們擔心科研人員青黃不接的問題，也想帶研究生，但上面沒讓帶，也沒條件帶。再加上"文革"期間有些師徒之間翻了臉，一些人有顧慮。大家都很發愁。我們決定籌辦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並國務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批覆後，很快就在全國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順利完成了，一共錄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辦研究生院問題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見。他認為，培養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務，社科院應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應由大學培養。研究生畢業後，我們去挑選、使用，用不着花精力去為他們講課、輔導。他一直不贊成辦研究生院。但是，多數學者認為，社科院應該辦研究生院。我們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在“文革”中大學停辦了幾年，後來可以辦理工科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文科大學能不能辦，毛主席一直沒鬆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到年底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在這種情況下，到大學裡去招收研究生，暫時還不具備條件，大學裡還沒有合格的畢業生。而這時候在社會上卻有一批在"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和"文革"期間讀了書的人，並且是願意做研究工作的。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研究生院的生源還是有保證的。當時靠大學不行，於是從社會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況，應該說還不錯。後來的結果也表明，辦研究生院還是對的。據我了解到的情況，研究生院前三屆學生畢業後表現都比較好。有些畢業生現在已經在司局級領導崗位上，成了各個部門(包括科研)的骨幹。還有不少人在副部級、部級崗位上任職，如薄熙來、王晨。至於現在社科院的領導幹部、科研骨幹，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養出來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學生開學後，我都去講了話。講話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的，我們開宗明義，毫不隱諱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為辦學的指導思想。你們來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這一條就學下去，如不同意這一條，隨時提出來，隨時退學。在我看來，不懂馬克思主義，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會科學知識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認識其中的內部聯繫，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規律。後來在第一、二期學生畢業時，我又重申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入學時，我講過這一條，現在你們就要畢業了，我還要講這一條，你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堅定了，還是動搖了？是更加堅信了，還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給自己做一個結論。如果學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更加堅定了，那麼你們在填寫的表格中、在口頭上到處都可以講，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如果你們幾年學下來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加懷疑、更加不相信，那麼，我希望你們公開聲明自己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在填寫各種表格時，也不必寫這一條。我說，我們共產黨員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相信的就來，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時，院長由胡喬木兼任，副院長是溫濟澤。

7 調整和整頓後勤工作

我們到社科院以後，聽到一些做後勤工作的同志說，要我為科研工作服務，我同意；要我為科研人員服務，不行。類似的議論還有一些。他們認為，說為科研工作服務，聽起來比較舒服；說為科研人員服務，使人感到後勤人員比科研人員低一等。為了解決後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開了好幾次後勤工作座談會，對後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還有些新意。後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的黨委機關事務工作座談會上，我又專門講了一次。講話整理出來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領導制度

當時，社科院各研究所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研究所黨委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採用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辦法。當時，在社科院各研究所黨委的選舉過程中，差額選舉的辦F的。這出乎我原來的預料。當時我以為，經過十年“文革”、打派仗，這幾個黨員是一派，那幾個又是一派，用差額選舉的辦法，很難符合要求，免不了會插進派性的干擾。結果，通過黨員大會選出來的各研究所黨委，多數是好的。這當然與我們一年多來的工作有關係，說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實踐證明，差額選舉的辦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時，召開社科院黨員代表大會，用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院黨委委員就不行了，選舉工作進展得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各所的黨員只熟悉本所的候選人，對其他所的候選人就不熟悉了。反覆了幾次都不行，最後還是靠院裡做工作，說明希望選哪幾個人。院部的候選人還好說一點，因為他們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還有所了解。從各研究所產生的候選人要被當選，就很困難，還是得靠推薦、介紹。

由此我想到，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等額選舉的辦法，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差額選舉的辦法，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屆黨委成立這件事做完了，我們作為社科院的負責人——儘管當時主要精力已經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個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現在，吳介民、梅益等從社科院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都說，我們那一任院領導，儘管工作的時間不長，但還是為社科院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他們認為，那幾年是社科院的黃金時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時間，搞清查運動也好，處理人民內部問題，做黨內團結工作，都比較熟練、得體。

總之，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這段工作，沒偏離正確的方向。例如，對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處理時沒有含糊；但也沒冤枉人。陳元暉在清查運動過程中曾說過兩句話，我們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並同意他這兩句話。結果，“文革”中參加“總隊”的哲學所的一位同志說，鄧力群這個人這樣講，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他為此專門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揭發我。後來這封信退給我。當時搞清楚，這個同志在每次運動中，都給信訪處寫揭發材料和控告信，數量之多摞起來有兩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開的場合講，與其花這麼多時間、精力去寫控告信和揭發材料，為何不花點時間用來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對黨、國家和自己有多少價值呢？這樣做，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後來，他專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有成績的。

六 和周揚共事

這裡說一下周揚來社會科學院的經過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況。

當時，鄧小平對社會科學院工作有興趣，也熱心，對我們的工作是關注的。我們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匯報、請示，並且很積極地按他的意見辦。

我們到社科院不久，傳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後，就向胡喬木講，聽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讓他來社科院當副院長。我第一次向胡喬木提，他不贊成。胡喬木說，這個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對他印象好，但對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這樣，此事就擱下了。後來，有一次，我們到鄧小平那裡匯報工作，談話中涉及到了周揚。我就藉此機會又提出這個問題。胡喬木仍然不積極。結果，鄧小平開了口，說：讓周揚當個顧問吧！這樣，1977年底，周揚就到社科院當了顧問。又過了一段時間，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喬木說，周揚一直做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資格老，老讓他當顧問，也不是正式工作，還是讓他當副院長吧。這次胡喬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揚進了社科院行政領導班子，任副院長。接着而來的就是排名問題(副院長排名：鄧力群[1977年11月任職]、于光遠[1977年11月任職]、周揚[1978年9月任職])。我提出，周揚是老資格，已經當了副院長，排名在我之後，不恰當。他至少是兄長輩嘛，我和于光遠應該排在他後面。胡喬木不同意，說：就是副院長，他這個人難辦事。

後來，周揚的工作是分管文學所。文學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鬧得很厲害，一個毛星，一個是朱寨，對立得很厲害。這兩個人都是魯藝的。我們到社科院以後，通過做工作，兩派之間開始出現互相團結、互相照顧的情況，派性問題已經大體平息了。周揚介入文學所的工作後，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難過。

還有一個問題是周揚與文化部的關係。當時文化部長是黃鎮。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劃腳，弄得黃鎮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後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了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後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幫"有什麼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兩個凡是"，與"四人幫"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紅旗"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志就對我說，這輛"紅旗"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儘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紅旗"車給老同志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紅旗"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鑑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志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後，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後，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後，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鑑，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着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究竟在什麼範圍內起作用？三、經濟計劃同價值規律究竟是什麼關係？實際上總題目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過幾次後，有林和衛建林幫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發表了，後來還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在北平讀書，對社會沒有多少了解。當時北平也有資本主義，但沒有接觸。上海沒有去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那裡沒有資本主義。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後，日本人搞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被沒收了，而我們黨的工作又在農村。所以，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它的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廠長(經理)、工人與企業的關係，和我們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和共同之處？沒有切身體驗。這是第一次實地考察和接觸。

訪日一個月，確實看到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其中，日本總結了英國工黨政府失敗的教訓，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吸引日本全國人民。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這個計劃的實現，對於日本以後經濟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經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各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通過實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生產的計劃性，比馬克思時代前進了很多，確實有很多新變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對經濟進行干預，辦法是制定經濟指導計劃。日本政府的經濟指導計劃，不是作為行政命令下達的，而是通過經濟手段來保證計劃的實行。經濟手段包括經濟立法、稅收政策、銀行信貸。如果企業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計劃，虧本後政府不負責。

日本的企業不同於中國的企業。日本的企業既管生產又管銷售。我們的企業當時都是只管生產，不管銷售，與市場不聯繫，產品生產出來後，就交給批發站，由批發站按計劃分配到各部門。就是說，中國的企業只管生產，不管經營，也不考慮產品的價值能不能實現。

此外，據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業，除了為農業、為輕工業直接提供機器設備和材料之外，同時花很大力量生產日用工業品。我們的重工業部門，也有生產消費品的，問題是沒有把這個概念、這種做法明確起來。重工業部門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僅要生產生產資料，而且一定要儘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條件，製造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日用工業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消費品。這樣，就能滿足國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夠開闢重工業自己內部積累資金的源泉。

後來，在我的文集中，這篇文章的題目由《訪日歸來的思索》改為《訪日歸來談經濟》。在編輯文集時，我主張收這篇文章，陳斐章同志不贊成收，他說沒多少意思，因為我們在日本接觸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層大資本家，沒有接觸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還是收進去好，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實地接觸資本主義，應該講還是有收穫。日本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對我個人來說，還是有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