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兩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講《歷史決議》

1981年，我主要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講《歷史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趙紫陽的政府工作報告。

先講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歷史決議，是從1980年延續下來的，一直進行着討論、修改，費了很多心思，直到這次全會通過。鄧小平在29日的閉幕會上作了比較高的評價。他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還說："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六中全會通過這個《歷史決議》稿以後，還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到這時，可以說華的問題已完全解決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任務全部完成。

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我的事情就是到處演講。講剛通過的《歷史決議》和會議精神。關於《歷史決議》，在全會中間，我在西南組講過一次，反映較好。六中全會秘書組立即把它列為“六中全會參閱文件八”，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全會結束之後，我在中央黨校系統地做了一次介紹，又在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做了介紹，又在團中央講了一次，又在黨史徵集委員會回答了幾個問題。6月21日至7月30日，專門到河北演講。組織了一個班子，其中有吳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這是胡耀邦給的任務。

那個時候，河北省兩個省委書記(第一書記金明和第二書記江一真)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勢同水火，各把一攤，誰也不服誰。他們那裡從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誰也不讓誰。胡耀邦給我的任務是：把《歷史決議》的精神傳達給他們，不必去介入他們的內部爭論，用《歷史決議》的精神幫助他們達到思想上的統一。

我們到河北之後，了解了一些情況。聽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數幹部對鄧小平不滿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社會上、在省里出現“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數省委幹部認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鄧小平。了解了這個情況，我們就分頭宣講《歷史決議》，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我在省直機關傳達，袁木在石家莊市，吳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個地委都有人去。我們都有共同的提綱，帶的材料也比較多。我講的次數最多，連續講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後來又回答了一-次問題。河北省錄音整理得很好，幾乎是一字不漏，大約有7萬字。現在再來講，也講不了那麼仔細、實在和準確了。因為那時剛親身經歷過，參與了起草和討論。

講的內容大致如下：首先講中央的人事變動。華為何要下來，用事實說話，華不下來不行。然後講《決議》起草的指導思想。針對下部思想狀況，着重地、有針對性地回答：究竟鄧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後台。原原本本地講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十六七次談話、講話。他對《決議》的寫法提出三條原則，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說：“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闡述、發揮，對各種模糊認識和反對意見，反覆進行嚴肅而又耐心的說服教育，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用這個說明鄧小平同志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這樣講，很解決問題。

講過總的指導思想後，又分段介紹了《決議》的內容。最後是由他們在聽完以後提出一些問題，我逐一作回答。這些內容整理成兩篇文章：《中央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指導思想》、《問題和回答(六則)》，已編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這些講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據大家提出的問題，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語言和說法來講，來進行回答的。這兩篇東西同介紹鄧、陳指導起草歷史決議的那個材料比，更能體現我的認識，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個材料是傳達性的，作為研究歷史有參考價值。這兩篇東西是講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從中也可以看出，《歷史決議》發表以後，幹部中間有些什麼疑問。

從河北回來以後，我形成了一個想法，同耀邦同志談了。我說：在幹部裡面，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搞非毛化，這種看法影響很大，要用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河北和石家莊的經驗表明，把鄧小平的歷次講話、論述、包括答記者問，原原本本地給幹部擺出來，這樣最解決問題。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於是，着手做了幾件事。

第一，總政把我引證的鄧小平講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的十多次講話，都整理出來，經我看過後，印發軍隊，作為學習《決議》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文件。

第二，由喬木同志負責，着手編輯《鄧小平文選》。這件事情也是我從河北回來後首先提出的。報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後就開始工作。後來，編選工作交給了文獻研究室，選文、編目、修訂多次，並經過他本人審閱。

第三，我們書記處研究室主編了一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經文獻研究室核對以後印了出來。編這幾本書，在那一段時期里，對黨的思想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件大事，是為趙紫陽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1980年2月，中央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趙替代華國鋒當總理，趙便調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1980、1981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是姚依林做的，趙沒有做。到了1981年，趙當總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會亮相了，這次會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報告了。這個報告，由我負責組織人起草。

1 胡喬木對精神文明建設部分作了修改

我們採取了流水作業的方法。第一輪，由國務院研究室袁木、計委研究室王忍之組織幾個人搞出一個稿子，把上屆人大以來，主要是趙紫陽當總理以後講過的一些意見，陳雲講過的意見(這一年多裡面中央主要是陳雲講得多，鄧講得不多，先念也講得不多)，還有國家計委在編制和執行國家計劃中問遇到的問題、醞釀的意見，綜合起來寫一個稿子。寫好一部分就送給我，我就組織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幾個人，請他們搞第二遍。我們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給林澗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來，我又同梅行、馬洪和王忍之從頭到尾改一遍，然後再交給林澗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後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把稿子搞出來了。然後交給那時在杭州的喬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喬木對有關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改，他主要是對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調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設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為文化建設，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藝術、衛生、體育事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一部分為思想建設，包括政治思想和倫理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平。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這一方面的問題正在更加突出，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我們的社會成員愈來愈廣泛地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道德風尚和勞動態度，樹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樹立自覺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堅持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祖國。

這個稿子與葉帥國慶30周年講話比較，大大前進了一步。1979年葉帥講話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概念。他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列為重要議題討論。鄧小平在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概括為兩個基本內容："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這是一個進步。

到了十二大，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闡述又進了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的新論斷，形成了關於兩個文明關係的新看法：“物質文明的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基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的建設不但起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保證它的正確的發展方向。兩種文明的建設，互為條件，又互為目的。”至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涵得到基本確定和全面闡述。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講精神文明建設時，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刪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設的重點搞成是公共道德。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對十二大的一個大倒退。這個問題，後面再細說。

喬木的稿子回來後，我們又稍稍做了些調整，其間每個稿子都送給了趙紫陽。可以說，從頭至尾，一直到他講，他沒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話。當然，由他講出來，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見。這個報告可以說是趙的就職演說吧。

2 重點和中心是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

當時已提出到本世紀末要翻兩番——這好像是鄧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礎——這是陳雲提出的，即把各種比例關係調整好，以便為後十年做好準備。也有一種說法是：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起飛或騰飛。這個報告的重點和中心是講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共十條。這十條在今天來看，也是站得住的，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十條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原來不是講加快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嗎？這時加上了科學，後來變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

第二條，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在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以農輕重為序，這就把三者的關係說清楚了。

第三條，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這個問題)，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指出能源、交通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今後能不能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能不能出現一個新的發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源、交通問題能否得到恰當的解決。

第四條，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過去，擴大再生產主要靠建設新廠，這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時期是必要的。現在已經有了幾十萬個工業交通企業，今後擴大再生產必須主要靠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不要一股勁地搞外延性的增長。

第五條，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的改組。為了發掘現有企業的潛力，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財政收人。必須整頓和完善經濟責任制，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整頓勞動組織；加強勞動紀律，嚴格執行獎懲制度；整頓財政紀律，健全財會制度。這是特別要做好的幾項工作。

第六條，講究聚財、生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增產節資的潛力是很大的，事在人為嘛！

第七條，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們要利用兩種資源，首先是國內資源，其次是國際資源；開拓兩個市場，首先是國內市場，其次是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一是管理國內經濟的本領，二是開展對外經濟貿易的本領。這是胡耀邦在他的對外貿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條，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我們按照服從調整、促進調整、配合調整的要求，在農業、工業、財貿等領域，在所有制形式、計劃管理形式、經營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條，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帶根本性的建設。我們的教育、科學的發展還是很落後的，教育、科學和國民經濟其它部門之間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四個現代化就無法實現。

第十條，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持續地提高社會生產力，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總的來說，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處理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關係時，首先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這是今後必須堅持的原則。

3 胡趙分歧與鄧陳合作

在這個報告以後，或者是在這個報告期間，胡耀邦陸陸續續地找各個部委談話。也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他的談話精神和趙的報告是兩個調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趙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分歧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胡一直這樣繼續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會上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這些人幹不了幾年了，要用這幾年多於點事，多承擔點責任，以便為下面接班的人——他點名講是胡啟立，少留點包袱。我們給他們背起來，他們接班時就少點包袱。而不要採取相反的方式，我們能幹的也不干，或者能幹的也不多干，結果使他們幹的時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趙紫陽做政府工作報告前後，特別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報告了，此時爭論明朗化。表現在胡耀邦與喬木起草小組的爭論上。本來這個報告要與趙的報告銜接起來，胡耀邦就說：你們這個報告是以效益壓速度。胡主張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從1977年至1984年這一段工作搞得好，鄧小平、陳雲的配合合作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起草《決議》和解決華的問題，以及逐步解除華的權力，要趙接替華的總理職務，要胡耀邦接替華的主席職務，鄧接替華的軍委主席職務。在這些問題上，鄧、陳合作得很好，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在解決華的問題上，他們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還說到：在解決華的問題時，胡耀邦稍微客氣些，還想給華在領導集體中保留一個位置(十一屆六中全會時華保留副主席位置)，鄧、陳不同意。在調整問題上，1980年直至1981年鄧是支持陳的。到了1983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80年調整以後，經濟增長指標定在3-4％，所謂"保四爭五"，後來都完成了，而且超額比較多，實際到了7-8％。到了1983年，鄧小平就說：老是這樣，指標定得很低，超額完成那麼大的幅度，這樣不好。這樣，鄧就有點回過頭來對"保四爭五"的指標有所懷疑了。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我和房維中對鄧1983年的這個講話做了一點文字上的調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調整銜接起來，不致互相矛盾。從這以後，鄧、陳的矛盾就逐步顯露出來。最主要的差別是：一個急於求成，一個穩步前進。愈到後來，愈加明顯。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講的兩件大事，1981年處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參與解決民族矛盾問題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着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譟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復電。這裡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裡，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