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和兩件突發的事情

一 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兩個部分來講，一是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二是兩件突發的事情。中間插一個文物工作。

1 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第一個會，是1月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在出版工作會上，1月8日，我有一篇講話《把宣傳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這個題目就是我講話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從這個要求，各種出版物要體現熱愛社會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思想。不但社會科學的著作要努力這樣做，就是自然科學的著作也可以從這方面來組稿、出書。例如，李約瑟就寫了七大卷講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創造的書，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在世界科學史上的貢獻。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視。

出版工作會議之後，我在幾個會上都反覆講了這個意思。其中在廣電部和記協聯合召開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我提出了：如何通過廣播電視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並提出了九條建議：第一，反映祖國新貌、建設成就、英雄人物、先進事跡。第二，廣播電視中僅有《祖國各地》還不夠，應該與旅遊部門介紹中國三千多個旅遊點的"旅遊詞典"項目聯合起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分片包幹，在若干年內，把三千多個旅遊點，一個點拍一部電視片。第三，表現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與歷史教科書不同，我們的電視及電影、戲劇、小說等，應該着重從人物出發，圍繞人物展開與他聯繫的歷史事件。第四，從古代到現代，大詩人、大作家、大畫家、大音樂家、大戲劇家、大表演藝術家、大書法家等，他們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著作，他們的愛國主義事跡，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宣傳。第五，從古到今傑出的科學家、學者、思想家，為了祖國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做出的巨大貢獻，應該讓人民知道，對人民進行教育。第六，歷代文物的介紹。我們的文物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選擇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響的文物，拍成電視進行宣傳。第七，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的各具特色的工藝美術品，以及歌舞戲曲、著名演員、舞蹈家、表演藝術家的介紹。第八，建議對55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現狀、解放前後比較，對每個民族美好的文化、特產，優良的傳統、道德品質等，把它們搜集起來，拍成片，每個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國外愛國者的事跡、著作。魯迅、茅盾等人曾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應該繼續搞，並且加以豐富、擴大。廣東電視台有一個《名著與名畫》，這樣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國歷史學會首次學術年會暨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會長周谷城)，讓我去講話。4月11日，我在講話中發出呼籲："請求大家從不同的方面，採取不同的方法，向我們的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史學工作者，"不但有責任而且有更好的條件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國史學界本身就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通過歷史研究、教學和寫作等方式向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史學界的同志能夠發揮獨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書記處研究室搞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文件，一直寫不成熟。在我這三次講話之後，特別是我對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讓他們以此為基礎修改那個《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幾點意見》的文件，經過修改後的文件應該說比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發出這個文件，在報紙上也公開發表了。《意見》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務，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目前社會條件下，振興中華，就是要切實完成這三大任務。《意見》提出做好十個方面的宣傳。就是我上面提的9條建議的內容。這工作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還在不同的會上多次發表這個意見。在高校、北京電視台、高教思想工作先進人物會議上都各講了一次。由此接觸和結識了李燕傑這樣一批人。應該說，這些人有一定的演講水平，也有內容，方向一直也不錯。開始時，他們人還較少，現在他們的全國教育藝術研究會約有六、七百人了。在這13年中間(1983--1996年)，我和他們這個團體聯繫比較密切，大家關係都不錯，在倒霉時，他們也和我患難與共、命運相通，成為海內外一個有影響的團體。李燕傑的書在台灣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們幾次去澳門演講，效果都挺好。這些人多數是好的，有少數人表現不太好。

在全國出版工作會上，通過了一個由書記處研究室、宣傳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國務院關於出版工作的決定，最後報請國務院和中央通過，後來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從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當出版總署署長、於友先接任時，宋木文講這個文件直到他下來時，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幾年，直到九十年代也還管用。

2 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第二個會，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這個重要會議是中宣傳、中組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國家經委等7個單位聯合召開的。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舉行的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8日，成立了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因為鑑於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工人起來造反把當時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給推翻了。當時，陳雲同志講了句很有名的話：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執政了，經濟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當時宣傳部的文件體現了這個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覺得波蘭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鑑，共產黨執政以後搞不好的話，工人階級會造反，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搞掉。我們現在還沒出現這個情況，但搞不好，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所以大家湊在一起，認為應把這個問題抓一下，即幫助各級黨委和行政部門共同做好這件工作。

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員中，除了任現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黨政幹部(如黨委、學校、工青婦的領導)之外，還廣泛吸收退下來的、熱心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來參加這個研究會，共同負責這樣一個工作。當時有一個說法：現在的黨委、工會、企業領導處於第一線，我們這個研究會的多數同志處於第二線。第一線要應付經常性工作；第二線的人就要超脫一些，時間也充裕一些，從現實出發研究一點比較帶根本性的重要問題。向那些任現職的同志提出建議或從研究會的角度幫助他們做些工作，第一線和第二線互相配合。還有一種說法，稱之為熱線和冷線，即冷熱結合，使我們對職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們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那時正起草工會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國營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綱要(試行)》。

搞工會工作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里的工會工作發揮得好，真正起了監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後，工會工作起的作用顯然比以前降低了。工會的同志在參加國際活動中也有這個印象：好像中國企業里的工會作用還不如蘇聯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後。袁寶華他們的印象：西德工會在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比我們工會在企業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業里的監事會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業決策中，工人的發言權很大。以我們的私營企業來說，在三大改造之前，實際上是工會說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後，很多工會的幹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為公私合營了。同樣一個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資本家、監督資本家守法、執行三大改造任務；在此之後，他們就覺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會裡面的人也都是他們提拔起來的。這樣，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會的作用放在眼裡。至於國有企業，在根據地時就沒有解決，就是一個黨委、一個廠長。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之前，在東北時期是學蘇聯，搞的是廠長“一長負責制”。後來，毛主席堅持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此後，實際上黨委說了算，有些地方是黨委書記個人說了算。原來是廠長個人說了算，後來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在1980年曾經要實行廠長負責制，我們搞了一些試點，普遍地都不贊成，還是認為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仍未解決。在企業里，說起來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搞得好一點的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確實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職代會、工會是個陪襯。

因此，在企業職工思想政治研究會成立之後，還專門做了調查，如：工人階級狀況，企業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調查應該說搞得還好，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研究會中的人，都覺得能參加這個工作，儘自己一份力，很高興，很願意。但到後來，把原來由7個單位聯合組織的這個群眾團體，實際上變成了宣傳部底下的一個局級單位了。其他的單位都沒份了，發言權也沒有了；現在名義上還有，實際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三句話在文件里都有，話也到處講；實際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句話是陪襯。黨委領導和廠長，有的地方合作得還好，多數地方都不理想。在趙紫陽時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廠長說了算，用他話說就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兩個叫驢。趙紫陽明白地反對“三個加強”、“三個積極性”的提法，他說：我就是要加強一個(廠長)、削弱兩個(黨委、職代會和工會)。後來，在有些地方實行廠長兼黨委書記，配個專職副書記。在1989年，趙還提出要改造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結果就是，黨委成為企業或工廠的附屬品。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批評了一下趙的說法，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時間不長。所以說，共產黨當政以後依靠工人階級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即共產黨幫助工人階級，使之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發揮其應有的領導作用--國家、企業主人的作用，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少數企業搞得比較好，多數企業都做得不好。現在也很難說，應從哪個方面入手來解決此問題。最近幾年，我也沒再兼顧這方面的事了。會議我也不參加了，也不好發表什麼意見了。

3 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第三個會，布置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當時喬木提出，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為此，給上面寫了個報告，經書記處研究同意，然後召集各部委的黨政部門開會布置。書記處同意之後，負責組織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後，開始出版《當代中國》叢書。這個工作一直到現在，總算延續下來。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這裡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後來還增加了一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後來還搞了一個《地方簡史》叢書。人物傳已出了八大元帥和《張聞天傳》，《王稼祥傳》不久可以出來，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傳》、《王震傳》、《胡喬木傳》、《馬文瑞傳》......。人物傳已出的九種發行量不錯，影響也很好。《當代中國》叢書，在搜集、整理、核實材料、保證材料的準確性、重要材料不遺漏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礎上，寫得、編得比較好的，恐怕不能說是多數。比較起來，軍隊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較大，寫得也比較好。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四十幾年，各部委的有關材料總算做了一個初步的整理。在積累材料方面，應該說完成了一個大工程。這是我主編的各種書裡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傳"，就有兩部大型叢書，後來還有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等。這對於中外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提供了確實可靠的材料，這個作用是明顯的、也是好的。

4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這個會議在1983年1月、7月先後召開了兩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會前搞了一個1983年宣傳工作要點，有三個：一是學習、貫徹、宣傳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大造改革的輿論，大造尊重知識分子的輿論；三是為1983年下半年開始整黨做準備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沒有敵情觀念

這裡有一件事，要說一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請胡耀邦講話，題目是：《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中心是講改革。我聽了他的報告，對他的報告提綱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講話中，說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經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講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時。他講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體怎麼說，我記不住了，但他的要點我記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適合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這段講話給我的印象是將來的公安工作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沒有解決敵我矛盾的問題；現在的公安工作不適應，需要改革只是表現在這個方面。我給他提出意見，也對他的稿子進行了修改，我說：不能沒有敵情觀念啊，事實上不能否認還存在敵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腦子裡，議程中沒有敵我矛盾，那這個公安工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稿子改後退給胡耀邦，我沒有存底。後來喬木從上海開會回來碰到我，說：稿子問題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說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見，也退給了胡耀邦。喬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給我看了，我記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這個稿子就沒有下發。現在如果再來看他那個東西，裡面的思路怎麼樣，我看很成問題。

(2) 中共中央黨校正規化教育之爭

從這一年開始，職工要進行文化補課、短期輪訓最低要補到初中程度吧；各級幹部也要進行正規輪訓，而且強調正規化教育，中央黨校也進行正規輪訓。這時王老在黨校，後又調去了蔣南翔。一年內要達到什麼水平，進行正規化教育要達到什麼要求等等，都提出來了。後來，王老不當校長了，高揚去了，批評正規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這是當時黨中央的要求。為此，蔣南翔與高揚發生了很激烈的爭論。

(3) 關於《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大家讓我就宣傳十二大發表一點意見。好像在會議之前，就開始醞釀，在這次會上，我就把一些想法歸納起來，講了點意見，題目是：《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就現行政策列舉了十幾個問題，每項政策如何體現共產主義精神，怎樣按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來制定和執行政策，講了一遍，後來整理出來，發給各省市，徵求意見；準備作為研究提綱，發給有關單位，主要是宣傳部門、文教衛生部門來進行研究。這是一月會上的事。

(4) 我對《鄧選》的評價

1983年7月17日，召開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討論、研究上次會上發的提綱，經過討論、修改，作為一個研究提綱，在這次會上定稿、正式通過，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進行研究。我記得好像在報紙上也發表了。後來，我們宣傳部分別約了一些水平高一點的人，分頭寫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書，約三十多萬字。二是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這時《鄧選》已正式出版)。

我在這個會上做了一篇發言。當時，《鄧選》出來以後，中央發了個通知，要全黨學習；而且通知里講，學《鄧選》作為全國整黨的思想準備。我這篇講話把中外和黨內外對《鄧選》出版後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話：一，《鄧選》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國大綱，這是日本人的語言；二，《鄧選》是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這是黨內的話；三，《鄧選》是實現四化建設各項任務的正確指針，這是我去西北，他們那裡在學《鄧選》時提出來的；四，《鄧選》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是我自己加的。不論是別人講的還是外國人講的，我覺得這四句話歸在一起，表明了我對《鄧選》的評價。這是當時的評價。這四句話實際上是說，鄧小平是新時期的代表人物，《鄧小平文選》是新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評價是否站得住？總之，這四句話表明了我對他的一個態度吧。應該講，這是出自我的真心，講這個話時，我心裡沒有懷疑，沒有猶豫。今天來看，究竟是否講對了，我看，應該說基本站得住。

現在不都在講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嗎，究竟是以第二卷作為代表，還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內。當時《鄧選》出來之後，由我經手還搞了一本《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對精神污染的那篇講話，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那篇講話《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這本書1987年又出了增訂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來的論述22篇，全書共44篇。我對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作了兩次傳達，傳達的內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鄧選》第二卷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兩本書的編輯是我經手的。後來的第三卷，我和喬木都沒有經手。

(5)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在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是我在宣傳部講話的重要部分，後來正式收進《鄧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題目是《試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裡面一開頭講了上述那四句話，然後接着講："《鄧小平文選》反映了我們黨和國家在1975～1982年這關鍵性的八年中走過的道路，內容涉及國際國內，涉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非常廣泛，非常豐富。總結起來說，《鄧小平文選》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鄧選》和學習的通知發下去以後，部委和地方紛紛進行學習、討論，有各種各樣的提法和發揮。四川省委搞了一個宣傳學習的提綱，從理論上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琦介紹他們在學習《鄧選》時，列舉了《鄧選》中的十個內容。我這次講話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這三個方面來講鄧小平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所提出的問題，所制定的政策，和實際生活里存在的問題。我最近又看了這篇文章，感覺還有點意思。講主要內容或主要特點把理論和實踐聯繫得比較密切，對實際生活里發生、出現的問題進行闡述，顯得生動活潑。可以說，比較淺顯地作出了理論說明，夾敘夾議，用家常話、日常用語來淺說理論，不是那麼乾巴、枯燥，在當時生活裡頭和理論原則裡頭的問題，都談到了。這就使我想起，江澤民在“八九風波”以後，好像是建國40周年紀念會上，講了一次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他也是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談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與我的講話相隔好幾年了，是大家集體創作的，講得比較規範。我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和廣泛的統一戰線，他那裡是講多黨合作，互相監督；文化方面他講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這裡沒講到。

(6) 第一次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在講話中提出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包含國有為主導，公有為主體，非公有制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講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不能把個體、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而包含進來。可以說，在這裡我結合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的進展，第一次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開完這個會後，就為即將召開的全國文物會議做準備。為接觸一下一些省級文物工作的情況，看看存在些什麼問題，我出去考察、調查了四十幾天。這四十幾天實際也不單是看了文物工作情況。

7月27日我離開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參觀了避暑山莊、外八廟；又到圍場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礦，又看了雲崗石窟。然後到雁北，了解農村情況和生產責任制在那裡的實施情況。記得日本投降以後，我從延安出發，在晉西北轉了好幾個縣，那時儘管是解放區，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貧困。這次去看了，情況就完全兩樣了。後又到呼和浩特，參觀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區情況。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華北6省市在這兒開新聞工作會議。我在這次會上講了一篇話，講的是《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評了胡績偉的所謂人民性。他認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中央就要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就應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就要服從全國人民。這樣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為我們黨和國家處理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原則，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則。按照這個邏輯，就要求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全民投票表決。另一個王若水，與他的觀點相仿，認為黨性來自於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於黨性。在講話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評。

離開呼和浩特後到包頭，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還看了包頭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工廠。然後到河套，又到銀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幾個墓、遺蹟(幾個塔)，看了一個山。又到中衛縣，看治沙。又到劉家峽水電站去看了。然後去甘肅，在蘭州碰上他們正在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講了話、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在新時期的光榮職責》(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後又從蘭州去青海，參觀了文成公主進藏路線，經日月山，去炳靈寺、塔爾寺，到龍羊峽，這時水電站已截流了。然後又回到甘肅，經天水後，看了麥積山石窟；然後去陝西西周遺址--岐山，到咸陽，在西安參觀了一些文物點，其中包括玄奘譯經的大雁塔，然後去延安，這是我解放後第一次回延安。然後又回到西安，去三門峽，到臨汾、運城、平遙、太原，看了晉祠。一路上看了這些文物點，對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識，為後來的文物工作會議做了點準備。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麼狀況。

這次共花四十來天，有些收穫。第一，接觸了文物工作中的問題；第二，了解各地區學《鄧選》情況；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視艱苦奮鬥，後來彭真講延安精神主要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艱苦奮鬥。我覺得把實事求是加進來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觸了不少在艱苦條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很重要的貢獻的知識分子，表揚並提倡發揚他們這種精神，這集中表現在我在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上的講話中，後來在《紅旗》發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在這樣條件下，要重視廣播事業的發展。第六，提出要重視師範教育，那時是搞好小學6年義務教育(後來是9年義務教育)，全國三個指標：入學率90％，鞏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況很差，合格率只有20％，這裡的關鍵是師資水平太低，小學畢業教小學，初中畢業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這當然對，但重點應把師資搞好。現有師資要培訓，新的師資要正規培養，有了合格的師資，普及才能合格。沒有師資，勉強上學，但畢業以後不合格，也沒有用，這就等於硬性推廣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長期下去也堅持不住。後來就這個問題以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認真抓好師範教育是普及教育的關鍵》。我在幾個地方都講這個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提得比較好，合乎實際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鄧小平同志找我談話，說：二中全會就要召開了，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們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準備，提出了一個講話要點：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組織上的鞏固要力求純潔，把"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幹部，清除出黨。這在後面再細說。
三 兩件突發的事情

1 經濟決策程序的變化

按時間順序，先講第一件，經濟工作里的問題和經濟決策程序的重大變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

在1983年3月問，開了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專門談經濟工作的問題。我列席了會議。會上發言的主要是趙紫陽和陳雲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講了話。發言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一聽就明白了，是批評胡耀邦的。

在這個會議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干一點，就可以為啟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的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在十二大以後，差不多一年時間裡，國務院的計劃做了向下的調整，要“保四爭五”。胡對這個速度不滿意。那時，生產責任制在農村普遍地推行了，確實農業情況一年比一年好，糧食產量和農產品產量都比計劃規定的指標超過將近一倍。到了1983年，胡耀邦講：現在發愁，糧食消費不了餘下的怎麼辦。他還做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將來中國很可能成為糧食出口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也有點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爭五"，超額增加很多，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突破7％；1983年"保四爭五"，實際結果也超出不少。鄧小平找國家計委的人談，說，"保四爭五"超過很多，超過部分會不會形成積壓、派不上用場，造成浪費。當然，這是他的一種擔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當時，國務院的計劃剛剛頒布實施，胡就找各部委談話，講什麼有水快流，到處發動農民開礦山。這樣就使趙紫陽、姚依林很為難，宋平他們也很難，姚、宋還給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寫了信。本來是想少數幾個人談，鄧、陳、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趙、喬木、姚，對胡在小範圍里做些批評。鄧小平說：做些批評可以，他也願意聽。但又表示擔心：批評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幹了，怎麼辦。結果就沒讓胡參加，只有趙、姚、喬木到鄧小平那裡談。陳雲不知因為什麼事，沒參加。事先幾人相約，由趙向鄧主談。但趙很鬼，到了鄧那裡，他縮在後面，把喬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幫腔角色。胡喬木發言時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有所動搖。小平同志認為這樣說過頭了。對胡喬木不高興。幾個人向鄧匯報之後，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3月17日上午開會，第一個是趙講，講歷史的經驗是：每次都是這樣，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了，頭腦發熱，高指標，浮誇，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他還列舉了解放以後的幾次這樣的過程，說明1980年以後，經過調整，1981年情況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於是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沒點胡耀邦的名，但很明顯，聽得出來，是說胡耀邦的(我有一個專門的記錄)。趙講了四個問題。接着陳雲同志講了十條意見，然後是先念同志講，然後是耀邦講，最後是小平同志講。這個會議確定了一條，即以後的經濟工作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後，就交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付諸實施和指揮，或者由財經小組提出意見，經過政治局、書記處做出決定，交由財經小組組織實施。後來陳雲講，這次會議的最大收穫，是明確了經濟工作決策的程序，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了中央財經小組，換言之，就是由胡的手裡轉到了趙的手裡，幫了趙的忙。會議結束之後，喬木和陳雲商量，把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在這個事情上，可能有點疏忽，陳雲同意之後，喬木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後，說：這個會不要開，已經整理的東西，全部封存存檔。

(2) 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發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開的政治局擴大會，恰好當天下午，我到新華社的分社社長會上講話。我沒有請示，就做了傳達。一開頭，我講：你們這個會，我本來早就要來參加，因為臨時發生了一件事，遇到一點麻煩，把日程推遲了一兩天。那件事辦完了，正在發愁，來這裡講什麼。恰好上午開了政治局擴大會，我就把會議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進行了傳達。當時記性好，因此可以說把上午的會議原原本本地全部傳達了。會後，胡耀邦不知聽什麼人給他傳話，說鄧力群在會上傳達了一些話，很多話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胡耀邦當天晚上就向鄧小平做了報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還以為是為了周揚的事。我說：我最近惹了點麻煩，剛處理完，正在給中央寫報告做匯報。鄧小平同志說：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聽說你在新華社講了一篇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問題。我說：我沒有這樣講，我說的是：出了點麻煩，指的是周揚講了一篇話。小平同志說：胡喬木最近講了一篇話，其中有一個說法：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了動搖，這個話就講重、講過了嘛。我說：喬木的這個話，我確實沒聽到過。但中央出了點問題這個話，我沒講過。我說：我的講話有錄音，上面有我的原話。這次傳達，沒向中央請示，這點是我不對。但那句話我沒說過。後來，請新華社根據錄音把我的講話從頭到尾整理出來，把我的原話劃出來，一看就是指周揚的事。另外，我寫道：我沒有說過最近中央出了點問題。我把上述東西送給了胡耀邦，他是否給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兩件東西，現在我還留着。後來我還在《紅旗》的聯絡員會上，扼要地講了一點精神，比新華社講得少多了。

(3) 胡趙爭論

1983年之前，鄧、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到了1983年，胡、趙爭論，以及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到整黨時，胡又採用了另外一個辦法，在書記處的會上，要各部委一個一個地匯報整黨情況，但實際上是匯報經濟工作的情況。他後來講，經過這個匯報和整黨，要端正中央各部的業務指導思想，還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說，胡、趙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決定時，他倆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我，不知是什麼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黨過程中、在反對精神污染的過程中，趙對我還是比較關照的。這主要是因為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維護。後來到了1985年，又出現了一次跳躍性的增長，新的折騰又來了，一直搞到後來的"闖關"。這算是一件事。

2 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事情

第二件突發的事情，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上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一連串影響巨大而深遠的事情。這對於我來講，也是突然的。這件事放到下一篇《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中去講。

注釋：

①鄧力群：《一個呼籲，一個請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