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關反對精神污染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簡要敘述於下。

1 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論述及遇到的障礙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幾件事。我寫了一篇《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①這裡面也遇到了困難。本來書記處同意，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調查以後，起草一個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經過好幾次討論，也準備了一個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月提交書記處討論的時候，胡耀邦和萬里卻突然提出：現在高校不是什麼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而是改革的問題。事先他們也不通氣，在會上突然提出來，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點準備都沒有。原來準備的都不算數了，而是提出一個高校的改革問題。究竟如何改，我們固然沒什麼準備，他們也沒提出什麼成熟的意見。

我寫的這篇“三個面向”的文章，是根據我當時的理解，結合高校師生的情況，作了一個估計和設想。共講了六個問題：一、對鄧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初步理解；二、對目前在校的大學生應該怎麼樣估計；三、對教師隊伍，包括黨政思想工作人員隊伍的分析；四、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建設；六、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條：實行校長負責制；建立和健全教職員工代表大會制；黨委應該擺脫行政事務，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現在重看這篇文章，覺得對當時的情況的確講了一點自己想講的意見，還是有點價值的。

2 學習三明經驗，推動城市精神文明建設

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兩個會議。一個是在福建三明召開的，1984年4月就開始做準備。福建三明是一個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較好，是一個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在這個市召開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會議。我在會上有篇講話，題目是《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②講話中還總結了一下三明的經驗。主要是：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科學地、客觀地估計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和趨勢，總結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制定城市建設的規劃，包括近期規劃和遠期規劃。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這是我們經過成功與不成功的比較之後，得出的二個共同的認識。三、舊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設，做規劃的時候，用人、用錢的時候，都要把綠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講聽了三明市的經驗我提的兩點意見。一點是，衛生保健工作本來做得好，但是介紹經驗的時候，怎麼樣做工作，做了一些什麼工作，起了什麼好作用，講得很少。另外一點，今後設想中沒有說到兒童少年工作。他們已經有相當規模的少年宮。建議三明的同志更加強調為兒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從那以後，在城市裡面學習三明的經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東北三次講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問題

1984年7月在延邊開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宣傳工作會議。那時，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的研究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的問題，起草了一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的研究提綱。當時這個東西沒拿出去，也沒下發。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應該說，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對經濟體制改革和多種經濟成份有關問題第一個進行比較系統研究形成的材料，講了一些比較好的意見。我在延邊、哈爾濱各講了一次，後來在吉林又講了一次。主要內容是：一、城市經濟改革，給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問題。經過這次會議，我們自己，並且要通過我們的工作來影響周圍的同志，共同來增強信心，提高本領，把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推進到新水平。，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已經深入基層、深人人心。我們要靠這條思想路線取得城市經濟改革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勝利。三、在堅持國營經濟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僅發展集體經濟，而且支持、指導和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的發展，積極引進外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一定會越來越壯大。四、全面準確地理解、執行和宣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以後回來，又整理了一點東西。前前後後，在這一年裡有關這個問題(包括反映情況)及如何改進這方面的宣傳，做了一些調查，大概寫了五六篇東西(包括反映情況)：《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宣傳提綱》(1984年6月25日)、《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經濟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7月31日)、《宣傳部門需要研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農村經濟的幾個問題》(1O月1O日)。現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僱工問題

1 鄧小平說：僱工問題看兩年再說

關於僱工問題，1983年，鄧小平說：要看個兩年，如果出了問題，下個命令取消就行了。鄧還說：農業上歸根到底還是要搞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意思，小平同志說過多次，王瑞林還給我寫過條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陳雲說的幾段話

1982年12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張雲聲不贊成發展以僱工經營為特徵的私人企業，寫了一篇《到處出現僱工剝削引起的思考》供領導同志參考。萬里看了很不高興。我送給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看了以後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如果黨內鴉雀無聲，黨就處於危險的狀態。

1982年12月3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1983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時發言說：“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這段話講得很好。現在陳雲的這個講話稿還保存着。

同時，陳雲就農村僱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7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妥。"

3 對僱工問題的調查受到胡耀邦、萬里的指責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兩個組下去調查，一個去西北，一個到南方。回來後寫了調查報告，徵求意見。對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內部就有爭論。林子力、吳象等人不贊成這個調查報告的討論稿，把稿子送到萬里那裡。萬里看後大發脾氣，罵了一通。當時寫調查報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萬里說調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內部也有人表示不贊成。我說：對於僱工問題，中央決定看兩、三年，這就是說要了解情況嘛，要做調查研究嘛，況且這個稿子本來就是提出來徵求意見的，讓大家擺事實、講不同意見。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僱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僱工算是小業主，多少算是私營企業的僱工。胡耀邦則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帶着問題到實際中去做調查研究，怎麼會變成了從概念出發了呢？當時，我們曾設想召開省、市、自治區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對僱工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曾編發了一個簡報。簡報送到胡耀邦那裡，他看了大發脾氣，說：這樣做會使下邊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當時，我對他的這種說法表示很難理解，我認為，進行調查研究正是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實施情況嘛。

4 我的意見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見說，不要在報紙上公開宣傳。1983年11月：，書記處討論僱工問題和一號文件，規定僱工問題不公開宣傳。上面已經說了，到1984年7月在延邊召開城市改革宣傳工作會議，我在會上的講話，基礎就是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問題，起草的那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研究提綱。

當然，那時僱工、私營經濟、對外合資才剛剛開頭。雖然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這些都是補充，但其消極方面的東西沒有充分暴露。所以這個研究還是肯定，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之下，多種經濟成份要允許發展，對公有制給予補充。實際上上述研究是維護這個政策的。但不知什麼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沒直接和我講，卻到總工會去追查，問延邊開會究竟談了什麼問題？開這種會議有無必要？而且要王兆國調閱我在延邊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結果胡耀邦把這些東西拿去以後，沒找到任何毛病，因為我的講話實際上是為多種經濟成份說好話的。

三 我與胡耀邦同志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觸到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為開文物工作會議做一點準備。

這裡又要說到胡耀邦。因為那時文物保護法剛頒布，在實際工作中究竟如何貫徹？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匯報、送材料，提出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也同意了。那麼就按照預定程序開會了。一開會時，人家講文物工作的重點是首先要保護。他馬上就講，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奇怪，原來聽文物工作的人員講，和他談得好好的，怎麼到了會上突然調子就變了。有的人在會上甚至還提出以文物養文物，這樣一來就要準備賣文物了。在會上懂得一點文物、了解一點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當時希望他出來說公道話。但谷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不便於出來說話，沒吭聲。這時，我只好出來說：利用當然要利用，但不保護好，怎麼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沒法利用了。但這說不說得通胡耀邦呢？這樣就觸發我講了一次文物工作要處理好的幾種關係。

1984年10月31日，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題為《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我講了十二個方面的關係：一、文物保護和文物維修。二、文物的保護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護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文物保護和城鄉建設。五、占用的古蹟、名勝(包括古建築)保護問題。六、文物保護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護和園林管理、建設。八、文物保護同旅遊。九、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擊文物盜竊和走私活動。十、文物保護和文物事業的經營。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權或者職責劃分問題。十二、文物保護和涉外關係。講話最後說："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又慎重的方針，眼界要更寬一點，思想要更解放一點。不是孤立地談文物保護，不是單純的守攤子思想。在各項事業的發展中，擺正文物保護工作的位置，處理好各種關係，建設事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護。""這是個前提，文物不保護，還有什麼經營？""另一方面，也不能夠因為文物珍貴，就採取消極保護的辦法，不論什麼東西，誰也不許動，誰也不許看，誰也不許知道，這也不利於文物保護。” ③

在這之前，即當年的5月6日，我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就講過類似的意見。我講的題目是《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我在講話中，我介紹了夏鼐同志說的話。因為郭沫若同志主張挖武則天墓，以便早點揭開歷史上的一些奧秘，解答二些疑難問題。夏鼐同志說，你這個發掘的願望很好，可是要考慮到我們現在對發掘出來的東西，還缺乏保護的辦法，就算發掘出來很多好東西，沒有把握用科學方法保護，可能受到很大的損失，這個損失很難彌補：與其這樣，不如繼續讓它留在地下，我們自己看不到；讓我們的子孫有把握挖掘的時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聽，這個道理比他那個道理對，就撤銷了自己的意見。我們要學習他們兩人的態度。

四 組織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討論，引發了我要編輯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這個問題。在《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出版會議上講過兩次話。4月14日我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之一。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文化遺產過去沒能讓全國人民全面了解。現在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是美術界多年的願望。這件工作開始了，應該努力做好。""用畫冊來進行形象教育，不但培養美術工作者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各方面的人才都要進行這樣的教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應有多方面的、豐富的內容。我國歷史上豐富多彩的美術作品就是其中一項。對學生進行教育：除了概念的東西，還要有形象的東西。" ⑤1994年美術全集60卷出來了，分類全集也做了規劃、定了型。

這個工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其中包括計委撥了一點錢。房維中講得很好，他說：這類書冊的出版，等於開了很多的博物館。幾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選出來，編成60卷尊一個地方或圖書館買一套，看了以後，就知道全國文物的情況。所以計委表示支持，經費上也給予幫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評我們，我還可能想不到辦這個事，也是壞事變成好事。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論，倒引出了一個美術全集和一個分類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這個人的性格。分類全集出完，那是前無古人了，實際美術全集就已經是前無古人了。分類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東西都收進去了。在出版局來說，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書籍。這件工作總算是堅持下來了。後來在1986年我與鄧小平同志說：我要退下來了，以後還有幾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這件事在鄧小平那裡是備了案的。

五 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另一件編書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當代中國》叢書於1984年開始出版。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件事是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的。提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做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為落實這一倡議，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關於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陳述編書的指導思想、目的意義、規劃和組織領導。就在這個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批示由中宣部轉發黨政軍各部門和人民團體，並組織實施。我，還有馬洪、武衡擔任叢書編委會主編，正式開展工作。1984年9月，《當代中國的氣象事業》、《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當代中國出版社以後，轉由當代中國出版社繼續出版。一直堅持下來，堅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這套叢書是跨越國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計劃的重點出版項目，動員了10萬人歷經15年精心編寫的一套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史。也是出版總署的重點書籍之一，是撐門面的書籍。出了美術全集，又出了《當代中國》叢書，從這兩件事上來看，也反映了鄧力群這個人有股牛脾氣。儘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還是憋着一股勁，干點能夠干、也應該幹的事。

六 適應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改進宣傳工作

這年年底，開了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在會上講了一篇話，題目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講話中提出了幾個供研究參考的問題：1、這個《決定》同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一些重大方針、政治原則、思想原則的關係。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是什麼。3、公有制經濟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4、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5、正確對待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認識問題。還講到今後進行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時要處理好幾種關係：一、服從大局、顧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與整黨密切結合。三、理論工作者要密切聯繫實際，實際工作者要重視理論。並且提出"宣傳戰線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經濟建設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要改變為相適應"。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最後談了一下怎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問題。

七 我與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調王忍之去《人民日報》擱淺

在這一年裡，研究室出現了各種矛盾。在1983年3月發生僱工問題的爭論，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要調查研究，胡耀邦就說這是從概念出發。後來說要召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會議，胡耀邦又說：這個會一開就給下面一個印象，中央關於僱工的政策變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績偉不當《人民日報》總編，王若水也不當副總編了，就要調人進去。我找秦川談話，與他商量意見，那時想把王忍之調去當副總編，另外還從社科院和其他單位調人，其中包括調沙健孫去理論部等。同秦川當面說得好好的，秦川還說，這次收穫很大，但一轉身他就到組織部去了，找到李銳，向他說了一通。接着，李銳就與內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電話給萬里，說：在一次會上，他與王忍之都參加了(王那時在計委吧，記不准了)，在一起開會，王忍之在那次會上發表了反對僱工的意見。周還和萬里說：讓這樣的人去《人民日報》當副總編，我們不放心。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來商量好的名單提交書記處討論時，萬里就說：周惠來電話了，說王忍之反對僱工。讓這樣的人當《人民日報》副總編，他們不放心。李銳在這個問題上沒說話，但從另一方面說話，他說：我這個人還算搞過新聞工作，這個工作可不簡單，王忍之以前也沒搞過新聞工作，一下到《人民日報》，工作很難接得上。這樣，原來的調人方案就擱淺了。後來，我問王忍之：你是反對僱工嗎？王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在會上只講過，包產到戶以後，很多戶都有剩餘勞力、剩餘時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專業戶、重點戶積累了資金，有錢；因此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出現僱工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說明這種情況。

後來，我專門把會議記錄找來，從記錄上看，王忍之確實沒有反對僱工。這樣，我就給胡耀邦寫了封信，說明實際情況。王忍之並沒有反對僱工，當然王也沒表示堅決贊成僱工。我還把那個記錄原件附在信後，還建議組織專門的同志對此事進行調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寫給書記處和常委的，王鶴壽說了句公道話，他說：王忍之這個同志，我知道是個不錯的同志，不必專門組織調查了吧。但是，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的事就擱下來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時鄧小平同志說要做一個思想工作的決議，喬木組織了幾個人在玉泉山搞方案，準備材料。一直不怎麼成熟。後來喬木去了杭州。其他幾個人在向書記處做匯報時，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沒做結論，讓我去杭州向喬木通報書記處討論的意見。我星期六啟程去了杭州。

2 為陳伯達寫的材料，胡耀邦對我責難

我到杭州以後，在下個星期一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陳伯達寫的材料，說：陳伯達擺出一付教師爺的架勢，引用列寧的話來教訓我們，這樣的事情是鄧力群干的，鄧力群不能這樣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來以後，要和他談這個事。喬石出來說：王力出來以後，表現瘋狂啊！

為什麼會出現陳伯達寫材料的事呢？這裡需要回溯一下。處理"四人幫"問題的時候，王力、關鋒免於刑事處分，從拘留所放出來後回家了。陳伯達是保外就醫，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幾個人出來了。他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寫理論文章的，出來以後，還可讓他們繼續做點研究工作，寫點文章。你去和他們聯繫一下。胡耀邦這樣安排是好意，我當時就問胡，以什麼名義去和這幾個人聯繫？胡耀邦說，代表中央。這樣，我就找王力談了。王力這個人不安分，給我惹了一些麻煩，先不去說他了。至於陳伯達，我就想到"文革"中他這個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最使我討厭的是，他那時每次去紅旗機關，都要問鄧力群死了沒有。因此我對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來的兩個秘書王保春、王文耀，讓他們去與陳聯繫，轉達中央對他的這個意見，說明他出來後還可以做研究工作，為黨做點事。後來，陳伯達陸陸續續地寫了些東西，有些東西屬於小品，有些東西還有些看法。其中幾份，我還交給了周揚，讓周想辦法處理一下。有一份講對佛教的一種理解，我覺得有點意思，後來化名送給遼寧出版了。大約是1984年春天，陳伯達送來一份根據報紙材料寫的東西。那個時候，對重點戶、專業戶進行貸款資助，陳把這些材料匯集起來，然後說：根據列寧的主張，對合作化將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而我們現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個體戶。陳伯達認為這違背了列寧的教導。以往陳伯達送來的東西，都在小範圍里給幾位同志看看，都沒說話；而這份東西我沒看，當時我正幫鄧小平同志準備二中全會的材料，也照樣送給有關人看，胡耀邦看了後就發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陳伯達寫的材料時，認為與自己的意見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氣了，就忘記了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會議，書記處研究室蘇沛列席旁聽。我那時在杭州，他就來電話說：胡耀邦發了脾氣。喬木也為這事為我抱不平，他說：看來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喬木好像要為這事寫信，那時陳雲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這時正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關於富民政策的文章。喬木對這個富民政策也不滿意，想就這個問題給胡耀邦寫個意見。原來喬木想三個人聯名(他、我和陳雲)寫，陳雲同志在黨內有經驗，說：這個形式不好，好像我們三個在外地的人，聯合起來給中央提意見。這樣就沒有聯名寫信。喬木是想為我說話，我說，你不必這樣做，我自己會寫信的。

我從杭州回來後，就寫了封信給常委，其中把這些事的原委都講了。我還把胡耀邦當時委託我去做事的原話都附在信後面，使常委都知道這事。胡耀邦看了信後說：是不是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議論一下這個事情。陳雲看了信後，作了如下批示：鄧力群在這件事上沒有責任，以後對象江青、王力這樣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對照檢查和一次談心會

這時，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整黨工作已到了對照檢查階段。我代表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會做了一次對照檢查，我個人也做了一次對照檢查。在此前後，在宣傳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個人也做了一次，先後共做了四次對照檢查。據整黨指導委員會的同志講，書記處的成員在整黨裡頭個人做對照檢查的只有鄧力群一個，更不要說政治局的成員了。我當時是認真對待這個事的，檢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說，但態度還是很認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間(具體時間記不准了)，有一天，習仲勛、萬里、胡啟立、喬石說要和我開一次談心會。好像是習主持，喬石說了什麼，我記不得了。萬里說：你這個人，前幾年我對你的印象不錯；這幾年，我越來越感覺你不對勁，看來，你沒有衝破"左"的思想框框。這是尖端的話。胡啟立則現身說法，說自己吃虧吃了好幾次，對於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麼回事。勸你對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也提高一點警惕。這是一個談心會，最後我表示：你們這些意見，我會好好考慮，既沒表示同意，也沒表示反對。這種小範圍的談心會在書記裡面大概也只有這麼一次。
4 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的矛盾

這裡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進入對照檢查階段之後，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發生爭論、發生分歧。表現出來的是：梅行管的經濟組，有林當組長；林澗青管的理論組，組長是林子力。開始時因為一些小的事情，發生爭論；慢慢地爭論得越來越厲害，其中尖銳化的就是僱工問題。突然有一天，理論組有一個書面的發言(支部書記朱述先)，我收到這個發言後，就問朱述先，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支部的意見？他說：這是代表我們支部的。後來又問林子力，他說這是他們的共同意見。這個書面發言提出四個問題：一是深圳特區問題，二是僱工問題，三是精神污染問題，四是對於張雲聲的個人問題。總的結論是：書記處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實際上，在此前此後，理論組的一些人就在陸陸續續向習仲勛反映研究室內部的情況，其中包括對我的意見。收到這個東西以後，我做了認真的準備，對這四個問題的前因後果，做了一個擺事實、講道理的長篇發言。事先準備了一個提綱，然後再講，講完後又整理成一個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這個時候，林澗青有時候說有病，有時候說他參與中指委工作脫不開身，因此不來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寫了封信，公開出面支持那個書面意見，其中說：你(鄧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對你的歌功頌德和當面吹捧。另外一個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組裡面針對我發言，他說：耀邦同志在與各個部委的談話中間多次強調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室領導的業務指導思想不端正，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實際上這是胡耀邦把整黨的主題換了，整黨是四句話：統一思想、整頓作風、純潔組織、加強紀律。統一思想是要在四項原則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基礎上來統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傾向，這是統一思想的含義。胡耀邦開始還講這個，到後來講着講着，統一思想就成了端正業務指導思想。這又和趙紫陽發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濟工作的決定和決策權歸了財經領導小組。整黨一來，胡耀邦用整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談、聽匯報，實際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辦法來搞經濟工作、來搞整黨。實際上，上述活動得到了習仲勛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認。王愈明還要他所在黨小組的其他同志以小組的名義往上報，其他人說：你個人有意見，你個人講，你要以我們黨小組的名義往上報，我們不同意。

這樣一來，林澗青、林子力、吳象和理論組的同志經常嘀咕這個、那個。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習仲勛召集會議，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澗青和其他室務委員、顧問林子力、吳象、張雲聲等人找去開會。在開會之前，習專門和我講：在這以前，只聽了林子力他們的意見，只聽了這一方的意見，這次會是要聽聽另一方的意見，他們沒講，給他們一個機會。這個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張雲聲。他說，你就不要參加了吧？我說：好啊。結果一開會，習就講了一通，根本沒讓王玉清和梅行他們發言，這個講話記錄還留着。然後，胡啟立也講了，講完以後，問：你們有什麼意見？王玉清講了幾句，林澗青就和他吵了起來。王說，讓我講，三個鐘頭也不夠。林說，讓我講，五個鐘頭也不夠。這樣，習只好說：行了，行了，到此為止。其中決定的一條是，整黨不是要整改麼，研究室整改問題、組織機構和人員的問題一概不動。這就剝奪了鄧力群整改的權力。

這事有點什麼因由呢？原來理論組辦了個《調查研究》，經濟組辦了個《經濟研究資料》。在整黨過程中，吵着吵着，理論組利用自己辦的刊物來批評梅行他們的意見。我發現了，認為這樣不好，決定梅行他們辦的刊物停辦，理論組的刊物不歸他們辦，由室里來辦。這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意，就反映到習這些人那裡去了。這樣，內部的調整_和內部的工作分工變動都一概凍結了。，這裡要順便講到宣傳部。本來部里的司局幹部是由部門任命的，報組織部只是備案。這個期間；組織部特別給宣傳部發了個通知，說：你們的司局級幹部不要變動，要變動就得得到組織部的同意。這個時候大概是喬石當組織部長。

後來，習等人召開會議的講話整理出來了。我原來不知道他們會講些什麼，現在一看到這些話，我說：你們講是講了，這個東西是不是往下發？如果往下發，我就有話可講啊。讓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們的這種講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們的話讓大家都知道，我的話也得讓大家都知道。這時，胡啟立只好說，這個東西不往下發。實際上，他們做的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許。

5 胡耀邦三次批評書記處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個報告，說書記處研究室用書記處的名義向有關單位要大米，這件事情不能允許。他這段批語印在中辦系統的整黨通報里。這個事我原來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後，就寫了一個說明：我們是用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向軍隊裡有關單位採購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們的價錢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沒有用書記處的名義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辦通報上登出來，結果胡對此置之不理。

過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個檢舉信，說書記處研究室到湖南什麼地方壓低價格採購桔子。這些事都是梅行他們管。後來，梅行說：採購桔子確有其事，但我們是按當地出售的價格付的錢，沒有有意去壓低價格。有人告訴我，那個寫信的人是奉命檢舉。這些事說明，胡耀邦對書記處研究室的活動盯得可緊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東北一個省和中南一個省的簡報，上面說蘇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紹書記處研究室的經驗，張德成也和哪個省介紹類似經驗。胡耀邦看到這兩個簡報後，又來了一個批示，大意是：這樣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這個、那個，後果不堪設想，要捅出亂子。這時，我不在機關，梅行他們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蘇、張兩人談，讓兩人寫材料，兩人都寫了。他們說：他們自己當時講的和簡報上說的有些出入，其中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匯編，書記處研究室參與的、幫助搞的、多少有點關係的分成幾類，合起來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況給人的印象是，這些東西都是書記處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舉一動都在耀邦同志的監視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緊張，感到無所措手足。

所以，實際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問題，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總起來說，我和胡耀邦同志的關係，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後，就出現這個事、那個事，磕磕碰碰，特別是進入整黨以後，在胡的印象里，書記處研究室成了他的一個麻煩和心病。

6 "一室兩制"

而研究室內部呢，後來人家說，是“一室兩制”，林澗青、林子力這些人是一套辦法，其他人又是一套辦法。梅行這個同志也有毛病，說話不謹慎，脾氣也大。比如，他發表一些意見，反對農民經商，對包產到戶初期工作的評價有片面性。這些說法確實被人抓住了一些辮子。後來，研究室的矛盾越來越多了，研究室也確實難以為繼了。所以，後來趙紫陽要解散研究室，我當時也覺得解散了也好。實際上，解散了以後，好處很大。其中之一，我們的幹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濃。我曾一度設想一部分當“長”，一部分當“員”，但實際上當了“員”以後，他還想當“長”。室委會原來都是老一點的人，想提點年輕的、比較有發展前途的，都很難提上來。當了“員”以後，有些人應該提上來當室委，也不行，老傢伙不贊成、通不過，要比資格。所以趙紫陽把研究室解散了，對我倒是一個解脫。而解散之後，這些人到了各個單位之後，都顯出了他們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風波”時，原來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骨幹，沒有一個參加那類活動，態度端正、擁護中央。

注釋：

①鄧力群：《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頁。

②鄧力群：《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頁。

③鄧力群：《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頁。

④鄧力群：《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頁。

⑤鄧力群：《關於編輯(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的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