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兵入藏平叛的清朝大臣趙爾豐的歷史功績

　　趙爾豐（1845-——1911年）,字季和，漢軍正藍旗人，祖籍山東蓬萊。初任山西靜樂、永濟知縣,河東河道監事同知。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 得川督錫良賞識隨錫良入川，官至四川永寧、建昌道。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趙爾豐率兵入西康，平定土司叛亂。1906年七月（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以“四川、雲南兩省毗連西藏，邊務至為緊要”，決定設立相當於省級建制的川滇邊特別行政區，以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其轄區東起打箭爐，西至丹達山，南抵雲南維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樹，每年由四川撥出46萬兩白銀作為行政經費，兵源及給養也主要由四川補給。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趙爾豐升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次年率兵入藏，屢敗受英國操縱的西藏叛軍。趙爾豐在川滇邊實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制度和寺廟特權，對發展藏區農牧業、手工業、交通郵電業和文化教育事業頗有建樹。1911年(宣統三年)，趙爾豐署理四川總督,製造成都慘案，人稱“屠戶”。武昌起義不久，成都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 趙爾豐被新任都督尹昌衡處死。

　　在歷史研究中涉及到趙爾豐時，對其歷史事件多持貶意。但是，亦有學人提出不同看法。近代學者章士釗便是一例。早在1927年，章氏創作詩卷《將軍嘆》中，對趙爾豐的軍事才能及整治川邊的功績給予了應有的肯定。

　　晚清知兵帥，岑袁最有名；

　　豈如趙將軍，川邊揚英聲。

　　趙爾豐的一生確實與武力相始終，他雖然鎮壓了川南會黨和四川保路運動，此乃他一生中的污點，但他在川邊藏區實行改土歸流及各項措施，促進了川邊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了西南國防，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特別是他懷有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行鬥爭，這些都是應予肯定的。此外，趙爾豐也並非嗜殺之徒。權衡趙爾豐的歷史功過，應該說他是功大於過的。只有正視歷史事實，對趙氏的評價才會更接近客觀、公正。

　　趙爾豐經略川邊始末

　　一 西藏的統一與川藏邊界的形成

　　傳統上，西藏分為四個部分：衛，即以拉薩為中心的地區；藏，即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地區；康，又稱喀木、朵甘，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區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里，西藏極西部分。溯至唐初，吐蕃與唐朝並不接壤。在今天的金沙江兩岸，分布着眾多的氐羌系統部族。隨着吐蕃王朝的強大與東擴，吐蕃逐漸占有了整個康地，極盛之時直抵岷江、大渡河。康地的眾多氐羌部族文化、語言上逐漸同於吐蕃，融合形成今天意義上的藏族。然而自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崩潰，青藏高原直到被元朝納入中央版圖都再也沒有實現內部的統一。在元代，宣政院統管整個藏地。從1637年到1642年，和碩特部固始汗率部進入青藏高原，先後消滅了衛、藏、阿里的反黃教勢力。其後，在固始汗的策劃下，達賴、班禪集團分別建立了對衛、藏地區的統治，而固始汗則成為包括青、康、藏在內的全藏區的大汗，由此開始了和碩特蒙古與黃教集團共管西藏的時期。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準噶爾勢力由伊犁突襲西藏，占領拉薩，殺固始汗之曾孫拉藏汗。清王朝為綏定西藏而採取直接介入已勢在必行。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四川巡撫年羹堯奏准派兵進駐里塘。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爾弼、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率部由打箭爐進軍西藏。噶爾弼進一步向西進駐察木多，底定察木多周邊各地。經過兩次戰爭清政府驅逐了準噶爾人，恢復了西藏地方社會秩序，鞏固了西南邊疆，維護了祖國統一。

　　西藏平定後，主持四川方面軍事的各大員認識到里塘、巴塘在經營西藏事物中的重要性，該地區正值由四川向西藏進行糧秣供應的沖途，有必要由四川方面對其進行節制。加之在戰爭過程中曾有將該地劃歸雲南的動議，結果麗江土司就迫不及待地派員向當地人威聲恫嚇，令其歸附雲南，由此造成的事端一度影響川省向西藏的軍糧運輸，由此川、藏、滇之間明確邊界和行政管轄分野的工作在戰後被提出。1725年（雍正三年），川陝總督岳鍾琪上奏稱：“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察哇、坐爾剛、柔噶吹宗（桑昂曲宗、袞卓爾貢覺）部落，雖非達賴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離打箭爐甚遠，若並歸內地，難以遙制，應將原系內地土司所屬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爾格特、瓦舒霍爾地方，俱歸內地，擇其頭目，給與土司官銜，令其管轄。其洛隆宗等部落，請賞給達賴喇嘛管理。” 。此項建議很快得到清中央的批准，1727年（雍正五年），副都統鄂齊、內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松潘鎮總兵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帶，指授賞給達賴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會堪巴塘、邦木、與賞給達賴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寧靜，擬於山頂立界碑。又喜松工山與達拉兩界，山頂亦立界石。應該說寧靜山邊界符合了川藏雙方的利益，它基本位於拉薩至成都的中點上，略*近成都，便利雙方的行政管理。加之在清代相當長的時間內，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良好，在此後的近兩百年中，西藏與四川對此邊界都沒提出任何異議。寧靜山作為一條省級行政邊界，成為雙方尊重和維護的“寧靜”的邊界。

　　二 清末西藏地方與中央、四川關係的新變化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開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挑戰。從道光到同治，英國完成了對尼泊爾、不丹、錫金、拉達克的侵略和控制，將目光投向西藏。 1876年（光緒二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定《煙臺條約》取得了進入西藏“探訪路程”的權利，引起西藏民眾的強烈反對。鑑於西藏民眾的態度，清政府對英人入藏也持反對態度。為達到侵略目的，英國悍然於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入侵西藏。在抵抗英軍的鬥爭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眾都爆發出高昂的抗戰情緒。但清政府卻錯誤地撤換了積極主張抗戰的駐藏大臣文碩，代之以庸懦無比的升泰。升泰到任後，對西藏僧俗的抗戰不僅不予支持，反予壓制。由此清政府自身威信下降，西藏地方政府和清中央之間開始產生裂痕。更為嚴重的是面對英國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清政府在事實上也對自己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反省和檢討。清廷在 1906年任命張蔭棠“前往西藏查辦事件”，張蔭棠入藏後首先彈劾了以駐藏大臣升泰為首的一幫駐藏官吏的胡作非為，清廷很快按照他的彈劾對上述人等進行了嚴辦，表現了對張蔭棠的充分支持、信任和整頓藏政的決心。張蔭棠於1907年正月致外務部電陳治藏芻議，他提出：“竊查印度政府意主侵略，開埠不過表面名詞，亟應收回政權，迅籌練兵、興學各事宜，以圖抵制，而杜藉口。” 並進一步勾畫了在西藏進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各方面改革的措施。同年，駐藏大臣聯豫在上奏中提出：“為今之計，自非改設行省不可，萬無疑義。然政貴實行收效，不尚虛聲，事以積久而漸非，難期驟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設官駐兵，借防英、防俄為名，而漸收其權力。” 張蔭棠和聯豫的意見基本上代表了清中央的意見，面對險惡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民族關係的新的微妙變化，清中央認識到舊有的西藏政策與體制已不適應新形勢，如不再進行變革，恐有落入英帝國主義彀中之虞。

　　就在此期間，西藏的東鄰川邊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挾，自哲孟雄（今錫金）進兵，在江孜擊潰藏軍，進入拉薩，達賴走蒙古。英人當時力量不夠，而拉薩留守的葛夏政府又推說無權簽約，英國只好求助清政府和留西藏的班禪，簽署了中英處理西藏事件的條約，條約把西藏對外貿易的特權全部交給英國。由於英人挑撥離間，而朝廷及一些駐藏大臣舉措失當，致使原來堅持抗英的達賴喇嘛政教集團，轉而成為親英勢力，令藏政更形險惡。

　　1904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川邊的巴塘重申雍正年間限制寺廟喇嘛人數的規定，以限制寺廟勢力，減輕當地人民負擔，從而引起引起當地上層喇嘛的嫉恨。鳳全在巴塘被圍攻和殺害。事件發生後，四川省調派提督馬維騏、建昌道員趙爾豐前往鎮壓。這是趙爾豐參與藏事的開始。1906年7月，巴塘、里塘動亂平定後，清廷任命趙爾豐為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由此，川邊疾風驟雨般的改革展開。

　　趙爾豐的確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幹練之才。四川總督錫良在上奏內廷保舉他時，極盡推重之詞：“忠勤純愨，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 就任川滇邊務大臣後，趙爾豐敏銳地抓住了川邊問題的關鍵，即殘暴腐朽的土司統治，以及與土司統治密切相連的落後的農奴制生產關係。趙鑑於左宗棠的平定西域的經驗，為防止英國對西藏的蠶食，決定把改土歸流推行到西藏。在很短的時間內，趙爾豐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革除川邊各地土司統治，派設流官，改革賦役，興辦衛生文教和各種產業。應該說這些措施是有利於川邊各族人民的，也得到了受壓迫民眾的擁護。可其改革勢必觸犯土司和寺院集團的利益，從而遭到他們激烈的反抗。而趙爾豐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僚，註定有其歷史局限性，其個人的性格也是明顯的暴躁嚴苛，習慣以強硬手段排除干擾與阻礙。又加之當時川邊鬥爭的確具有艱巨性和複雜性，溫和方式很難解決此起彼伏的武裝叛亂問題。所有這些因素使毗鄰的西藏當局對他產生嚴重的不信任和不安。

　　趙爾豐在川邊的改革贏得了清中央的賞識。力圖全面整頓藏政的清中央很自然地想到主政川邊的趙爾豐為派往西藏的人選。1908年二月，趙爾豐被任命為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聞訊後，深知趙爾豐主藏政，必會有與川邊一樣的改革。從四月開始，西藏地方政府派員前往察木多，以“欲攻三岩” )為辭（“三岩距巴塘西北，乍丫東北，北界德格，南界江卡。尚不屬藏，亦未服漢管” ），調集藏兵，意圖武力阻止趙爾豐入藏。五月，呈訴駐藏大臣聯豫並請代奏中央，“謂趙爾豐仇視黃教，擬請另行簡放” 。聯豫當即予以駁斥，並拒絕代奏。後西藏地方由海道直接遞送中央。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呈訴中，公然提出“按照唐朝界址，統歸於藏” 的要求，這種態度加上武力抗拒中央大員入藏的實際行動，西藏地方確實表現出離心離德的傾向。由藏方首先提出的改界要求起了趙爾豐的極大不滿：“查閱各稟，遠引唐代與吐蕃和親碑文，儼然自居敵國。” 西藏地方與趙爾豐之間的矛盾激化。

　　1909年（光緒三十四），趙督訓練有素的巡防軍開始越過金沙江向查木多（今昌都）和類烏齊進攻。??川軍入藏，聯豫的目的也是打算把西藏完全改土歸流。朝廷命鍾穎—一個年方22歲的帝戚—率四川新軍兩個標（旅）進藏，1910年（宣統元年）初，鍾穎軍與趙防軍會師於查木多（川軍自北線即今四川甘孜州德格進兵；防軍自南線即今四川甘孜州巴塘趙行轅駐地進兵），然後兩軍迅速推進到工部（今林芝專區首府八一鎮附近）一線。本來，兩軍會相繼入藏，但聯豫怕趙爾豐搶了功，奏請朝廷制止趙軍入藏。趙也鑑於孤軍深入，後方改土歸流的大事並沒有完成在鍾軍暫時留駐此地區的一部的幫助下，對整個工部和波密地區（昌都、林芝地區）進行改土。趙的改土實際上是派軍和鍾軍一起消滅這一地區長期威脅丹達嶺以西的後藏安全的波密王白馬青翁政權。兩軍的軍事行動進展很順利，不久即消滅白馬青翁軍，並將白馬青翁擒拿處死。與此同時，兩軍對所到之處的土司頭人進行招撫，說服他們建立郡縣，這一地區先後建立起了查木多、江達（工部）、等十多個縣，趙同時向南派兵，進入查隅地區，建立了查隅縣（查隅在今西藏自治區最東南，臨中印邊境東段之東，與印占瓦弄相鄰）。

　趙的改土歸流政策並不是一些海外藏人說的那麼殘忍。趙的政策是恩威並用，他和鍾穎軍擊潰了四川邊境的藏軍和白馬青翁獨立政權，當地老百姓（康巴人）不喜歡藏政權對他們的高稅盤剝（整個清王朝時期，中央政府對西陲改土地區的徵稅都是象徵性的，如一個土司（改土後為縣）管轄下的大面積土地，每年不過幾隻氂牛，十幾兩銀子而已），基本上是擁護中央改土政策的，其結果是，許多趙軍未到的邊遠和交通困難地區，當地頭人紛紛派人來表示願歸順中央，比如白馬崗地區（即今墨脫縣）和洛隅--下查隅地區（即今印占中印邊境東段以南的大部分地區）的頭人都派人來要建郡縣。（事見民國任乃強《西康圖經》所引趙派往查隅的管帶程鳳翔向趙爾豐上呈的“呈報雜隅形勢文”檔案，以及鍾軍管帶陳渠珍寫的艽野塵夢》裡第七章“進軍魯郎”）。趙本擬向門隅--洛隅--下查隅地區（即今中印邊境麥克馬洪線以南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派軍接受（亦見《西康圖經》），旋因英國干預乃止。（亦見英榮赫鵬的回憶錄）。先是，英人在侵占印緬邊境的阿薩姆地區以後，於光緒末，遣員去門隅--洛隅地區招撫，遭土著頭人拒絕，乃采懷柔政策，在阿薩姆邊境修公路，企圖深入這一地區，英人以利獲取當地頭人的支持，逐漸把他們的影響擴大到這一地區，但由於此地區地形異常複雜，高山密林，純粹的原始狀態，始終未把羈縻區域擴大到此地區的縱深，只能在*近阿薩姆邊境線附近收稅，至今印人亦未曾將現代化擴展到此地區的大部。但英國方面非常懼怕趙爾豐的西進，英印當局在上呈女王政府的文報里多次要求英政府通過外交努力制止趙軍西進。1910年，清軍進入拉薩，十三世達賴逃往印度。清政府宣布剝奪十三世達賴的名號。

　　趙爾豐改土歸流 “所收邊地(指改土歸流)，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治者三十餘區，而西康建省之規模粗具。”。後因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推翻，各土司紛紛自行恢復。此後變亂迭起，動盪不寧。直至民國政府在以趙爾豐在該地設縣的基礎，與英國斡旋，力爭國土，挫敗了英國分裂西藏的企圖。1928年西康建省，趙爾豐改土歸流 的成果至此才塵埃落定。

　　對趙爾豐清末在川邊的政績，不少學者對趙氏予以較高評價。尚秉和在其《辛王春秋》一書中說：“爾豐自光緒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馳驅勞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餘萬，部撥經費尚餘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局皆定。爾豐之治康，以傅嵩謀。狎其人，並知其山川扼要形勝”。斷言：“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賀覺非在《西康紀事詩本事注》中的《趙爾豐經歷情況及其永世》注中也說：“爾豐之治邊也，先與兵威，……邊地既定，即從事各種建設。……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為趙氏。……趙本人亦明敏廉潔，辦事公正。犯法者雖近親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近代著名學者李思純也說：“金沙江以東十九縣，尚能歸附（歸附：指順應改土歸流），皆清季趙爾豐之餘威，於民國以來諸邊將無預也。”總之，在晚清時局岌岌可危，朝綱紊亂，社會人心疲怠，大臣互相傾軋，任事者動軋得咎的情況下，尚有如趙爾豐等一些勇於任事，悉心邊事，維護統一的賢士，其鞏固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歷史功績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