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裡依稀憶育鵬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在延安的窯洞裡，陳福初彭富久等紅軍偵聽老前輩認真調教一個從內蒙來的十六歲的小戰士，後來這個小戰士進步很快成了軍委二局的技術尖子，當時再複雜的電碼，他都能準確無誤地收聽記錄下來。一九四二年軍委二局推薦他接受朱德總司令“作戰英勇”的親筆題詞，在後來解放戰爭中，更顯出他的偵聽的才華，他能通過電波的強弱，判斷國民黨部隊的遠近，能從電碼的複雜程度，判斷國民黨部隊的建制部署，在最後的西南剿匪中，他帶領全科坐鎮廣州，給前方部隊提供一個又一個準確情報。現在想來，我軍最後的幾個大仗都是整團整師整軍將國民黨部隊殲滅，沒有準確的情報，是很難完成大部隊調動的。這個小戰士就是我的父親，儘管他在後來的文革和空軍內鬥中連連敗北，我還是要寫上驕傲的一筆。

全國解放以後，這些延安窯洞裡出來的偵聽專家幾乎全部移師武漢，成立總參三部六局，局長陳福初，政委彭富久一九五五年授銜時為少將，我父親為二處處長上校。我現在分析軍委當年將偵聽主力定居武漢主要是考慮武漢地處中原，輻射全國，也就是那個人傑地靈的武漢，把父親的偵聽生涯推向了顛峰。一九五五年他長期跟蹤蔣方一個電台，發現報務頻繁，於是詳細完整無誤地記錄下來，後來經過破譯，發現是蔣方特工機關下令破壞克什米兒公主號飛機密電。克什米兒公主號是我國政府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那時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專機，準備送周恩來和工作人員參加萬隆會議。中央收到六局的絕密情報後，決定周恩來換乘其它飛機，但仍讓工作人員乘機前往，最後這五個工作人員拋屍大海，而周恩來免去一死。中央已得到可靠情報，可為什麼還要工作人員如期前往，現在可能永遠是個迷了。

父親在武漢截獲的這份情報可以說是我軍有偵聽部門以來最有價值的一份情報，它讓一國總理直接免去一死，要不中國的近代史就要改寫了。儘管周恩來後來對此事十分低調，從來沒有提出要見一見救他一命的這些無名軍人，也沒有留下任何指示文件，因為他太了解毛澤東的為人了，自遵義會議以後再不染指軍隊，不過這事幾十年來一直在三部系統上上下下廣為傳頌，都說父親是繼老紅軍之後三部部長的最佳人選。我同父親相當多的老戰友聊過，他們說你爸爸當年在武漢可了不得，他們說的“了不得”可能就是指的這件事。我陪伴父親幾十年竟對此事一無所知，還是兒子長大後見到我說的。一九五九年，空軍向三部要幹部，組建空軍偵聽部隊，父親調到了北京，記得我們全家是坐着空軍派來的飛機進京的。

後來的歲月雖無情地改變了父親人生發展軌道，但我卻到了難得的實惠，一九六零年我上了當時全國最好的小學－－育鵬小學，遇到了全國最優秀的老師，從我現在研究的許多老師的履歷看，完全有資格在大學裡做個教授，為了空軍的子弟，他們屈尊當了小學老師。事實上也是這樣，育鴻高年級教過我的老師胡曼能文革後去了北京教育學院，後來是副院長，張燕華老師去了北京煤炭學院教漢語，要是趕上職稱評定的話，評個教授不會錯吧。

第一次到育鵬面試是父親帶我去的，記得是進了學校大門往裡走左手邊，在一樓的一個教師辦公室里，面試老師拿出拼音卡片讓我讀,讀得很好，只把“u”，“yu”讀反了，老師還挺驚呀，問我什麼時候學的，因為當時漢語拼音方案剛剛公布，老一點的教師還不會呢。那時育鵬一二年級的漢語教學重點是拼音，在全國小學教育是超前的，教我漢語拼音的是非常年青漂亮的朱老師，後來她去了育鴻，她給我打下了一個相當堅固的漢語拼音基礎，我現在寫作打字如飛，用的就是當年的好基礎。很可惜，她沒有對我笑過一次，嚴師出高徒嗎！在計算機剛剛出現的時候，很多人熱心於研究漢字輸入方法，五筆字形，五花八門的智能碼，我也參與了，最後都沒有替代漢語拼音，就憑這一點我能忘掉育鵬，忘掉我的啟蒙老師嗎。

不久開學了，我們這些小同學一個個在父母的陪伴下來到學校，那時是住校，又是第一次離開父母，可能有的女同學還哭呢。很快我認識了很多小朋友，華建國，劉向明，黎毛毛，司圖東，馬亞超•••，許多我們從小看大，成了終生的好朋友。當時負責我們生活的是一個姓梁的中年女老師，每天半夜她都要起來，叫醒愛尿床的孩子。小時候華建國愛尿床，有時候叫得稍微晚一點，已經尿了，第二天，梁老師還要負責曬褥子。入學頭兩年何偉還在我們中間，我沒事兒喜歡看同學父親身上的肩章，華建國爸爸四個星，我爸三個星，怎麼何偉的爸就一個星，說是像將軍也不像，沒有那麼年青的，是個什麼小官啊，後來才搞清楚每次接送何偉的都是他家的警衛員，是個新兵。何偉後來可能是因為成績太差，還是實在跟不上，留到他妹妹那個年級去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何偉是文革時看見他在南苑機場趕着牛車。

教師們在研究情商（EQ)的時候都有這樣一個體會，最後能記住老師的名字的學生，往往是當年最差的那個學生，我想可能是他被老師叫起來最多。算術是我的強項，可能是一二年級的課過於簡單，我沒有太上心，所以現在連老師叫什麼都記不起來了。我很小的時候就有比例的概念，一年級我上圖畫課的時候，把比例關係用在了畫圖畫上，圖畫老師陰錯陽差，在開家長會的時，老師對我父親說我將來在畫畫上很有培養前途。那次老師教我們畫交通燈，我按比例打的格，最後塗上三色，所有線都是拿尺子比着畫的，結果高高大大，方方正正，其實我畫畫根本就不行，不過那時別的孩子還不知道用尺子畫長直線，所以許多人都把交通燈畫成粗麻繩了，歪歪扭扭。

育鵬重視德智體全面發展，課程設置老師配備都很齊全，一般學校是達不到這個水平的。體育課我愛上，雖跑不快跳不高，但一直積極參與。那時最愛打的是乒乓球了，可能是受莊則棟獲世界冠軍的影響，都想長大後當冠軍。課間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占台子，低年級年紀太小多數時候占不到，於是就在地上畫條線，兩個孩子就對打起來。我當時最怕上的是一周一次的唱歌課，可能是設備有限，不學樂器，只學聲樂。教我們唱歌的是李老師，每次上課她總是彈着鋼琴動情地在教，同學們跟着唱，很多同學進步很快，有個叫王莉的女同學很小的時候就被中央廣播少年合唱團選去。我一唱歌盡遭同學取笑，有一首歌雖不會唱，但還清清楚楚記得：青菜青，綠盈盈，辣椒紅，像燈籠，媽媽做飯我掃地•••。

育鵬的校長老師一直把我們當作祖國的花朵來澆灌，來培養，對我們的關心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當時由於年齡太小無法有更多的體會，不過我還是從一件小事上看出學校老師管理上的精細。我們都是來自空軍在北京的各個單位，每星期六下午各大單位來班車接孩子回家。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突然心血來潮，決定自己偷着跑出學校走回家，當時我家住北鑼鼓巷寶鈔胡同。我一路玩，一路跑，一個多小時後就到家了，這時學校找我的電話已經到了。試想一下，每星期六幾百個孩子等班車回家，少了一個孩子，學校領導馬上就會知道，而且一直在找，沒有很強的責任心是做不到的。從我能得到的資料看，育鵬辦校十幾年沒有出現過任何學生意外傷亡事故。

令人遺憾的是，我一生有一段最痛苦的歲月也是在育鵬度過的，讓我嘗盡苦滋味，那就是趕上了一九六二年的全國人為災害，這事兒怎麼能完全怪育鵬呢，是全國人民都在遭難啊！最困難的幾個月，學校食堂每星期只有三次白面饅頭，其餘全是窩頭地瓜干，玉米窩頭還可下肚，那地瓜面窩頭簡直都是發了霉的地瓜干磨的。文革時我在黃河灘農場政治教育時連吃了三天憶苦飯，全部是胡蘿蔔和豆腐渣，我對戰士說，就是這東西也比當年育鵬的飯好吃。好像空軍曾提出對育鵬提出援助，被學校拒絕了，學校想鍛煉我們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其實這樣大可不必，一個國家，一個單位，遇到困難應該儘量爭取外援，而不應藉此來苦修其心，因為知識和身體是拿金錢買不來的。

育鵬實在離我太遙遠，總有依稀的感覺，因為育鵬的夢後來都被育鴻的好夢給攪了，記憶中育鴻開始是打着育鵬分校的牌子，後來看到獲得了好生源，不久就自立牌子單幹了。說句心裡話，實在替代不了的還就是育鵬食堂每星期的三次饅頭，其餘是吃不盡的窩頭地瓜干，還有那用大鐵桶盛着的醬油菠菜湯。

05/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