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汗國的軍事組織

突厥的軍事活動與游牧生活的關係，中國史書早有記載。《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云："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陳。以弓矢為爪牙，以甲冑為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唐太宗這段話，是為克服王仁恭的懼敵心理而發的，因而不免把突厥的機動性歪曲為無組織性，但按其基本點說，則與八世紀初突厥行官暾欲谷的下列看法相同："突厥眾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適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可見突厥的游牧生活方式規定了他們必須用相應的軍事活動方式，它的"武事"起源必與"射獵"有關。

唐代高僧玄類在西行求法途中，曾經目擊突厥人圍獵的情況。其報導如下："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豬，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發，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發，圍繞左右。自余軍眾皆裘褐毳毛，槊纛端引極目不知其表。"葉護可汗的畋游既然具有"極目不知其表"的規模，那麼把"戎馬"加以合理安排，應為意料中事，可惜玄類並無明確記述。因此，我們只能參照其他游牧民族的有關情況來探討突厥人圍獵的組織形式。史載"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繁眾，得報後，即使周圍一月程地內屯駐之部落於每十人中簽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向所指之地。此種隊伍分為左翼、右翼、中軍，各有將統之，其妻室盡從"。又女真人行圍時也是"中設黃蠢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標幟之"。並且他們也同樣於"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面，不許錯亂"。這就是說，游牧人圍獵時通常是分翼標幟，十人一組的。這種行獵制度移到軍事方面，便成為左、中、右的配置方式和十進法的編制原則。明確了這一點，再來核對玄類的記述，那麼達官（即顯貴，不必為"達於"）的"圍繞左右"，就不應單從字面解釋為隨侍在側，似乎應該把它和軍眾的"槊纛端弓"聯繫起來，看作是分翼標幟這種蕃俗在玄類心目中的模糊反映。假使這一推斷不誤，那麼突厥軍事行政體制中的"左廂察"、"右廂察"，便是行獵制度的翻版了。至於十進法的編制，玄類的報導固然未露消息，其他史籍也無直接記載，不過還是有跡可尋的。早在傳說時代。突厥人已出現十進數字觀念的萌芽，如"狼生十男"、"訥都六有十妻"之類。隨後，突厥汗國的奠基人叫"土門"，此名為突厥語 Tuman的音譯，即"萬夫長"，是十進制的最高一級。其次，磨延啜（回紇毗伽可汗）碑北面第6行也有"千夫長"字樣。此外，十進法的軍隊編制自古行於北族之間，蒙古、金人如此，匈奴、柔然也是這樣。從突厥汗國常襲用前代名號看來，繼承這種制度是完全可能的。據此可以推斷突厥軍隊是按十進法編成的，而這同樣也應溯源於獵手的編制。

突厥的軍事制度既然脫胎於圍獵制度，因而前者便具有後者的外貌，以致突厥統治者能夠利用自己的軍隊亦戰亦獵的特性，不止一次迷惑自己的對手：大業十一年，"始畢托校獵至此（雁門）"；貞觀元年，"頡利恐後乘其弊，引兵人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

突厥軍事組織的外部特徵即左中右的區分和十進法的編制兩點，已略述如上。下面進一步探討它的內部結構。

突厥汗國擁有大量兵員，照中國文獻的記載有"數十萬"。這支龐大的隊伍，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即侍衛之士、控弦之士和拓揭。據《周書•突厥傳》云："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可知突厥數十萬眾中，有一部分是可汗的扈從隊伍，它原為阿史那氏即狼氏族的親兵，故取名"附離"。這批人在突厥創業時代有過汗馬功勞。立國後其地位必高於一般軍士，唐朝史臣對它特敘一筆，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侍衛之士"人數畢竟不多，突厥可汗單靠少數親兵是不能東征西討的。那麼突厥軍隊的主體是什麼呢？古米列夫認為"四十萬突厥軍隊大部分是由附庸部落的輔助兵員構成，這種軍隊稱為'控弦之士"'。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見解，惟控弦之士應有一部分來自突厥本部的普通牧民。正如伯恩斯坦所說："不僅臣屬於突厥的各部落要參加征伐，而且凡能拿起武器的突厥部落成員也應參加。服兵役的義務是游牧人的經常職業。"關於兵員的徵集問題，留待下面再說。現在，讓我們繼續探討突厥軍隊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拓羯的族屬及其性質，中外歷史學家皆有論著。大體而言，它是一支由中亞昭武九姓胡組成的精兵。突厥可汗重用胡人，故突厥軍隊雜有胡人成分。尤其在頜利可汗時代（620-630）設立"胡部"，胡人更加跋扈："頜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委任諸胡"竟成為"兵革歲動"的原因，可知此時胡籍兵員舉足輕重。據此，則拓揭在頡利敗亡後不願降唐，與其說是由於對故主的忠誠，毋寧說是怕唐太宗追究"兵革歲動"的責任。有趣的是，在頜利頻年用兵期間，拓揭參與具體戰役的活動，正史隻字未提，倒是野史透露一些消息："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合。"按突厥時代常用"胡"字指粟特人，以與說突厥語或蒙古語諸族相區別。看來，所謂"胡人精騎"，可能就是朽羯。倘不作如是觀，那麼頡利時代胡人的重要性與拓揭的默默無聞這種矛盾觀象，就很費解了。關於朽羯問題，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據《新唐書•張巡傳》云："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披甲引朽褐千騎，磨幟乘城招巡。"這已經是八世紀中期的事了。如果說頡利時代的拓羯來自哈密（伊吾）和羅布泊（蒲昌海）的粟特聚落，那麼參與安史之亂的拓揭，則可能出於鄂爾多斯南部的"六湖州"（魯、麗、含、塞、依和契州）。因為安祿山招輯的主要是中亞胡人的後裔，而不是直接來自中亞的昭武九姓胡。

關於突厥軍隊的掌管問題，限於史料，無法窺其全貌。但"設"在其中有特殊地位，則可無疑。據中國文獻記載："別部領兵者謂之'設'。""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闕特勤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為左殺，在西者號為右殺，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之下。"上引"察"、"殺"都是"設"的異譯。"左賢王"則是史巨用匈奴舊稱記突厥官制，故請名均指"別部領兵"的統帥。由上數例，可知任"設"的人都是可汗直系親屬，即所謂"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據統計，突厥第一汗國（552-630）時期，號稱"設"者十六人，出身阿史那氏的占十二人。血統有嫌疑者則不得為"設"。如阿史那思摩就因為"貌似胡人，不類突厥"，所以終不得典兵為"設"。突厥汗庭在"設"的人選上，堅持"系譜"和"血統"兩大原則，表現極端的排外性，恰恰反映了這一職位的重要性。因為突厥汗國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兵權是政權的支柱，倘落在他人之手，就有"拆台"的危險。基於這種原因，酉突厥沙體羅利失可汗分全國為十部，置十"設"，即《新唐書•突厥傳》下所載："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受一箭，號十設，亦日十箭。為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號十箭部落雲。"這十名"設"是可汗在十個軍事行政單位的代理人。他們在和平時期是行政長官，在戰爭時期則是軍事統帥。非阿史那氏直系親屬，是不能托此重任的。

由上所述，可知突厥軍隊是以部落組織為基礎，以圍獵編制為形式，而以本部兵民合一制與屬部徵兵制相結合為特徵的。這種兵制，在一定程度上把生產活動與軍事活動聯繫起來，把宗法關係與官兵關係混糅起來（古突厥語稱"戰士"為qadas，其本義為"族人"、" 親人"，衍義為"伴當"、"夥友"），把核心組織與外圍組織配合起來，因而其組織強度高於一般農業國家的軍隊。但是決不能認為這是一支"團結兵"，其實，突厥兵制是十分深刻地反映了突厥汗國的內在矛盾的。第一，部酋與部眾的矛盾。在兵民合一的條件下，階級矛盾的激化立即就會引起官兵關係的惡化，從而削弱突厥軍隊的戰鬥力，導致汗國的衰亡。《闕特勤碑》東面第6行所記的"諸匐與民眾水火，遂令突厥民眾之舊國瓦解"，正是突厥統治者無法克服的矛盾。第二，宗主與附庸的矛盾。在突厥汗國中，客部落必須向主部落稱臣納貢和出兵助戰。這種附庸的屈辱地位，使"東夷諸國，盡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因而客部落通敵叛變，不乏其例。武德九年（626），在渭水戰場上唐太宗就曾指出這一矛盾："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貞觀三年（629），唐將竇靜又利用這一矛盾，"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並率眾歸款"。第三，中央汗系貴族與地方部落貴族的矛盾。所謂地方部落貴族就是"匐"，他們因親率部人人伍而直接控制了突厥軍隊的基層。一批"同伴"和"好漢"構成他們實力的基礎。為了使自己這點"本錢"不致在戰爭中輸掉，他們常常反對中央汗系貴族的作戰意圖。據《暾欲谷碑》第36-37行載，當突厥諸匐聞耶羅斯平原有敵時，即建議"立刻回師，忍辱為上"。又《翁金碑》第7-8行也述及突厥諸匐臨陣如何膽怯："我輩寡少，言之心驚。"諸匐甘於"忍辱"，顯然是怕喪失自己"寡少"的實力。換句話說，他為了確保豪酋的地位，決不能任何時候都惟阿史那氏的馬首是瞻。

以上這些矛盾，同時也就孕育着政治危機。作為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突厥汗國的衰亡是與突厥兵制的瓦解密切相關的。歷史的邏輯完全出乎阿史那氏意料之外：階級矛盾和部族間矛盾（實質上也是階級矛盾的另一種形式）的不斷激化，終於葬送了突厥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