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中袁世凱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

一、傳統說法留重重疑團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 :　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 ?　至今眾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 (　即 1898　年 6　月 11　日,以下均用舊曆 )　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着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 :"　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　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啓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 :　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 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1.一個謎 :　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

　　以上傳統說法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 :　八月初六日慈禧實行政變時,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譚是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后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只命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譚嗣同在內 ?　而且上諭中康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 ",　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后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諭中,何以輕輕放過 ?　

2.又一個謎 :　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

　　還有,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 ,"　抵津,日已落 "(　袁世凱《戊戌日記》 ),　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萬難在當夜趕去北京,把消息反饋給太后。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榮祿於八月初五日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太后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太后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3.疑點重重的袁世凱《戊戌日記》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說,譚嗣同深夜來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 :"　不除此老朽 (　指慈禧太后 ),　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推辭敷衍,不肯答應。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回天津後立即找了榮祿。袁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毋庸諱言。

　　可是《戊戌日記》存在幾個疑點。第一,包圍頤和園,殺西太后,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舊黨慶王奕 、剛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如果袁決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 ?　初三夜,譚嗣同找他密談,提出圍園殺太后之謀,初四日一天何以袁無所動作,沒有在北京告密 ?　第二,據袁世凱說,初五日返津見榮祿,即要告密 ,"　略述內情 ",　忽有客人葉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說。此是何等大事,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慈禧有旦夕之禍,卻因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難道袁世凱不能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 ?　袁世凱是何等精明人,辦事卻何其拖沓、糊塗 ?　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馳京報信,兩個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商量的是什麼 ?　聽袁世凱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他們不是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卻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榮祿同樣變成一個糊塗蛋,聽到這樣緊急的消息,並不馬上向北京報告,卻在那裡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 ?　袁世凱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因此,不可相信。 　　

二、兩名親信泄露真情

　　袁世凱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屬機密,缺乏真實可信的記載,但可以從其他史料中窺測到一些痕跡。

1.袁世凱的親信張一麐的記述

　　張一麐(lin,　音林 )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但所記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 令衛兵夾道羅列 ",　這三點很值得注意。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為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裡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一定嚇壞了,害怕康有為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於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后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 ",　不會有"楊崇伊在座 ",　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張一 頗有作證的資格。他 1903　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為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但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為袁世凱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

2.榮祿的親信陳夔龍的記述

　　陳夔(kui,　音魁 )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記與張一 有幾點符合 :　一是袁世凱告密在楊崇伊到天津之後,榮祿已知太后訓政,但"佯作不知 ";　二是袁世凱當時受到很大壓力,雖未記"衛兵夾道羅列 ",　但榮祿對袁世凱已懷疑 ;　三是張一 記"袁乃跪求榮為作主 ",　而陳夔龍記"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陳夔龍亦有作證資格,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他和袁世凱不睦,消息來源應是從榮祿處來而不像張一從袁世凱和北洋幕府中來。但兩人所記袁的告密情形卻很相似。從張、陳二人所記,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是在初六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這是他的保命之計。這告密消息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日遂有旨 :"　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 "(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 )　。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的才能,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時,認為袁世凱是維新一黨,由於榮祿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　

三、袁世凱與維新黨的關係

　　應該說,慈禧把袁世凱認作維新黨人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袁世凱與維新黨人聯繫密切,不但與聞兵變之事,而且參與密謀,做出投向維新派的承諾。他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和康有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戰爭以後,他即和康有為結交。 1895　年,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以後,袁世凱時在督辦軍務處當差,也曾向光緒帝上書,條陳變法事宜,他當時的思想觀點和康有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遞,袁世凱曾幫助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不久,強學會成立,袁世凱積極參加,是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陸軍,康有為等為袁設酒餞行,康有為對袁的印象也極好,認為 :"　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

1.袁世凱的越級提升是由於維新黨的大力舉薦

　　袁世凱與維新派建立了聯繫。維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則想通過維新派的薦舉,升官晉爵。當然,袁世凱官位已高,不便和維新派公開來往,他的聯繫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凱從三品按察使升為二品候補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維新派活動的結果。

　　袁世凱通過維新派的薦舉,越級提升。袁對維新派感激不盡,他們之間的關係拉得更近了。維新派內部議論的機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樣, 光緒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凱除了思想上與維新派有一致之處,無論從忠於君主的倫理觀念說,或是為個人名利地位計,他也會向維新派靠攏。

　　八月初三日,當光緒帝的密詔帶到康有為那裡,語氣緊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話,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詔痛哭,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內。

　　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相與痛哭,謀劃救光緒的策略,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2.袁世凱對維新黨的承諾 :"　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袁世凱對維新派做過全力支持的承諾,從畢永年的記載中可以證實。畢永年是譚嗣同的好友,為人豪俠,譚嗣同邀請他到北京來實行兵變,待勸說袁世凱殺榮祿, 圍頤和園後,即由畢永年率領勇士,拘執太后。康有為對他說 :"　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 !　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仆,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曰 :　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 ?　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凱給康有為的信中 :"　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　這分明是願意執行極危險的任務,袁寫信時不一定知道要圍園劫後,但必定已知道康有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對抗守舊派,故而做出"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的承諾。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八月初三維新派核心人物,跪誦密詔,謀救光緒時,這是多麼機密的大事,竟會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為袁世凱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諾,維新派才會對他完全解除戒備。維新派與徐世昌跪誦密詔,商量救光緒時,自然會談到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密謀,因為這是維新派既定的策劃。畢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態緊急,維新派走投無路,就要把策劃多日的密謀付之實施。他們請徐世昌一起看密詔,就是要說服徐同意進行兵變,圍園奪權,據康有為的說法"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但是,實行兵變的關鍵人物是袁世凱,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當夜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面談之舉。因此,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就不是一樁突然的、冒失的行動。如果袁世凱與維新派交往甚少,屬於圈子以外的人,譚嗣同會那樣冒冒失失地去夜訪他,向袁談極機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極危險的舉動嗎 ?　譚嗣同是血性漢子,豪俠任氣,為事業而不惜自己犧牲,但他是讀書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據畢永年說,譚嗣同不贊成圍園劫後的舉動。譚雲 :"　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 ?"　為了挽救維新事業,執行光緒與康有為的命令,譚答應夜訪袁世凱,不惜一走龍潭虎穴。如果袁世凱事前沒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他未必肯如此冒失從事。尤其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中把譚嗣同寫成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 ,"　氣焰兇狠,類似瘋狂 ","　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 ",　並非事實。這樣的描寫只是袁世凱為了掩蓋自己和維新派的密切關係而編造出來的。

3.為保全自己,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黨

　　袁世凱雖早已參與維新派的謀劃,並承諾要支持維新派,但八月初三日提出了殺榮祿,調兵入京圍頤和園劫持太后之謀,袁世凱猶豫了。因為執行此計劃極其冒險且難度很大。袁軍雖精銳,但周圍有聶士成、董福祥的軍隊牽制。聶、董的軍隊人數遠在袁軍之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北京二三百里,要長途行軍,突破聶、董二軍的阻攔,奔襲頤和園,成功的把握實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中的設想。這一計劃可能維新派與袁世凱早已商量過,袁主張實行這一計劃,成功的可能性較大。袁世凱握精銳之師,有天子在營中,以靜制動,誰敢有異言 ?　但當時形勢已迫在眉睫,維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閱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對袁世凱表示失望。故翌日 (　八月初四 )　康有為即奉旨離京,留在北京的譚嗣同、梁啓超等沒有想到袁世凱告密,而事實上袁亦並沒有立即主動告密。

　　榮祿一直在窺測事態的發展,袁世凱被召進京,封為侍郎,榮祿很緊張。謊稱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大沽口外,戰艦雲集。故調動軍隊,把聶士成軍調到天津,把董福祥軍調到長辛店,以防不測。並寫信給袁世凱,催他趕快離京返津,袁世凱回到天津,並沒有發生像他在《戊戌日記》中所說與榮祿的談話,而榮祿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讓他回小站營中。並且像前文引張一、陳夔龍所記,榮祿對袁世凱嚴密防範。袁世凱聽說北京發生政變。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捉拿康有為,嚇得魂飛天外,以為密謀已經敗露,故"大哭失聲,長跪不起 ",　向榮祿表示懺悔,並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和盤托出,為保全自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

4.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寫於榮祿死後

　　榮祿是守舊派中極有頭腦的人,他認為袁世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籠絡他。而且袁供出了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給守舊派提供了進行鎮壓的藉口,故而寬恕和庇護了袁世凱,從此袁死心塌地追隨着慈禧太后和榮祿。

　　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啓超的《戊戌政變記》,一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梁啓超諱言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稱此為守舊派的誣陷,其實維新派確有此密謀,最近發現的畢永年《詭謀直紀》是不可辯駁的鐵證。但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所說亦非事實真相,他隱瞞了和維新派往來的事,諱言曾參與了密謀,而且詭稱自己告密在前,聽到政變的消息在後。可能因為當時社會上有戊戌年袁世凱與維新派勾結兵變的傳言,袁世凱為平息傳言,洗刷自己,寫了《戊戌日記》,證明他一直忠於慈禧太后。好在榮祿已死,袁世凱何時告密 ?　怎樣告密 ?　已死無對證,不為人知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記》中敘述八月初三日以後的活動中露出了破綻。其他史料中的蛛絲馬跡也透露了他通過徐世昌和維新派的聯繫,以及從北京覲見皇帝回津後受到榮祿施加的壓力。 　　

四、從現存史料中得出如下看法 :

　　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於維新派。他通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聯繫,與聞和支持他們的密謀。並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諾,當事機緊迫時,他又不敢做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西太后的冒險舉動。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後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泄露,為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袁世凱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維新派的關係即是如此。

慈禧、康有為的兩面性及其啟示

——戊戌維新百年祭

袁偉時

　　百日維新，百年滄桑。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既是系統改革的英勇嘗試，又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維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運動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竊以為甚至當前的一些思想文化爭議亦可從當年的成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從誰是罪魁禍首談起

　　是誰斷送了戊戌維新?這是史家們至今仍聚訟不已的問題。

　　政變是慈禧的斷然措施，老佛爺自然難逃罪責。

　　不過，百年來不斷有人為她辯解。史家們認為，沒有慈禧首肯，光緒皇帝根本不敢幹這麼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國是詔》在內的不少“聖旨”，下達前都曾送慈禧審定。康有為呈遞的變法條陳和《俄彼得政變記》、《日本變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均曾由光緒帝“恭呈慈覽。” [1]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曾12次專程赴頤和園朝拜慈禧，這些會見絕不僅是禮儀性的。越來越多人認為，把慈禧說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最少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於簡單了。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袖和主要策劃者。除了堅決反對變革的頑固派訾之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維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辦壞了的也大有人在。對康氏的指摘集中在這麼幾點：

　　1．不顧客觀條件，不分主次，冀圖短期內“全變”。百日維新期間發出有關的“上諭”竟達110多件，絕大部分成為各級官員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號，輕實質，重形式，輕內容，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地侵犯傳統的神聖符號，授人以柄。他認為，只要皇帝駕臨乾清門，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 “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重罰一人以懲其後……一日之間，風雲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2]服式、髮式、紀元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卻一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種神秘意義的象徵。清帝國建國之初，便有“留髮不留頭”之說，那條辮子，尤其敏感。時至9月，維新事業已岌岌可危，康有為偏偏鄭重其事上書，請求“皇上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大集群臣誓於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3]他甚至鼓動皇帝，把國號改為“中華二字”。[4]這些雖未被光緒皇帝採納，已流言廣布，徒增阻力。諸如此類稚拙言行，無非表明他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駕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聖武行之，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時的言詞鼓動下，光緒皇帝在條件不成熟之時，匆忙裁減和嚴厲處理官員，四面樹敵。沒有通盤籌劃和妥善安置、耐心說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閒散衙門和冗員。有知情者寫道：“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5]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員面臨被裁的威脅，一下子把眾多官員推向反維新陣營。與此同時，因禮部主事上書受到壓制，把該部滿漢尚書和其他主要官員全予革職，新舊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勢孤力單的維新派，陷於日益孤立的困境。

　　4．熱衷於軍事政治投機，沒有切實做好基礎工作。

　　任何有顯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變革為先導。甲午戰敗後，辦報、辦學、組織學會的熱潮雖然有助於一些官僚、士紳特別是年輕士人的覺醒，但這個基礎非常薄弱。康有為等人沒有以轉變觀念特別是“開官智”為中心環節，而把力氣花在無益大局甚至極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學術與政治，在並非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去觸犯主流社會的大忌，譁眾取寵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說、“偽經”說，疏遠了一大批有可能參與維新的大臣和士紳，引起革新派的衝突和分裂。[6]

　　再則致力於軍事、政治投機，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惡劣先例。

　　與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為及其追隨者也在積極組織武裝鬥爭。通過譚嗣同、畢永年，他們與三合會結合，冀圖運用這一民間秘密組織的武力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利用民間秘密組織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問題在於是不是以思想教育為基礎，把這些民間會社作為組織下層民眾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實的思想教育，這些舉動就不過是政治權謀。就現有史料看，康有為不過是打算利用他們作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體現康氏軍事活動性質的是他們對待軍事將領的態度。在改革遲滯不前之際，康有為等人不是冷靜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歸結為慈禧一人。於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密謀付諸實施：勾結武將，兵圍頤和園，捉拿慈禧。民間武裝則作為輔助力量。拉攏的對象有三：淮軍首領聶士成、甘軍頭子董福祥、新建陸軍督練官袁世凱。要是說袁世凱參加過強學會，與嚴復時相過從，有過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現的話，董福祥可是忠實的頑固派。拉攏的手段是許以高官和其他利益。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他們已把賭注壓在軍事投機上了。實施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譚嗣同與袁世凱談判，袁氏虛與蛇委。慈禧接到密報，發動政變，悲劇結束。[7]

　　不能輕視康氏這些作為的影響。翻一翻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人們不難發現康有為等人的這些活動方式（包括他們後來組織的自立軍和暗殺活動）一再為包括孫文、蔣介石等在內的後來者所仿效。不少“起義”靠的是綠林好漢或會黨，而在“國民革命”旗號下的頗多活動(不是全部)不過是縱橫捭闔的遊戲。結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這些觀點不無道理，且認同者越來越多。不過，我們還應進一步追問：這些歷史現象背後蘊藏着什麼?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哪些不應忘懷的啟示?

愚昧吞噬了生機

　　無論怎麼說總不能抹煞一個基本事實：政變是慈禧發動的。那麼，慈禧究競是維新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歷史作全景式的觀察。

　　19、20世紀之交的清帝國接連發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戰敗、戊戌維新、義和團、新政。這是密切相關的四件事，也可以說是一條因果鏈。

　　史家們已注意到，維新不是從戊戌開始的。[8]甲午戰敗，人們痛定思痛，紛紛提出何以自處的問題。應向西方學習的呼聲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出自順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9]這個奏章比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稍晚一些。但“公車上書”的各項主張在同時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來了(如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更值得重視的是清政府對這種主張不以為忤，且發出“上渝”，把應興應革各事歸納為16項，連同胡氏及張百熙、陳熾、康有為等人的七份奏章發給各大臣，要他們“悉心妥籌”、“實力講求”。[10]

　　儘管有種種不足，但從甲午戰敗至戊戌變法前的三年間，清帝國在學習西方，除舊布新方面確實邁出了切實的一步。着重發展私營工商業開始成為朝野共識。與歐戰使列強無暇東顧才使中國資本主義乘機發展的流行多年的觀點相反，1894?913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工礦業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長。[11] 1897年，商營的中國通商銀行經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國從此有了國人自辦的現代銀行。各地正在逐步設立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商務局。在文化教育領域，九十種報刊破土而出，並出現了舉辦新式學堂的熱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懷先後在天津、上海創辦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現代意義的大學。科舉制度的改革日益成為大臣們議論的焦點之一，連以保守著稱的榮祿也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文科舉時文試帖之弊略同。”[12]要求逐步廢止原有武舉考試，以新式的武備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取代。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採納了。[13]大體說來，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除政治體制(如帶國會雛形的開勤懋殿、准各級官員和百姓給朝廷上書)和政府機構改革等內容外，大都已着手進行。同甲午戰爭前連要不要修鐵路都辯論十多年的狀態比，朝廷明確地把學習西方作為國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實現的。作為兒皇帝光緒親政不久，對“聖母皇太后”奉命唯謹，大事都及時請示報告，沒有留下什麼對抗的記錄。在和戰問題上兩人態度一致，說甲午戰爭中有帝黨主戰、後黨主和之爭的論斷，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熱衷於編造路線鬥爭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變化莫過於本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認真研究過這一段歷史的學者大都認為，戊戌維新的各項未能實現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諸實施，有些方面且已遠遠超過當年的預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兩項：

　　一是穩妥地廢除了科舉，為現代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的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二是開始系統地進行現代法制建設。《刑律》、《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都已編成，《刑律》且已頒布實行，加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的實施，中世紀的行政兼理司法的體制終於廢棄，邁出了司法獨立實行現代法制的第一步。這些法律包括已編好而尚未頒布的法律為辛亥革命後的政府長期沿用，影響極為深遠。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大清銀行條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等等商事單行法律的實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這些新政是慈禧“垂簾聽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國古老的中世紀社會制度正在向現代社會蛻變。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的有關措施包括在內，則困擾20世紀中國的最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設立資政院、諮議局及有關的請願活動中露出曙光。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當，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學習，促進國家的現代化，把她說成是維新變法的天敵沒有足夠的根據。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慈禧。

　　這個慈禧在發動政變後雖然在“實事求是”的口號聲中，仍然准許學習西方的“實學”——科學技術，批准把部分書院改為新式學堂，在經濟領域繼續支持發展資本主義甚至主動開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論自由，查封報紙；不准集會結社；不准一般官員和老百姓上書；不准改革科舉考試辦法，在思想文化領域大發專制主義淫威。

　　也是這個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術“扶清滅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動圍攻使館，主動向列強宣戰，把敢於非議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斬首，闖下八國聯軍人侵，首都再次被占，賠付巨款，幾乎亡國的大禍。

　　後面這個慈禧逆歷史潮流而動，扼殺改革，殺戮志土。

　　兩個慈禧都是真實的。老佛爺為何有副陰陽臉?這既有社會制度性的原因，又有個性因素。前者是決定性的，但必然與偶然交錯，非常複雜。

　　慈禧不是孤立的個人，她是傳統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社會上層人士的代表。與稗官野史的描繪相反，她生長在一個富有的滿族官僚家庭，養尊處優，入宮後也一帆風順。[14]雖然少年時代沒有受到足夠的文化教育，執政初期出現過錯別字連篇的笑話，但通過學習臣子為其編寫的總結歷代統治經驗的《治平寶鑑》，學習書畫，閱讀小說、聽說書和看戲，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奮勇給貼身女官補習中國文化了。無論在經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中國土紳階層所傳承的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在她身邊還有一大批大臣和親貴具體參與決策和施政，他們都是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官僚。這些都是制約慈禧言行的決定性因素。

　　當時的傳統文化已形成僵硬的體系和制度。知識內容固定化、信條化，自我更新機制非常薄弱，且缺乏與異文化平等交流的傳統。而它又是士階層榮辱沉浮的基本憑藉，令他們不敢越雷池半步。於是，整個國家必然出現制度性的群體愚昧。在這樣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通常是少數人的行為，且往往伴隨着或大或小的風險。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甚至用義和團式的暴眾去對抗，都是這個制度的必然產物。

　　癥結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變的。慈禧在她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裡沒能扮演這樣的角色，那就要從個人品格中去尋找答案了。

　　她同中國歷代多數帝王一樣，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享受放在首位。為了享受不借犧牲海防，這是眾所周知的。而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威，她也幹了幾件貽誤國家的大事：一是挑選幼兒做皇帝，二是既違反清代不讓女主垂簾的定製，又違反不准宗室參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權力，並把軍機處的大權接連交給幾位王爺，不管他們如何昏庸貪墨，只要忠誠恭順就行。戊戌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她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事關最後決定權，她無法冷靜地區分少數人的輕舉妄動和關乎國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權在握，本來非常容易一面採取措施讓這幾個狂妄書生安靜下來，一面穩妥地繼續推進已經來得過遲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輩，不然就不會兩次發動政變奪權了。但權力到手後，她卻寧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運作。

　　當臣下把意見比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請批準時，她會點頭批准。從辦同文館、派幼童出國留學、建造船廠到清末新政都屬這一類。於是，一個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可是，就個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進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權力近半個世紀，既沒有主動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沒有認真更新和補充自己的知識（在她那個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於是，她便不能不在歷史上留下一連串因愚昧無知而貽誤國家大事的記錄。

　　從60年代開始，有識之士一再呼籲要修鐵路，但在破壞風水等愚蠢的反對聲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長約7英里的用於運煤的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而且“慮朝議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驢馬拖載，始得邀准”。[15]最初也確實是用馬拖着車廂在軌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鐵路史上令中國人臉紅的又一記錄。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發現，官辦企業不在市場上求生存，是財政無法填滿的無底洞，一再建議走西方的道路把這些企業交給私商去經營。這個建議如被接受，19世紀中國史可能隨之改寫，不幸卻被束之高閣。

　　多年來不少有識之土都痛切地指斥過科舉考試內容的陳腐和不切實用。明治維新前一年，丁日昌在應詔陳言中談到士人“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建議把科舉考試改為八科：“一曰忠信篤敬以覘其品；二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覘其學；四試帖括詩賦以覘其才；五詢刑名錢稻以覘其長於吏治；六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覘其能兵；七考算學格致以覘其通，問機器製造以盡其能；八試外國情事利弊、語言文學，以視其能否不致辱命。”[16]這個建議既照顧了科舉考試的原有基礎，又有適應時代要求的重大改進。一旦採納，晚清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對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也會產生深遠影響。慈禧對這個奏章卻無動於衷。智慧之光一閃而過，愚昧的頭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進一步探討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見盛宣懷的記錄：“上 (慈禧)問：何謂學堂?奏對：是教習洋務之學堂，曾經奏過在天津、上海兩處開辦的。”[17]1895、1897年。盛宣懷先後創辦了天津大學堂和南洋公學，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兩件事都曾奏請朝廷批准，也就是說得過慈禧認可的。這次召見時在1899年10月6日，政變已一年多。這一年全國已有中國人自辦的學堂175所，遍布全國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時此境老佛爺居然不知道“何謂學堂”!這不是把國事當兒戲嗎?

　　從幾次奪權鬥爭的情況看，慈禧頗為果敢機敏。但從國家和歷史發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隨着潮流搖擺，沒有主動駕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尊榮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為不壞的最高統治者。她的私慾也不比以“風流天子”著稱的丈夫(咸豐帝)和兒子(同治帝)更厲害。可是，她生不逢時，大轉變的年代要有觀念和知識的大更新，要有敢於衝破傳統思想文化羈絆並有足夠膽識的人物去開拓未來。她沒有成為這樣的人物。她的愚昧貽誤了民族生機。為什麼不願孜孜求知?專制制度的最高權力不受監督，沒有經久不息的挑戰，喪失了不斷改進自己的內在動力。決定統治者個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沒有強大的外在壓力，很難改變專制統治者通常具有的不願打破陳規、不求上進的惰性。對慈禧說來是每10年一次的外來戰爭，惹下八國聯軍入侵這樣的彌天大禍，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人為擺脫傳統文化體系帶來的愚昧所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