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主與維新領袖的內在矛盾

　　統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敗。瓜分危機驚醒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來越清晰的參照系。機遇化為泡影不能簡單歸咎於客觀，康有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康有為及其友人寫下非常輝煌的一頁。他們的歷史功績主要是推動了近代中國第一次群眾性的啟蒙運動。在四年中，這群來自民間的士人和中下層官僚組織學會、辦報、辦學、出書、演講、上奏章……終於匯合成為震動朝野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除了歷史條件為這次中華民族的覺醒提供了客觀基礎外，康有為等維新志土的獻身精神和他們宣揚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動力。這個思想震撼力來自何方?他的學生梁啓超認為是其師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等三部書是當時“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18]但當時《大同書》尚未出版，其餘二書則頗具爭議性。真正的震撼來自他們宣揚的西方先進思想。康有為的四次上書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加上他的《日本書目志》以及梁啓超《變法通議》等著作，《時務報》、《知新報》等與嚴復等人辦的《國聞報》南北呼應，維新思潮形成席捲沿海波及內地之勢。

　　與此同時，他特地為光緒皇帝編寫了《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法國變政考》等書；用多位大臣名義上送了許多奏章，成為維新變法一系列“上諭”的直接淵源。

　　這些論著不失為一代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思想的總結。不少觀點和主張並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納成系統，反覆呼號，職是廣為人知。一個維新領袖由是矗立於歷史舞台。

　　但在戊戌時期還有另一個康有為。這個康有為冀圖創立自己的中國式的思想體系，把孔學推到國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則成為創立新孔教的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和再版的《新學偽經考》(1891年初版)就是這一活動的代表作。

　　從梁啓超到當代學者都對這些著作贊聲不絕。筆者卻寧可贊同一些學者的否定意見，確信其負面價值是主要的。

　　從學術層面看，這些著作牽強附會，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後，受到廖平思想的影響，康氏改宗公羊學，這種學術思想的轉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學的復興是儒學內部的一個重要動態，當時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這一學術歧見，並未視為洪水猛獸。可是，康氏沒有以學人應有的嚴肅態度去論證自己的觀點。例如，他認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獨得孔子大道的真傳，“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為之也。”[19]宣布一部書是孔子口說的記錄，這是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證據何在？康氏似乎認為沒有認真論證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憲的聖人，他說是就無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書一再引用荒誕不經的偽書為證，以早已確認為偽書的今本《列子》為論據，對一個以反“偽經”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說來，這又是極不嚴肅的。

　　也許有人會為之辯護，認為這些著作不能在學術上苛求，主要應從思想層面上去理解其在社會轉型中的巨大意義。那麼，是不是這些論著提出的觀點體現着超前的眼光，人們雖為世俗所囿，一時無法接受、但從長遠看卻有振聾發憒的巨大作用呢？

　　這些著作確實是刻意為現實鬥爭服務的。它無疑包含着為當時的變革及現代政治制度尋找依據的內容。如說：“惟《堯典》發民主義……辟四門以開議院，……素王之巨製，莫過於此。”[20]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於言表。但這些著作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冀圖建立一個以孔教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專制王國。

　　首先，康氏鼓吹要絕對服從孔子。他說：“無教者，謂之禽獸；無道者，謂之野人。道、教何從？從聖人。聖人何從？從孔子。”[21]也就是說，任何人不想做禽獸，就要追隨孔子。“蓋天不能言，使孔子代發之。”於是，人們對孔子只能“服從而已”。[22]這個思想文化王國是不容許各家各派並存的。

　　其次，他要從上到下建立一個國教系統，他建議清政府下令信仰諸天神佛的“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扶聖教而塞異端。”且向國外“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實現“用夏變夷”的盛舉。[23]除勸牖愚民外，士紳治學亦“皆以孔子經學為本”，[24]且每十日要舉行一次拜經會。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標的高度。從1895年組織強學會到1898年的保國會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國會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個目標是並列的。[25]這個教雖然不是古代孔學或公羊學的簡單復活，但總的說來沒有超出傳統文化的範圍。

　　最後，在這個國教系統中，康有為是順應天意闡發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斷言，孔子被貶低，“降孔子之聖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闡而不明……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國貧弱的根源在沒找到孔學真傳。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為)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覘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不敢隱匿大道”，[26]於是，救世主康有為銜命降臨人間，小民合該頂禮膜拜! 章太炎就留下這樣的實錄：“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27]所謂宣揚孔子思想，其實是宣揚康氏自己，神化孔子歸根到抵亦無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與現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專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掃暗，反而要扼殺生機，閉目塞聰。這是與歷史行程背道而馳的。

　　再從實踐的後果去看看這套理論吧。利用傳統典籍資源，無非是尋求合法性的依據，減少阻力；或是尋求智慧啟迪，弘揚民族原創精神。在康氏那裡，後者失敗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經典都是不可信的“偽經”。這等於把整個士階層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毀。反對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實，攻擊康氏離經叛道，是當代少正卯，要求連同康氏的其他正確主張立予禁毀。一般的守舊者也視若寇讎。而損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堅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和軍機處大臣，是連結維新派與朝廷的重要樞紐。康氏《新學偽經考》給他留下的印象卻是 “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28]管學大臣孫家鼐“頗言變法”，曾面請康氏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也“上詔劾《孔子改制考》，並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為宜如漢文之待賈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後大用之。”[29]

　　地方大員中，維新不遺全力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亦“奏薦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廣總督張之洞曾多方聯絡維新人士，強學會的活動和《時務報》都曾得到他強有力的支持。但張氏“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30]並堅決反對康氏用孔子紀年，康氏不聽，最終“以論學不合背盟”，[31]從而使維新派失去了最具實力的支持者。

　　在民間，康氏的這些言行也導致本已薄弱的維新勢力的分裂。章太炎與康氏門人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32]“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倡言孔教’。康有為門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憤而離開《時務報》”。[33]此事發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為維新領袖的康有為與裝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為存在着深刻的內在矛盾。前者是宣揚先進思想的啟蒙者。後者卻把人們引向蒙昧。康氏是介於傳統士紳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過渡型人物。當他以當代孔教教主自居時，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對象。可是，牢固的傳統專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歸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專制王國。

　　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康氏在維新中會兩眼只盯着沒有實權的皇上?為什麼他會那麼魯莽滅裂? 說到底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他頭腦中作怪。他不是現代政治家，沒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礎是民眾的覺醒。按照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只要皇上“乾綱獨斷”就能使全國面貌大變，妨礙皇上攬權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謀圍捕。按照傳統，他的位置是國師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謀畫策的，於是，頻頻上書就成了他推進維新的主要手段。康有為的維新事業被落入傳統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個康有為親手葬送了。

建立現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過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國、康梁……都已成了歷史陳跡。戊戌維給我們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訓是什麼?歷史悲劇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閉、缺乏自我更新機制的傳統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陰陽兩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為以及層出不窮的陰謀、陽謀賴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礎。因此，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證之一是建立以開放、自由交流和與世界接軌為基本特徵的現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國人從中世紀的臣民提升為具有現代文明素質的公民。

　　不幸，中國人有健忘的習性。誰不相信，請細聽一下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話語。

　　“文明只有不同，而沒有優劣之分。”對中國這樣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後國家說來，這是可以滿足民族虛榮心的非常中聽的一句話。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沒有時代性呢?如果不承認16世紀以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從徐光啟開始，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百多年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撓學習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擾嗎?承認一定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別的文明有優劣(先進落後)之分，指的是那時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有先進落後之差，而非人種上的優劣。承認落後，旨在改革和趕上。籠統說文明沒有優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華文明教化遠非蠻夷可比”的高論自然略勝一籌，但其實質並無差別：在國家落後的年代，拒絕學習海外的先進文化。

　　反對“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國列強侵略中國主要在軍事、政治和經濟領域進行。在文化領域則並非所有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和所有外來文化的進入都是侵略。兩者在時間上的重合，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自我封閉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惡果。把文化交流與侵略混為一談，正是晚清權貴和士紳鼓吹狹隘民族主義貽誤社會轉型和無知愚民的義和團情結產生的重要基礎。在國家主權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對文化“侵略”或 “殖民”，這意味着什麼?是反對那些充滿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嗎?這在西方也受到批評乃至法律管制；同時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也不乏這類貨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對來自別國的價值觀念嗎?此事卻頗為複雜。任何現代國家其公民的價值觀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讓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選擇，“反侵略”在這裡沒有任何意義。至於學術領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國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過是利用狹隘民族情緒譁眾取寵的遊戲。

　　“傳統文化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竊以為這是一個頗具迷惑力的假問題。提出這個論斷的背景是針對所謂“全盤西化”的危險。而這樣的所謂“危險”不過是唐吉訶德想象中的敵人。任何非西方國家都不可能“全盤西化”。因為傳統文化可以蛻變但不可能“全盤”消逝，除非有關民族“全盤”斬盡死絕。不管提倡者主觀意圖如何，這個論題的必然後果是構築起某種文化封閉的堡壘。在全球一體化趨勢日益強勁的年代，這種中體西用論的新變種有可能延誤而不是加速現代化事業。

　　這樣說不等於反對人們研究和運用中國文化。但是，也必須同時一視同仁地讓人們自由研究和運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應該讓各種文化和平共處，自由交流，自由競爭，由公民自由選擇，各適其適。就傳統文化的所謂現代化而言，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能去偽存真。

　　總結戊戌以來的歷史經驗，在思想文化領域只有一項是現代化事業絕對不可缺少的，這就是現代文化教育制度。基礎在健全的義務教育制和全民終身教育體系，核心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大學制度。還應有國內外都暢通無阻的信息傳播和交流體系。有了這樣的制度和體系，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才能具備不斷自我更新的機制；中國人才不會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被淘汰。這是根絕國民群體愚昧現象的保證，也是防止在社會管理階層中再出現慈禧這樣的陰陽怪物和康有為式的不新不舊的政治家的基礎。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現代化離不開這個條件，更是不言而喻的。

　　原載《東方文化》l998年第1期

　　陳敏強先生掃描輸入

注釋：

[1]孔祥吉：《百日維新失敗原因新論》，《戊戌維新運動新探》，360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康有為：《請御門誓眾摺》，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292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
[3]康有為：《請斷髮易服改元招》，《康有為政論集》，369頁。
[4]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同上，342頁。
[5]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48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
[7]畢永年：《詭謀直紀》，《近代史資料》第83號；胡思敬：《戊戌履霜錄》；王照《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戊戌變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8]聞小波：《論“百日維新”前的變法及其歷史地位》，上海《學術月刊》1993年第3期。
[9]《順天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自強之道》，《光緒政要》卷21，16頁。
[10]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甘七日上渝，《光緒朝東華錄》，391頁，中華書局1958年。
[11]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682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光緒朝東華錄》，4015-016頁。
[13]同上，4044-048頁。
[14]徐徹：《慈禧大傳》，29頁，遼瀋書社1994年。
[15]密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一冊，121頁，中華書局1963年。
[16]《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
[17]盛宣懷：《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對自記》，《盛宣懷未刊信稿》，279頁，中華書局1960年。
[18]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史學論著四種》，78頁，嶽麓書社1985年。
[19]康有為：《春秋董氏學自序》，《康有為全集》(二)，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0]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頁，中華書局1958年。
[21]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康有為全集》（二），6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2]同上，774頁。
[23]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論集》，132頁，中華書局1981年。
[24]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同上，175頁。
[25]康有為：《保國會章程》，同上，233頁。
[26]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敘，中華書局1958年。
[27]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8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翁文恭公日記》第33本，43頁。
[29]《康南海自編年譜》，48頁，中華書局1992年。
[30]《康南海自編年譜》，31頁，中華書局1992年。
[31]《康南海自編年譜》，52頁，中華書局1992年。
[32]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42頁，中華書局1979年。
[33]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