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七十周年的日子，日本的輿論並沒有特別的反映。假如對比廣島和長崎，幾乎可以用冷淡來形容。看來，在日本人的心中，所謂值得反思的戰爭傷痛，更多的，還是自己體會到的部分吧。

和日本人交流這個話題，做為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困難的。無論是立即表示歉意還是含糊其詞，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對這個話題感到極端的不自在，力圖匆匆岔開。在這個問題上，想知道日本人心裡怎樣想的，我不得不藉助友人的幫助。

在日本有一個特殊的人群，叫做中國歸國者，又稱“殘留孤兒”，他們是二戰後滯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並於上個世紀下半期陸續返回日本。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適應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對於中國普遍有較深的感情。因此，通過對他們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無疑比我個人的努力更有效果。為此，我曾在去年請大阪歸國者中心（柴島）的一些朋友協助進行了採訪，他們和身邊日本人“無意中”的談話，也許更能客觀地揭示日本人對於這場暴行的看法。

大多數日本人對日軍在二戰中的暴行，保持一種儘量沉默的態度。曾經在柴島中心向他請教過日語的橫山先生（到日本前曾在我國遼寧某縣擔任過政協委員）對我講，這種沉默，其實更多表示的是一種默認，他們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漸忘記這段歷史，也更期望他人對這段歷史的忘卻。今天的日本人不希望被和他們父輩，祖父輩犯下的罪行聯繫在一起。“欠了人家的債總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歷史的債務被儘快遺忘。”顯然，這和我們“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看法正相反。

那麼，他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如何呢？

從我了解到的情況看，其實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也只占極少比例。這中間，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階層居多。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今天作為發達國家的一員，日本人有一種“鴕鳥思維”，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觀上不願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對於教育程度較高的成年人來說，只要看一下史料，這種想法就會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會去看，若干年輕的日本人則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願意相信的什麼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憤青”。這些人甚至會在網絡上和人公開辯論，以無知為勇敢；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和平環境和老齡化社會中的現代日本人，確有些人難以理解當時日軍居然能做出那樣殘忍的事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一直躲藏在山林中，七十年代才承認日本戰敗，被稱為“最後一個日本兵”的小野田寬郎少尉，被從菲律賓接回日本，他受到了日本上下的熱情歡迎，但是，他表現出的對於天皇，戰爭，殺戮的狂熱，也讓當時的日本輿論頗為吃驚，甚至有人認為他躲藏山林時間太久，以至於精神失常。實際上，這才是當時日本士兵的真實面目。也正是由於這種反差，一些本來不相信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後，會引發劇烈的反應。

這些人中，一個特殊集群就是日本右翼團體，他們順應一些日本人不願意相信日軍曾經作下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寫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文獻。這些文獻在眾多歷史記載中根本不堪一擊，以至於我認為右翼人物寫下這些文字時，自己都難以相信。只是由於前面提到的民眾精神期望，這些荒唐的文獻才有了市場。這些文獻，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事實上，大多數日本人，在今天的態度是承認或默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但不願意深入這個話題。日本官方也從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只要到日本的各個圖書館中看一下就會發現原因。

幾乎每個日本圖書館，在“日本歷史 – 昭和部分”裡面都可以看到大量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錄文獻。例如，在荒木的大阪府立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中，我可以找到14頁，共137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獻，高於珍珠港事變的9頁88本。說明這個話題在日本人的潛意識裡是頗受重視的。

這些文獻魚龍混雜，分起來大概有如下幾種。

如實反映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親曆紀錄。

這大多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寫下的文字。所以，越是接近現代，這些記錄越多而且詳細。這是因為上個世紀後期，這些老兵大多保持沉默，而今天，隨着他們的年齡增長即將離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發現，開始通過公布其當時日記等方式，重現那時的真相。在日本的這類圖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些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採訪的形象。也有一些這類圖書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動收集文獻編成的。

正是由於他們留下的無可辯駁的紀錄，使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輕易觸摸到南京大屠殺無法否認的證據。

這類圖書包括 – 小野賢二等著《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 – 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士兵的陣中日記》，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 – 親歷者27人的敘述》，星徹，渡邊春已等合編的《南京大屠殺 – 歷史篡改者的敗北》，《南京大屠殺與日本軍—幕府山殺害中國戰俘事件》等。

對於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有些圖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些圖書都承認和證明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第二類是對日本以外紀錄南京大屠殺事件文獻的翻譯，其中包括《拉貝日記》，《馬基牧師對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秘藏照片中的南京事件》等，也包括中國方面的若干文獻。

這些文獻也間接地提供了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第三類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作品。這裡面還可以分成兩類。

一部分是若干參加過南京作戰的日軍，為了否定曾經有過的罪行進行辯解的文章。如原日軍士兵吉本榮的作品 -- 《南京大屠殺，虛構的粉碎》，松井石根的秘書田中正明所出版《松井大將陣中日記》等。這些作品開脫的內容雖然較多，但是由於無法改變史實的存在而軟弱無力，如《松井大將陣中日記》裡面多有內容顯示松井石根不應為南京大屠殺負責，然而，在法院審理有關人士對此的訴訟中，發現這部日記，居然被田中修改了六百多處！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謂歷史學家的作品，主要是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證據進行質疑，反駁，如東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全體象》，《南京事件證據照片的鑑定》，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等。

對比確證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可以發現兩個特點。第一，確證作品中日方人員提供的證據，否定派的右翼作家總是儘量迴避；第二，確證作品每本書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的證明，如松岡環的《南京戰 – 尋找封閉的記憶》記錄了102名日軍官兵對大屠殺的證言。而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之首，象東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約三分之一。否定派提出的觀點，主要是認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不足，並想方設法在現有證據特別是中方提供的證據中尋找漏洞，肆意歪曲，大約因為中方大多不能看到他們的作品，也很少有用日語進行反駁的可能吧。這樣，他們的所謂“解析真相”才能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認同。舉例來說，畝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 – 拉貝日記檢證》文中稱拉貝記錄了南京只有幾千中國戰俘被殺，而不是中國所說的數字。實際上，拉貝的原文是“日軍以幾千人為單位將中國殘兵拉去殺害”。即忽略了拉貝日記中其他地方對於日軍殺害平民的紀錄，也忽略了這句話中“為單位”的關鍵含義，不知道這是無意的錯誤，還是故意的誤導。

謊言的重複，有時候也會掩蓋真理，或許，這就是右翼作家們的目的。也頗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殺這件事，正反兩種說法的書都有，沒有時間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事實上，在日本，揭露大屠殺的作品之多，可以到讓一個中國人不忍促讀，讓我們沒有勇氣面對先人曾經遭受的屈辱和災難，那些文字中，曾經的日軍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細緻把這場大屠殺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現。

原日本海軍第13航空隊轟炸機隊隊長奧宮正武在《我所見的南京事件》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所見的大屠殺場面：

“在下關刑場附近，從城中開來滿載中國人的敞篷卡車絡繹不絕，停在倉庫中間。”作為海軍軍官的奧宮認出這支部隊屬於第九師團第36聯隊，他走進碼頭的倉庫群，看到“兩手被綁在背後的十幾個中國人，被一個個拉到江岸邊幾米的地方，用軍刀和刺刀慘殺後，投入揚子江中。”“江中只見層層疊疊的屍體，靠近岸邊的江水為之阻塞，以肉眼幾乎難看出的速度裹挾着屍體艱難流向下游。但，有些人還沒有徹底死透，掙扎着向岸邊淺灣處逃生，那附近已經是一片血海，因為那裡等待他們的，是早有準備的槍擊和刺刀。”“整個過程如同流水線一樣秩序井然，連大聲指揮的人都沒有。看來，明顯是根據上級的命令在進行。”他向刑場入口的一個下士問道：“這麼多中國人，就這樣安安靜靜被帶來，你們是怎麼做到的？”回答是：“城內，對着在廢墟上收拾的中國人問：‘有肚子餓的舉手’，然後把舉手的裝上卡車作出帶去吃飯的樣子，就完成了唄。”“那麼，為什麼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長官說，為了節省子彈。”

這已經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過了兩個星期。

僅僅日軍第三十旅團一支部隊，其指揮官佐佐木道一少將就在手記中記錄，“到12月24日共計處刑一萬五千人以上，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第二年一月五日，處刑數千人。”

這樣的記載車載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史料中，總計三百七十三頁的書中，有九十五頁全部記載的是在南京日軍如何凌辱中國女性，那部分書頁，我至今沒有勇氣打開。

應該承認，一些日本學者，在承認和保存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如前面提到《南京戰》的作者松岡環，不過是一名有正義感的普通教師，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為右翼指責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記錄為虛構而將其告上法庭，保證了南京大屠殺和日軍侵略亞洲各國的內容被保留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在日本，這稱為“歷史教科書事件”。實際上，他們的工作在日本也受到了右翼分子的相當壓力。

例如，日本偕行社，原是一個堅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出版機構。但是，由於無可辯駁的證據不斷出現，一九八九年偕行社在新書《南京戰史》中承認了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並公布了一些證據（雖然屠殺中殉難的人數它並不同意中國的說法）。結果，它遭到了日本右翼的強烈反對。右翼分子投書威脅出版社，列出了以下五條“反對意見”。

一， 編輯委員會認為屠殺戰俘非法，這在法理上還要商榷。
二， 即便是有這樣的事，你們有什麼必要一定要把它公開？
三， 發布的數字不能100%確定核實，就不應該發表意見
四， 敗壞光輝皇軍的名聲
五， 引發中國國民的不滿

這些指責可以看出多為蠻橫而荒謬，而偕行社事實上還是比較右翼的出版社。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右翼的囂張和有關學者的艱難。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圖書館開架閱覽室書架上三十多冊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文獻，我覺得對這些日本學者的工作，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也許，維護這段歷史的真實，使它成為兩國共同的借鑑，是中國和日本歷史學者都不能推卻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