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的慘死與共產黨對地主的屠殺

亦文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剛上讀小學，從大字報上，第一次知道我家親戚中還有這麼多的階級敵人。隨着年齡的增長，社會的變化，我見到了這些長輩，不僅不覺得他們有大字報上說的那麼可惡，反而感受到了他們的天真和正派。那年頭，這些人都無事可做，長期在家待業，碰到一起，多以聊天打發日子。我沒學可上，常常聽大人們閒聊，漸漸地被他們的故事吸引，直到後來我上大學，還經常去聽他們講那些親身經歷和親眼見到的人和事，從中我也得到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信息和啟示。

我叔公和劉少奇是中學同學，但走的不是一條路。劉少奇中學畢業去了蘇聯，叔公考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剛好參加了民國第一次在全國範圍舉行的縣長資格公開考試，他是被錄取的100名縣長之一。那年頭，軍人當政，文人縣長夾在軍人中，很難有所作為，加之他剛出學校，有些年輕人的正氣，對官場上的貪污腐敗很看不慣，不願同流合污，所以思想上很傾向共產黨。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員時，他還暗中給他所在縣的共產黨員通風報信，要他們趕快走人。

我父親的姑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大學裡就加入了共產黨。紅軍兩次攻打長沙之後，幾乎和楊開慧同時被捕，也關在同一監獄。她們既是同窗好友，又是同一監獄的難友。國民黨殺人，既不要證據，也不以法律量刑，，只要有人說你是共產黨，或者在學校有左傾表現，抓到監獄裡，很少有人能活着出來。那時，我叔公為了營救他妹妹，到處找關係都不管用。只好每天清早一起床就到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等候收屍。為什麼每天都要守在這荒郊野嶺等收屍呢？

國民黨殺人，受刑者有幾種選擇:要想死得痛快，死得有點尊嚴，保全屍，可選用槍斃，但要交兩塊大洋的子彈費；交不起子彈費的將被送去砍頭。砍頭也不是完全免費的，要交半塊大洋的酒錢給劊子手，這樣，劊子手行刑的時候會刀下留情，讓砍下的頭還連着脖子上的一塊皮，不至於屍首分家，家裡人領到屍體後，只要用針縫一下，就可以把頭裝回去。如果家裡人不交這酒錢，砍頭時，劊子手就會讓受刑人身首異處，家裡收屍的人來晚了，那頭也許就被整日在這裡遊蕩尋食的流浪餓狗們搶走了。即使選用槍斃，也要向劊子手交酒錢，家屬要是不懂規矩，沒讓殺手喝好，那一槍下去，可能不會讓受刑人立刻斷氣，要讓他（她）痛苦地折騰一陣。碰上殺年輕，有些姿色的女共產黨人，家屬要是不等在那收屍，有些病態的士兵就會脫光她的衣服，玩弄死者的身體，甚至用樹枝去戳她的下身。這種事，我叔公見過好多次，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都去守候，怕他妹妹死後還受虐待。他只要聽說殺了女犯，就要揭開看看是不是他妹妹。現在網上對罵，創造了“裝逼犯”一詞（1），那時國民黨軍隊中卻真有“戳逼犯”。

關在這所監獄裡的楊開慧，自己並不知道，毛澤東早在兩年前就與“永興一枝花”賀子珍結成了夫妻，自己早已被拋棄和背叛。她還在牽腸掛肚地思戀自己的丈夫。她父親楊昌濟是倫理學教授，耳濡目染，舊理學“從一而終的觀念”，實際上在這個看上去相當新潮的女性身上根深蒂固。為了名節，她寧願死，也不同意在報上宣布與毛澤東斷絕關係。現在，許多文章都說她是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其實，何健並沒在共產黨的問題上做文章，而是要她在生命和毛澤東的關係之間作一選擇。楊開慧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死，而且臨死前不曾表現出任何對死亡的恐懼。她換上了早就準備好了的旗袍和鞋子，在判決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大名。她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它的三個孩子和母親。從後來在她家的老屋的牆裡發現她寫的幾篇感想來看，似乎她早就預感會有一死，篇篇都流露出這種情感。

楊開慧選擇了比較現代的方式服死刑。她的家人是懂得國民黨殺人的規矩的，交了子彈費。但是，她的家人畢竟是知識分子，對監獄裡的暗箱作業不是很清楚，不懂得僅僅交了子彈費是不夠的。從結果來看，應該是沒有給劊子手打發酒錢。執行槍決的劊子手，並沒一槍讓她斷氣、讓她痛苦地掙扎了一夜，沒人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時候斷的氣。第二天才發現她的雙手把地下的泥土都抓進去很深，還爬了好長一段路。也不知道是家裡的親人沒得到通知，還是不懂行刑後要馬上收屍，或者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去收屍，楊開慧死後，行刑的士兵也沒放過她，慘無人道地將她的衣褲統統剝去。我叔公聽說殺了女犯，以為是他妹妹，趕去查看，才知道被殺的是楊開慧。當時就大罵這些國民黨的劊子手作孽，將遭天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我叔公的處境並不好，這段經歷，一直藏在心裡，不敢說出去，我上大學時，還再三叮囑不要外傳，怕被上綱上線，反落個侮辱烈士的罪名，自找麻煩。

上次，我寫《毛澤東與楊開慧之死》一文時，一名網友曾質問我，為何不指責殺楊開慧的何健，卻指責毛澤東對楊開慧的拋棄，導致楊開慧被殺。我說，指責毛澤東並不表明何健沒有被指責的罪行。只是每篇文章的重點不同。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後來又帶領紅軍攻打長沙，如果被何健抓住，要砍要殺，在法理上還說得過去。但楊開慧早就隱居鄉下，以照顧母親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為己任，既沒有參加過秋收起義，有沒有攻打過長沙，僅僅以她是毛澤東的老婆，就要將她處死，死後還要受到如此的折磨，天理何在？人性何在？楊開慧之死，何健在前台行刑，蔣介石在幕後密令，兩人都有直接的滅絕人性的責任。

那時，我叔公對國民黨失望透了，不久就辭官回鄉辦教育去了。親戚中，不少人都參加了共產黨，去了延安，有的後來還成了共軍的高幹。那時，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共產黨的幹部廉潔奉公。抗戰時，共產黨的幹部托人給家裡帶信連信封都是用廢報紙糊的。令這些看不慣國民黨胡作非為，貪污腐化的知識分子敬佩得五體投地。天天盼望共產黨來，以為共產黨來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愚昧，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污腐敗，統統可以得到解決。

共產黨終於來了。看過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的叔公，自以為過去幫過共產黨，資助過鄉下共產黨的游擊隊，襲擊和騷擾過白崇禧的部隊，又在鄉下辦教育，對社會和勞苦大眾有所貢獻，共產黨來了一定會得到重用。沒想到，土改時，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說不清。

國民黨殺人，還要通過法院做做樣子，共產黨殺人，連法院都省了，上面有規定每一鄉要殺的數量指標。殺人像開玩笑一樣，稍不留意，就超過了上面定下的指標。（2）開會時，只要土改工作組的領導把要殺的名單一報，與會者舉手通過，就可執行了。被煽動起來的農民，雖然有的一輩子都沒去過省城，但殺人的套路與國民黨殺共產黨的方法如出一轍。也分兩種殺法，槍斃與刀砍，也要交子彈費和酒錢。鄉長，保長，士紳和當地比較大點的地主都是殺頭的對象。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劊子手是經過專門訓練的，而共產黨要殺的人太多，劊子手一般都來不及訓練，大多是鄉里的流氓無產者和天天殺豬宰羊的屠夫。你就是交了酒錢，也不能保證屍首不分家，更不能指望一槍致命。

對地主的鬥爭手段也極其殘忍：為了逼迫地主交出可能隱瞞的財產，有把地主的老婆脫了褲子鬥爭和拷打的；有把地主的一根手指和一根腳趾用繩子綁起來，吊在屋梁上，稱之為吊半邊豬的；也有用竹尖釘地主的手指和腳趾的；還有大冬天把地主用樓梯綁着放到結了冰的塘里下冰鍋的… …。各式手段，五花八門，可謂集中國五千年酷刑之大全。

去年回中國，與一退休老師聊天，他告訴我，土改那年他才6歲，農會想從他口中，逼出他父母那莫須有的隱瞞財產，曾把他吊到屋梁上，用燒紅的烙鐵烙他。我問他，痛嗎？他說，那時嚇得連痛都感覺不到了，只聞到燒焦的臭味。後來，燙傷的地方爛了一年多才好。不久前，接待過謝覺哉的一個秘書的女兒，她告訴我，她爺爺就是在土改中，被農會的打手用燒紅的烙鐵塞到嘴裡，被活活燙死的。謝覺哉在延安就任過中共法律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建國後，歷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是中共內的法律專家，他的秘書的父親竟死於如此荒唐的私刑，不能不說是對他搞了一輩子的法律的諷刺。

我叔公一看形勢不妙，與他的一個朋友跑到城市去投親靠友。那時，從鄉下到省城沒有汽車，只好晝藏，夜行。他的那個朋友，走到半路，想起了扔在家裡的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妻兒，實在放心不下，決定不逃了。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農民拿出去砍了。據說，他跪在刑場，被行刑的刀斧手一刀砍掉腦袋後，突然站了起來，拖着沒頭的軀體向自己家的方向狂奔，把圍觀的民眾和行刑的刀斧手都嚇癱了。這人，是謝覺哉的學生，也是毛澤東在廣州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秋收起義時被毛澤東派到鄉下發動群眾，後來，陰差陽錯，沒趕上毛澤東的隊伍，留在了鄉下。由於祖上傳下點土地，本人也有點文化，受共產黨的指示，在鄉里當過小學校長，利用鄉里的資源幫助共產黨。他這次出逃，本來是去找謝覺哉和毛澤東的，沒想到放不下對妻兒的愛，使他丟了性命。人性之愛在暴力之恨的面前，是何等的蒼白無力！粉碎“四人幫”後，上面說這是冤案，殺錯了，平了反，但對死了幾十年的冤魂而言，這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我叔公日盼夜盼的共產黨不僅沒給他帶來任何希望，反而給他帶來一場恐怖和災難。靠着親朋戚友的幫助和庇護，他雖逃過一死，但每次運動都要被整一整。好在他高壽，毛澤東死後，他還活着，晚年他還被拉入省政協當了個掛名委員，算是得了點迴光返照。

我一直忘不了叔公在文革中說的一句話：過去，不反對國民黨是沒良心，現在還跟着共產黨瞎起鬨是沒有理智。這既是他窮盡一生悟出的道理，也反映出那一代人左右皆誤的悲哀和無奈。碰上了國共兩個打得死去活來，本質上卻完全一樣的政黨，無論選擇了誰，拋棄了誰，都無法讓人按與生俱來的本性自由自在的活下去，也無法走出慘遭蹂躪，踐踏和羞辱的命運。

（1）參見《多維博客：牛樂吼文集》

（2）參見《黃克誠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