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途窮身名裂——抗倭名將胡宗憲[圖]

　　胡宗憲是個文官，眾所周知他應該算是個奸臣，因為阿附奸相嚴嵩的義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趙文華，並曾夥同趙文華參與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張經，冒領張經抗倭的戰功，而成為他人生的一個無可原諒的污點。因此在他活着時名聲就不大好，在死後更被當作嚴黨的走卒成為士人與百姓眼的另類，永久地失去與後來的抗倭功臣戚繼光、俞大猷等人成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資格。

　　在明朝，由於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歷代武將藩鎮跋扈而威脅中央政權的經驗，對有才幹、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向來是無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團來擔任統領軍隊、鎮守邊疆乃至指揮作戰的職責。外行去導內行，必然使大家都變成外行，這便是所謂的儒將。所以至嘉靖年間，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過還是有少數能勝任合格的，如後來的譚綸和袁祟煥等，身先士卒，戰功顯赫。胡宗憲也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先為巡按御史，聯手時任工部侍郎的趙文華扳倒張經後，又扳倒張經的繼任者揚宜，並取而代之成為兵部侍郎，總督東南軍務，統領整個東南的軍隊，擔任起平復倭患的重擔。所以在他擔任軍隊統帥指揮作戰的時候，就不能再稱之為文官了，而是一個將領，又因為他的戰績的確彪炳，所以也不妨稱之為"名將"。

　　胡宗憲，字汝貞，號梅林，安徽龍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進士，初任山東益都縣令，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縣令要幹的事很多，比如稅收、審判、治安、刑偵乃至軍備防務等等都得一個人負責，宗憲在任期內因為精幹，政績凸顯，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較突出，聲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屢獲升遷。國內有關於胡宗憲的影視作品並不多，常常是作為嚴嵩的黨羽而以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出現，而且一般也是以一個典型的顢頇官僚的形象出現。當然，作為一個奸臣，這樣一個形象也是與人們厭惡的"壞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歷史上的胡宗憲，卻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偉岸男子，足智多謀且膽略過人，與倭寇作戰時，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親臨戰陣，指揮作戰。雖然在他報捷請功的奏摺中常常多有誇大，但與倭寇數十仗，也確實是少挫多勝，是自戚繼光以前對倭寇最具威脅的人物。

　　當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對倭寇作一些簡單的介紹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時，日本與中國關係尚為密切，雙方海上貿易往來不斷。宋滅亡後，日本拒絕臣服元帝國，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啟用原南宋海將范文虎等人，組織了由蒙古人、朝鮮人、漢人、南人（南方漢人）構成的混合兵團遠征日本，兩次遠征都毀於風暴，至此日本與中國的關係破裂，日本開始有小股海寇騷擾中國沿海諸省。直至明朝建立後，由於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極後的頭幾年對山東、浙江、福建沿海的襲擊，朱元璋與當時的日本將軍還打過幾次嘴仗，嚇唬曰"……倘必為寇盜，即命將徂征耳……"，甚至真擺起起兵遠征日本的架式，而後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等等云云（見【明史】）。朱元璋時代的明朝雖說煞氣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見得比當年的忽必烈強，沒有取勝的把握，且當時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國更具威脅，因而雖然很生氣，終未對日本動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時於沿海大肆築城整飭海防，並在福建、廣東造戰艦三百多艘，招兵5萬8千餘人，準備徹底解決倭寇問題。日本人也十分乖覺，見狀遂向明示好，並遣史朝貢。朱元璋也並非真打算對日本來真格的，見海患暫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規模剿殺開國功臣胡惟庸、藍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則遠征漠北，在南則打造艦隊遠下西洋，正是中國海上力量最強盛時，日本將軍足利義滿還受朱棣冊封所謂"日本國王"，並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暫時獲得了平安。當然，這個中日兩國有史以來關係最好的蜜月時期並沒有持續多久，就在鄭和艦隊第七次從西洋回國後，中國發生了一件令後來世界各國史學家們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為強盛時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艦隊和銷毀所有航海日誌等資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過這個件事是另一個題目，和本文沒什麼關係，就不再多說了。永樂十七年時，數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遼東，中途遭都督劉義榮軍隊的伏擊，被斬742人，降857人。這標誌着倭患重現，至此倭寇又開始了對中國漫長海岸線長達百餘年的進犯。當然，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無關係的。

　　對宋朝歷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時中國海上對外貿易是相當發達的，這點中國人自己吹噓的不算，要洋鬼子說的才作數，如13世紀意大利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所寫的《1271年的泉州》一書，就很能說明問題。像他對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寫：……這是一個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蘭還大，商船從中國海進入到這裡。它的周圍高山環繞，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個躲避風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廣又寬，滔滔奔流入海，整個江面上充滿了一艘艘令人驚奇的貨船。每年有幾千艘載着胡椒的巨船在這兒裝卸，此外還有大批其他國家的船隻，裝載着其他的貨物。就在我們抵達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來自阿拉伯，有的來自大印度，有的來自錫蘭(Sailan)，有的來自小爪哇（Java the less），還有的來自北方很遠的國家，如北方的韃靼(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亞或俄羅斯--譯者注)，以及來自我們國家的和來自法蘭克其他王國的船隻……在這裡你可以找到來自世界遙遠地方的商品。但是對大部分當地人來說，他們製造並賣給外商大批精美質地的綢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從我們手中購買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結果，就像我將要講的，在刺桐，人們可以見到來自阿拉貢(Aragon)或威尼斯、亞歷山大里亞（Alessandria）、佛蘭芒的布魯格（Bruge）;等地的商人；還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國商人……"。此外還有廣州，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世界性的貿易城市。無論如何，中國是個擁有着巨大市場和資源、技術、商品輸出的國家，可以說，當時明朝中國要退回去搞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對整個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海上貿易來說都是個巨大的打擊，中國可以不需要這個世界，閉關鎖國，但這個世界不容許中國人這麼做，數百年後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歐洲人用大炮轟開了國門。

　　不過此時，東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開，咱們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現可以轟開其國門的勢力。然而綿延數千裏海岸線是不可能禁錮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貿易和運輸，就必然出現大規模的走私船隊，因為利潤極大，來自中國、日本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冒險家也紛紛帶着他們的武裝船隊加入這個冒險的隊伍。他們常常在明政府勢力所不能及的東南島嶼上集結，發展到後來，每天遊蕩在中國沿海附近的大小船隻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這些以牟利為目的的龐大海上武裝中，沒有法律制約，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從事的營生也不可能僅限於走私一項，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盜集團，其中一些勢力最大的中國籍武裝商船的大船主，他們往往也同時是海盜集團的首領。為了在與明政府海防軍的衝突中能占上風，他們往往與戰鬥力極強的來自日本列島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聯合。因為明軍一貫對倭寇畏懼的緣故，故襲擊沿海的中國籍海盜習慣上也與他們的日本同伴着同樣的裝束，以威懾明軍；另一種說法說，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連累到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這便是明朝中葉的"倭寇"的來歷，它已不同於元末明初時期的純粹由日本浪人組成的海寇，其名為"倭"，但實際上一支倭寇部隊裡，約占七成的是中國人。這已不是一支傳統意義上的海盜了，普通海盜所到一地，呼嘯而來，掠擄一盡後呼嘯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擄外，還襲擊州府，圍攻城池，甚至組織生產作長居久計，直接威脅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稱之為"盜"也不盡然，稱之為"寇"比較貼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間，已經蹣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擁有號稱200萬常備軍每年消耗巨大軍費的大明國防軍，其實武備松馳，裝備陳舊破爛，組織鬆散，軍紀敗壞，士氣渙散，並且由於政治和文化上無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備成為不可能，所以實際上這支遍布全國的龐大軍隊，其大部分部隊的戰鬥力比田間耕作的鄉農強不了多少。長期以來，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明軍在與數量少得可憐的倭寇小分隊作戰時，頻頻被擊潰，而後相互擠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記錄可作為形容："……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溪、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黃蓋，率眾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滸墅。為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許多人都聽說過。

　　在嘉靖年間眾多的抗倭將領中，要把他們的事跡一一都作個介紹無疑是件很費力的事，有我們比較熟悉的戚繼光、俞大猷，也有歷史上出現不是很頻繁的朱紈、張經、王忬、盧鏜、湯克寬等人。而我們的胡宗憲胡總督，他最突出的功勞便是誘殺倭寇中的中國籍大首領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灣有部小說《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頭子的事跡，讀過這部小說的朋友應該對他們不陌生。這些個在胡總督那個時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領，便都是中國人。起初不論是中國籍的海寇還是日本浪人，他們在小單位作戰時組織嚴明，等級森嚴，採取日本軍隊的組織方式，無異於日本職業軍隊。從大處而言，他們又似乎是烏合之眾，沒有統一指揮和明確的目的。不過從後來汪直、徐海等首領輕易接受招安的表現來看，他們或許還有些長遠點的戰略目標，那就是通過與明政府軍的作戰來迫使明政府改變政策開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並且讓他們中的大首領如汪直、徐海等人成為中國軍隊的將領，這無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誘惑力。

　　是年，不學無術的趙文華通過虛報戰功升為工部尚書，又在老契爹嚴嵩的幫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閩軍務。趙文華也曾與倭寇作過戰，但他是個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還連帶着讓胡宗憲也吃了一場大敗仗。不過趙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還爭着攘這個磁器活，衝着的就是手裡有胡宗憲這個金剛鑽，他的興趣全在兩浙、江淮、閩粵幾省所徵召的豐厚的軍餉上，遂把除徵發糧餉以外的所有軍務很爽快地交到胡宗憲手上。

　　胡宗憲對倭寇也非一味蠻剿，在外交上也作過了些努力，曾請旨朝廷派使臣與日本政府建立聯繫，約束本國海寇。但此時日本正鬧內亂，大概也就是日本傳奇英雄信長正在發動一統諸島的大內戰的時代吧，中國自來外交上就是稀里胡塗的，根本不着其門，是以在外交上沒起到什麼作用。但從日本回來的使臣陳可願卻帶來了一個倭寇中國籍首領汪直與其義子毛海峰有意歸順的消息。胡宗憲將此事上報，兵部的官僚們對此甚為謹慎，對汪直頗為猜忌，認為汪直希望明廷開市通貢的要求無異於是對朝廷的要挾，"其奸叵測"，着令胡宗憲嚴加防備，並令轉告汪直，要表示誠意，就得先滅了舟山群島一代的諸倭寇的巢穴再說。其實這事如果明廷能處理的好，或許就是個簡單解決倭患的機會。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衝州撞府來增加談判籌碼，就很有點當年梁山好漢逼招的味道。這本非難事，中國歷代就有招賊為兵的傳統，許多招降來的反政府武裝到後來往往會成為國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時的名將揚再興，明末的鄭芝龍，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開市通貢"，就很可能是其最終悲劇的根源。

　　終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等領域無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後。對內實施保守陳舊的統治，對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時代的歐洲人開始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和海上爭霸的時候，舉國的知識分子仍埋頭八股，皓首窮經，渾不知天地方圓。可以說，明與南宋雖同為封建王權，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們在思想上的保守與偏執已達到了歷史上最頑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這樣一個重要的體現，在鄭和最後一次從西洋回國後，儒生們便急不可耐地將船隊的航海日誌和船長日記等重要的歷史資料和文獻搜繳焚毀，以防以後再有人看到，效防這種有違聖賢之道的無謂的冒險活動。這很明顯地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們的心聲：我們不需要了解這個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開放海上貿易，無疑將摧毀士大夫們苦心經營百年的閉關鎖國的局面，後果可預料的是將衝擊整個文化和道德價值上的秩序。並且因外勢力的武力威脅而改變一項重要的國策，在本朝還尚無先例。在這種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區區海寇之身，就想讓超級大恐龍（新人類語，反應遲鈍之意）般的明政府改變禁海令這樣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所想未免天真了。

　　胡宗憲得到兵部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權限，便意味着他可以有着很大的空間以實施他的對敵計劃而不受過多的干涉，不過在他後來對倭寇所實施的一系列神乎其技般的連環計里，有一個人的作用是不能不提一下的，那便是胡宗憲的幕僚，吳越的大才子的徐渭，浙江山陰（紹興）人，字文長，又號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集書法家、畫家、詩人、劇作家與一身。此人聲名極大，遠甚他的主官胡總督。他曾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我們所熟識的古代許多大腕都是徐渭的崇拜者，如鄭板橋甚至自稱願做"青藤（徐渭）門下走狗"，湯顯祖稱："安得生致徐文長，自拔其舌"，齊白石則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在吳越一代頗多關於他種種機智詼諧的傳說，膾炙人口，婦孺皆知，是個漢族版的阿凡提。但是徐大才子亦精通兵法，就較鮮為人知了。自古紹興師爺的名聲滿天下，徐渭便是紹興師爺中的佼佼者。

　　時值嘉靖三十五年，倭寇首領徐海與陳東、麻葉等集結兵力逾萬餘，兵分三路，猛攻江浙，四月，倭寇部隊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桐鄉之圍。桐鄉屬嘉興府，乃江浙戰略要道，若陷於倭寇手，將直逼杭州和陪都金陵。浙江巡撫阮鶚亦被困其中，急得快發瘋，連連發急報催促解救。一時間，一直被明廷視為疥癬之患的小小倭寇，竟鬧得乾坤動盪，滿朝震驚。那徐海本是杭州一個犯了風流案而投身海寇的浪子，又名徐明山，據說曾當過和尚，武藝高強，為人精明強悍，在當時幾大股倭寇中勢力僅次於汪直。此時坐鎮杭州的胡宗憲，不久前因趙文華那個衰人的拖累才吃過敗戰，損失慘重，手頭兵力僅餘三千多人，不僅數量不及倭寇，質量更不在一個重量級。而從其餘地區調兵，一來遠水解不了近渴；二來客兵（北兵）普遍軍紀邋蹋，對百姓之害更甚於倭寇，且戰鬥力亦是不值一提，往往一遇倭寇便土崩瓦解，自相踐踏。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胡總督和徐師爺都知道硬打是不行的了，恐怕援兵未到，大明朝的東南門戶怕要被小小的倭寇撬開了，"剿寇"如果剿成這樣，就不是鬧國際笑話的問題了，大明朝一干文臣武將怕是全去買豆腐撞死也不足以掩其羞了。

　　好在當時胡宗憲已與汪直及其義子毛海峰（即王滶）聯繫上了，並從金華監獄裡將汪直受牽連的老母妻兒解救出來，初步取得汪直的信任。總督師爺一番策劃，定下計策，先遣人與毛海峰接上頭，央其遊說徐海退兵，隨即派手下軍官夏正與徐海接上頭，曉知以理，動之以情，又是名祿相惑，又是威逼利誘，徐海本來立場便不是很堅定，大明官爵的榮華富貴還是很吸引人的。在探知徐海有意接受招安後，夏正便在徐面前挑撥說另一倭寇首領陳東也有意招安，不日將搶先拿徐海獻功；在遊說徐海的同時，胡宗憲又遣人到陳東那通風報信，施展同樣故事，那陳東也不是精明之人，輕易入彀。

　　此時幾大賊首已相繼被胡宗憲以功名利祿收買，震動天下、危急萬分的桐鄉之圍不解而解。可嘆他們到死都不知道，胡大總督手裡雖有"便宜行事"的權力，但招撫的權限全在朝廷部議，而兵部諸剛愎的官僚們早已否決了胡宗憲關於招撫的提議，胡大總督此時純系在摸着石頭過河。

　　話說那徐海惱陳東背地裡要出賣他，在夏正的慫恿下，誘捕了與陳東一夥的首領麻葉，綁至胡總督帳前做見面禮。胡宗憲趕忙擺出一副曹操釋張遼、張飛釋嚴顏的架勢給麻葉釋縛，麻葉感激涕淋，表示願意效忠，拿下徐海為胡總督效力，遂與陳東寫了封書信要密圖徐海。胡宗憲拿着麻葉的親筆書卻讓夏正拿給徐海看。徐海惱怒之餘，設計誘捕了尚在稀里胡塗中的陳東，親自押送至胡宗憲帳下。胡宗憲裝模作樣地犒賞了一番，打發徐海出帳。卻對陳東好言相撫，又以言辭相撩撥，並特意安排陳東的部眾與徐海相鄰而駐。陳東莫名其妙遭暗算，氣憤難當，又有胡宗憲在暗中搗鼓假書信撩撥他的手下，終究是去尋徐海的晦氣，兩支倭寇的主力放着大明朝的州不沖、府不撞，就在胡宗憲設的口袋裡撕殺不停。

　　等到徐海回過神來明白中計時，已是晚了，陳東的部眾已被他殺得差不多了，兩敗俱傷，而他派去向日方大首領薩摩王送求救信的倭寇，也被胡宗憲早埋伏好的參將盧鏜拿個正着。徐海坐守無望，率殘部突圍，這時他的死對頭俞大猷已領數千明軍援兵趕到，將徐海餘眾趕入位於嘉興北海鹽附近的內河，徐海也在投水逃亡時溺死，全軍盡墨。可憐陳東、麻葉等倭首也被送入京中處以極刑，共赴陰曹地府去與徐海理論了。此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二十九日事。

　　俞大將軍乃與戚繼光齊名的大英雄，自當也作些交待，他是福建泉州晉江人士，生卒年1504-1589，字志輔，號虛江，將門之後，世襲百戶。嘉靖十四年（1535年）武場奪科，封千戶，守御金門島。嘉靖二十八年升備倭都指揮。因戰功卓赫，又升參將，王江涇一役後，升至都督僉事。嘉靖四十年鎮守江西，後又任福建總兵官。四十二年與戚繼光聯手大破倭寇於福建興化府，次年轉任廣東總兵官，與倭寇在廣東打出了著名的海豐大捷，一舉平定粵海。不久又回福建任總兵，萬曆年遭奸饞被罷職，後又復職任軍都督僉事，對宦場心灰意冷，告老，卒於家中。諡武襄，遺著有《正氣堂集》、《劍經》。

　　與戚繼光不同的是，俞大猷不僅能征善戰，而且目光也較為遠大，曾經提出過一個重振中國海軍的宏偉構想，他計劃讓朝廷搞軍事改革，精兵簡政，讓原供應三個兵的銀餉供一個兵，以質量代替明軍邋蹋無用的數量，並將撥給陸軍的軍餉撥一半給他，建立大明海軍，在海上消滅倭寇海盜等所有海上武裝，乃至東征日本永絕後患。寫到此筆者不禁擱筆暇想聯翩，如果當時俞大猷的計劃真的得以實施，那將整個兒地改變中國數百年後的命運，可嘆可嘆！不過此事終究是水中花，鏡中月，南柯一夢而已，之所以未果，黃仁宇老先生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書中已分析備詳，有興趣的朋友可參閱，筆者就不拾人牙慧了。

　　另有一段關於俞大猷的題外話也頗值一書，那就是這俞大將軍可是見諸於正史的劍術高手，據說少林寺因為千年數朝幾度浩劫，劍術典籍盡數被焚，至明時少林已無人能劍，後得知俞大猷乃是當世一等一的劍術高手，遂派幾名最有慧根的青年高僧去向俞大猷求傳劍法，俞大將軍不是小器人，歷時三年，不吝相授。此事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多有提及，非筆者杜撰。

　　胡宗憲用連環計料理了徐海等人之後，正待向汪直實施下一步計劃時，朝中已發生對他極其不利的變化，他的頂頭上司兼靠山趙文華失寵倒台。這是個極為奸詐但有時又很愚蠢的人物，他曾偷偷把老契爹滋陰壯陽的秘方騙出獻給愛亂吃藥的嘉靖皇帝，希望能繞過靠山直接拍拍皇帝的馬屁，沒想到他這種小動作，卻讓皇帝身邊的太監捅出去，惹得老契爹大為光火，嚇得他連滾帶爬，磕頭搗蒜，出盡醜態才重新討回嚴嵩的歡心。沒多久好了傷疤又忘了疼，恃寵而忘形，又開罪了小相爺嚴世蕃，滿朝文武已經替他捏把汗了。但他同樣的蠢事一而再，用搜刮的錢財在京城大修豪宅，甚至高過皇城，這在中國歷代王朝里都是不能容忍的。這年是嘉靖三十六年，皇城失火，燒毀三座大殿，皇帝令趙文華督工重修，但進展甚不如意，皇帝心裡鬱悶，登高散心，卻發現趙文華的府坻高大豪華，怒從心頭起，趙文華從此失寵，雖有老契爹不計前嫌多番維護，可和皇帝結下的梁子卻不是那麼容易揭過的，終於是被皇帝逮着個藉口罷黜。趙文華後來悒悒病斃，傳說死狀極慘。

　　趙文華的倒台雖然對宗憲打擊頗大，但還沒有直接影響到他，這時又發生了一件祥瑞之事，使得胡宗憲的個人宦途事業達到了頂峰。嘉靖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海北(今舟山定海區岑港鎮)一個獵戶捉到一隻通體雪白的雌鹿，將它獻給胡宗憲。現在我們知道，這或許是和白虎白獅一類自然界很罕見的動物白化現象，也或許是當時中國瀕臨滅絕的獨特物種，總之在當時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而鹿在中國一直是頗為吉祥的動物。胡宗憲將白鹿獻給一直想長生不老的嘉靖皇帝，聲稱這是"聖天子萬壽之徵"，此時徐師爺天下無雙的文采亦大派用場，奉命作【進白牡鹿表】一併獻與皇帝。好事成雙，沒多久又有人捕獲了另一隻雄鹿，湊成了一對，胡宗憲欣喜若狂，又由徐渭捉刀，作【再進白鹿表】，兩份表的大至內容都是文采頂極的牽會奉承之言，諸如第一【表】云："……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博水，天上博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台……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口卸芝侯輦，長迎萬歲之游。"第二份云："……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而事神明，於穆而孚穹。" 等等諸如此類，總之都是奉承皇帝，暗示這兩頭珍奇的動物是神仙謄賞，能給他帶來長生的意思，嘉靖皇帝平素就有亂吞食長生藥壯陽藥一類丹石的嗜好，胡總督這兩頭鹿和徐師爺這兩份表都正搔在癢處，喜不自禁，對胡宗憲大加封賞。而徐渭也身價百倍，一時間他的文章墨寶動輒逾價百金。

　　這年九月二十五日，汪直應胡宗憲之邀率其倭寇艦隊泊於舟山島西面的岑港。汪直是倭寇中的霸主，和他胡宗憲同是安徽老鄉，這也是他信任胡宗憲的一個重要原因。嚴格說汪直的倭寇或者海盜身份都是很模糊的，一方面，他的實際後台是徽商海上貿易集團的大船主們，而這些海上徽商們最大的願望並非攻城掠地而是解除海禁，汪直代表着他們的利益，所以他還身繫着讓明廷開禁通商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也從未停止過與明廷海道官員的暗中交易，為了開禁通商這個鏡花水月，他的海上武裝時常受命於海道衙門而替明廷剿滅其它的倭寇。在嘉靖二十六年時，當時的浙江巡撫朱紈攻破海上走私集團的交易集結地雙嶼島，重創海上武裝走私集團，汪直不得以收編餘眾東渡日本，休生養息了一陣子，吸收了大量日本浪人、武士、散兵游勇，壯大了勢力，一度甚至有"徽王"之稱，又號稱"五峰船主"，許多入海通番的船隻都只有插五峰旗號方敢在海上行駛。

　　二十九年（1550），汪直在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的授命下，滅了作惡多端的盧七、沈九的海盜集團，斬殺近千匪徒；三十年，在海道衙門的委託下，汪直聯手衙門的官兵襲擊了另一支勢力極大的倭寇勢力陳思盼集團，將其吞併；三十一年，汪直與海道副使李文進手下的把總張四維聯手又解決一夥圍攻舟山的倭寇集團。通過與官府一系列的合作，汪直火併了許多海上武裝，確立了他海上霸主的地位，上述的徐海、陳東等，都得仰息於他。所以說他與官府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明廷官員需要藉助他清剿海寇，而他也時常藉助官府的力量壯大勢力，這是他一直以來對朝廷報着極大的幻想的主因。

　　但汪直在海上也並非全無挫折，他的集團畢竟是倭寇性質，為了逼迫明廷儘快開解禁海令，嘉靖三十二年初，汪直部大舉攻入上海、蘇州、徽州、南京等地，大肆燒殺。三月，汪的死對頭，時任參將的俞大猷與湯克寬奉浙江巡撫兼福、興、漳、泉道王抒之命攻打他，俞大猷派了兩名自告奉勇的死士連夜泅海翻山，襲擊汪直的根據地，將他的火藥庫引爆，隨後重兵往擊，端了汪直的老巢，逼得汪直不得不重返日本。

　　胡宗憲在將汪直的老母妻兒解救出來後，迎至杭州，甚是優待，已初步取得了汪直的信任。胡趁熱打鐵，令說客蔣洲赴日本勸降汪直，汪直此時因徐海、陳東、麻葉之死還頗有疑惑，蔣洲巧言開導，以汪直與胡總督的同鄉之宜相惑，並誘之以親情，汪直或許是思念老母妻兒情切，亦或是真相信了胡宗憲的空頭支票，數日後，終於率眾船來降。但對胡宗憲仍不放心，先遣義子毛海峰試探，胡宗憲此時是不論任何代價也必得汪直不可，不惜在毛海峰面前指天發誓，絕無他心，還派指揮夏正、把總劉朝恩、陳光祖、通判吳成器隨毛海峰去見汪直，其實是去做人質來打消汪直的疑心。汪直見這諸多朝廷命官，終於打消了最後的戒心，下船上岸，去見宗憲。可嘆這海中的蛟龍、縱橫江湖的巨寇，一旦脫了海，就如猛虎離了山林，孫猴子進了五指山，自投羅網了。

　　胡宗憲得知汪直來見，大喜過望，開門親迎，汪直感動不已，跪下請罪，胡宗憲親自扶起，與他敘述鄉宜，稱兄道弟。汪直也感激涕淋地表示忠心，願為明廷清剿海寇。此時胡宗憲還未能確定中央的精神，不知朝廷將如何處置汪直這塊好不容易到手而又燙手的土豆。但汪直既已入了五指山，胡宗憲是決計不肯讓他逃出去的，因而一面設宴款待，實為軟禁，並令下屬送糧食酒肉給汪直的船隊，安撫毛海峰；一面加緊令文牘員修寫奏摺，送入京中請示。但朝廷部議也無甚結果，不知如何處置汪直，對汪直是決不信任的，放汪直回船為朝廷效力？那無疑是縱虎歸山。馬上殺了汪直，那將引來倭寇的大舉進攻，撫也不是，殺也不是，只仍令胡宗憲"便宜行事"，"如羈養之"。這一禁，就是兩年。

　　至嘉靖三十八年冬，朝廷終於下了旨。這日胡宗憲擺好筵席邀汪直入飲，酒過三巡，汪直便被武士拿下，朝廷終究是主剿不主撫，下旨處決汪直，宗憲又是抱歉又是無奈，聲稱此非他本意，請求汪直原諒。汪直懊悔莫及，厲聲喝罵，但此時也於事無補了，一代梟雄，就此人頭落地。而那個還在毛海峰船上的倒霉蛋指揮夏正，也被毛海峰一怒之下大卸八塊。

　　汪直死後，他的倭寇集團也隨即解體，而其它有號召力的中國籍的首領徐海、陳東等也先其滅亡，海上再無那種能領袖群寇的巨頭了，倭寇們曾經所報的極大期望的招安和開市都隨之徹底破滅，從此他們陷入一種憤怒的、單純以殺人放火、劫擄財物為目的的殺戮中。中國沿海各省，在隨後也遭到了數倍於前的慘烈蹂躪。

　　在汪直之後的另一個大海寇鄭芝龍的運氣就比他好得多了，這位與日本關係同樣密切的精通四國語言、能寫西洋詩的年輕海盜頭子，後來成功地被明廷招安，並在極短的時間內為明廷清剿了所有海盜集團，一舉解決了困擾中國數百年的海患問題。而他的在日本生的混血兒鄭成功，後來更成為晚明的支柱，抗清的主力，打敗荷蘭艦隊收覆台灣的民族英雄。當然，這是後話了。

　　拿鄭芝龍與汪直相比，只是想作個假設，如果當時明廷遵守信用真的招撫了汪直，賜以高官，或許汪直也能像鄭芝龍那樣為明廷拼死效忠，那麼明朝將可能提前數十年解決海寇的困擾，而不至陷入像後來那愈演愈烈的幾乎耗盡國庫的持久戰。現在我們無需確定明廷在軟禁汪直的這兩年中具體在商議什麼，比如王抒主撫，俞大猷堅決主剿的爭議等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汪直提出的要求明廷"通貨、互市"，以放開海禁來作為他為明廷效忠的條件是最終促使明廷作出對他"萬難肆赦"的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在汪直授首後的明年，倭寇捲土重來，變本加厲，風捲殘雲般地襲卷沿海諸省，官軍莫不能擋，三十九年末，倭寇攻擊重心轉至福建，攻掠泉州、南安、惠安、廈門、同安諸府縣；四十年初，圍攻福州，破福安、寧德、福清、永福諸城。四十一年，奸相嚴嵩倒台，嚴嵩集團遭清算，胡宗憲因屬嚴黨而坐罪，革職入獄，後獲釋。此時已是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了，四十二年，御史汪汝正以胡宗憲給嚴嵩之子世蕃手書中，有"自擬聖旨"為據劾胡，胡宗憲再次入獄，在獄中憤然上書為自己辯白，嘉靖皇帝或許是念他功勳卓著，未定其罪。胡宗憲革職入獄的同年十一月，倭寇攻破興化府（今福建蒲田）大肆燒殺，全城男子盡屠，女子留作營妓。一時間，朝野震動。但隨後即被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擊潰，並陸續將零散倭寇剿滅，一直至萬曆年間，方基本平定沿海海患。

　　而胡宗憲，於四十四年時，又有大臣上奏羅織他的罪狀，宗憲不願再受辱，憤而自盡。中國古來能征善戰的大將軍多無善終，吳起、李牧、白起、韓信、李廣、高仙芝、岳飛、袁崇煥、林彪……無論人品如何，皆死無端，正應了那句"將軍百戰身名裂"。宗憲亦不脫此彀中。其生前著有《籌海圖編》一十三卷，詳錄江浙沿海的地形、防務、倭情、戰記等，並留有《督撫奏議》、《忠敬堂匯錄》、《三巡奏議》等遺著。

　　曾輔助宗憲成此大功的大才子徐渭，在宗憲倒台被捕後，不得以裝瘋脫罪。而傳說中，似是真瘋，四十六歲時，又因瘋顛殺妻而入獄被判死刑，幸得朋友營救，坐獄七年後獲釋。而他的畫技，也是在他瘋狂的這些年中得以大成，開創了大寫意畫派，成就一代宗師。但晚年生活極為潦倒，淪落到變賣藏書和字畫裹腹，終在貧瘠鬱憤中長逝。總之其人其事，亦甚多傳奇色彩。

　　對於胡宗憲誘殺汪直、徐海，後人評論莫衷一是，或嘆服於他那幾乎只現於三國的巧妙絕倫的連環計中計，給予了倭寇集團以沉重的打擊，瓦解了倭寇成規模的勢力；或責罵他言而無信，過河拆橋，背信棄義，導致後來的倭患愈演愈烈。其實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大多都能找到根據而相互並無多大矛盾。而胡宗憲他自己，其實也只是他那個時代身不由己的一顆棋子而已，不論是剿滅倭寇時的英勇機智還是諂上冒功時的卑劣。

　　總之，他那個時代道德是蒼白的，哪怕是後來完成宗憲剿倭的未竟事業的民族英雄戚繼光，也有瞞着元配偷養五個美妾私生數子的緋聞，或者是讓後世史家束手無措的那個蓄養美姬以諂媚張居正的不光彩的隱事；而那個享譽千古的與包拯齊名的海剛峰海青天，在外是道貌岸然的剛正清廉的君子，但對他的妻女而言，他府上是陰森地獄，而他就是那索命的猙獰無常，因為他有活活餓死自己七歲幼女的冷酷、一夜間將妻妾二人同逼上吊而死的驚悚……所以，不論是戚將軍、海大人還是胡宗憲，包括他的謀士徐渭，都是在做他們自己，完成他們那個時代他們自己的使命和角色而已，何以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