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5年09月13日 作者：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2） 來源：史學月刊
　　　　
　　　　　　中國軍事史研究筆談
　　　　
　　　　　　［編者按］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軍事在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對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較清晰的認識，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這種認識的概括與揭示。與之相聯繫，中國軍事歷史也有豐厚的積澱，成為中華文明的主體構成部分。在今天，人們要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總結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從歷史中借鑑經驗，汲取啟示，就不能不重視對軍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國家有關軍事史的研究處於相對沉寂與相對薄弱的狀態，這既表現為研究成果數量有限，影響微弱，也表現為軍事與歷史的結合方面存在着種種欠缺，嚴重影響了軍事史相關研究成果的科學性質與質量提升；更表現為軍事史研究領域內部名個分支發展上的無序性與不平衡性。這些不足，直接導致了軍事史研究被學術界置於邊緣化的尷尬境地，進而制約了歷史學整個學科建設的發展。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漠視軍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漸得到改變，其研究的內容漸趨充實，研究的方法漸趨多樣，研究的成果漸趨豐富，從而為軍事史研究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軍事史研究的影響在學術圈內外也有了一定的擴大，社會大眾對於軍事歷史知識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這就為軍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圍和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規模並不大但卻在軍事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首屆中國軍事史學術研討會，於2004年10月份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30餘位學者參加會議，對軍事史研究中一些帶有共性的基本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討論。本期刊出的幾篇筆談，正是會議學術信息的部分反映。我們的目的，是期望能激發人們更為關注軍事史的研究，使之成為歷史學研究中新的生長點
　　　　　　　　
　　　　　　作為歷史學與軍事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軍事史研究在當前我們國家的學術生態中，處於明顯邊緣化的境地，呈示不景氣的局面。這既表現為高質量研究成果的稀少，也表現為研究方法的滯後，更表現為研究理念的失語。只有正視這些問題和不足，我們才能走出困境，迎來中國軍事史研究的轉機。
　　　　
　　　　　　一　軍事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
　
　　　　　　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軍事紿終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適應，就是軍事史研究理應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強化軍事史研究，對於推動整個歷史研究，深化人們對歷史現象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必須重視對軍事史的研究，這是由軍事在社會生活與歷史演變中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一性質所決定的。就中國範圍而言，軍事往往是歷史演進的最直觀表現形態。在中國歷史上，國家的分裂統一，新舊王朝的代換交替，政治集團的鬥爭傾軋，下層民眾的反抗起義，中華民族的融匯整合等等，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戰爭這個途徑來實現的。戰爭是社會生活的焦點，是歷史演進的外在表現形式。從大的範圍講，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在某種意義上便是一部軍事活動史，抽掉了其中的軍事內容，就談不上是完整意義上的中國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軍事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成為歷史嬗變的指針和標識。具體地說，首先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往往發源於軍事領域，軍事技術的進步在科技上呈示領導性的意義。換言之，最先進的工藝技術首先應用於軍事方面，最優良的資源優先配置於軍事領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於軍事實踐。這種情況早在先秦時期便已出現，所謂“美金以鑄刀劍，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斤且屬，試諸壤土”（《國語·齊語》）；所謂“聚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論百工之銳器”（《管子·七法》）云云，都表明軍事技術的發展程度乃是整個社會生產力最高發展水平的一個標尺。泰漢以降，軍事技術這種標尺地位仍沒有絲毫改變，戰船製作水平的提高，築城工藝技術的進步，火藥火器的使用，鋼鐵鑄造武器裝備的突破等等，都是歷史上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都起到了帶動其他生產領域工藝技術水平提高的火車頭作用。
　　　　　　　　
　　　　　　其次軍事在歷史演進中的中心地位同樣也體現在政治領域。歷史上中央集權的強化，各種制度建設的完善，重大改革舉措的推行，往往以軍事為主體內容。所謂的中央集權，首先是對軍權的集中，這從“虎符發兵制”、“杯酒釋兵權”到朱元璋以“五軍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再到清代設置“軍機處”等制度設置和行政措施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國家的法律制度與規章，也往往是在軍隊中首先推行，然後逐漸向社會推廣。如軍功爵制濫觴於春秋時期趙簡子的鐵地誓師辭：“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左傳·哀公二年》），戰國時期普遍流行的“什伍連坐法”、“二十等爵制”等等，也是逐漸由單純的軍中制度演變為社會控制與管理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是國家制度建設的先行者，軍事在國家政治發展中起着引導的作用。至於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幾乎無一例外地以軍事為改革中的主要內容，如商鞅變法中“尚首功”，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將兵”，張居正改革中的整飭邊防等均是具體的例證。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則更是完全以軍事為中心的社會改革運動。
　　　　　　　　
　　　　　　最後就世界範圍而言，軍事史作為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無可懷疑的。西方早期的歷史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凱撒的《高盧戰記》、色諾芬的《長征記》，也大都是軍事史著作。這一傳統得以長期延續，使得在當今歐美國家的歷史學界，軍事史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問題。在那裡，有關戰爭、戰略、軍隊編制、作戰技術、武器裝備、軍事地理、軍事人物、軍事思想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比較成熟，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傑弗里·帕克主編的《劍橋戰爭史》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與此相對應，軍事史在歷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都擁有較高的地位，並總能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　中國軍事史研究面臨的危機
　　　　　　　　
　　　　　　與國外相比，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軍事史研究仍存在着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說得重一點，它始終面臨着嚴重的危機。而中國軍事史研究長期低迷不振的現實，直接帶來的後果至少有兩點：一是使西方學者菲薄蔑視我們國家悠久偉大的軍事文化傳統；二是一般社會讀者對軍事歷史“戲說”的合理化予以認同。
　　　　　　　　
　　　　　　中國軍事史研究嚴重滯後萎靡不振的客觀現實，主要表現為：第一，軍事史研究被邊緣化，長期不能進入歷史學研究的主流，即成為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預流”。與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學科相比，當今軍事史完全是一個敲邊鼓的角色。不僅研究成果數量單薄，質量恐怕也不敢讓人恭維。其他學科幾乎都有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但這在軍事史研究領域卻似乎難以列舉。第二，在有限的研究領域中，軍事史不同分支的研究狀況也不一樣，發展很不平衡。相對而言，兵制的研究稍為成熟，如藍永蔚的《春秋時期的步兵》，谷霽光的《府兵制考釋》，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等等，均是學術價值重大、學術影響深遠的著述。然而學者對於戰爭、軍事技術、作戰方式、兵要地理、兵學理論的研究卻顯得遠遠不夠。第三，戰爭史作為軍事史的主體，研究思路與方法嚴重缺乏創意。許多戰爭的考察與評析，僅僅局限於宏觀勾勒的層面，滿足於戰略的抽象概括，只講到進步或落後這一性質層面的東西，而很少能進入戰術的解析層次，未能圍繞戰法這個核心展開我們的研究。因此，這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膚淺的，不同的戰爭分析到最後，結論看上去都大同小異，千人一面。第四，學術研究與政治文化宣傳的界限經常被混淆，許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不究其是非對錯，人云亦云，“百犬吠聲”。像在充分肯定中國傳統國家安全觀為和平防禦的同時，對歷史上曾經大量存在的窮兵黷武現象卻視而不見；僅能看到“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的一面，而忽略中國傳統軍事文化中“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另一種事實。看問題總是停留在平面、直觀的層次，而缺乏立體而多層次、多角度的審視。這樣就使得我們的研究結論流於平庸，缺乏學術上的公信力，而反過來又損害了整個軍事史的研究。
　　　　　　　　
　　　　　　中國軍事史研究之所以面臨困境，乃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學科設置上有嚴重缺陷。在國家學科劃分上，軍事史隸屬於軍事學（其研究只能在軍事機構內），連歷史學的三級學科都不是，研究者申報課題困難，取得研究經費困難，又不能授予軍事史方向的學位。影響所及，一般院校絕少有軍事史研究機構，基本不開設軍事史課程，這些都影響到軍事史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二是軍事史的內涵界定與研究範圍不夠清晰。如學術界經常把軍事制度混入政治制度的研究之中，把軍事技術歸入於科技史的研究之中，把軍事法規併入法制史的研究之中。結果是有意無意地放棄了很多本應屬於軍事史研究的問題，使後者只剩下兵役制度、軍事謀略等，導致內容過於空泛，這也制約了軍事史研究的發展。三是受制於文獻記載上有關軍事史內容的不足。古代文獻中有關軍事史戰術層面的內容十分單薄，這與西方軍事史著作有很大差異的。西方的軍事史著作對戰術層次的內容記載相當詳盡，像在記述漢尼拔指揮的著名坎尼之戰時，就詳細描繪了雙方怎樣排兵布陣，步兵、騎兵如何配置，何為主攻，誰作牽制，戰鬥的具體經過又是怎樣的等等。反之，我們的古史記述，多側重於戰爭醞釀階段的縱橫捭闔、　逐謀鬥智，而真正描述戰爭過程的往往就簡單的幾個字，如“大破之”、“大敗之”云云，一筆帶過。我們概不知道雙方是怎麼勝敗的，沒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東西在裡面，這樣就為我們從戰術層次上深化軍事史的研究帶來了重重障礙。四是我們的研究人員在專業素質上還存在種種缺陷，不能完全適應軍事史研究的特殊要求。軍事史是歷史與軍事兩大學科滲透結合而形成的交叉學科，這一特點決定了研究者最好能具備歷史與軍事兩方面的專業素養。但由於種種原因，這樣的複合型研究隊伍尚未真正建立起來，這不能不使我們的軍事史研究存在着先天性不足。
　　　　
　　　　　　三　軍事史研究的轉機在哪裡
　　　　　　　　
　　　　　　危機同時也意味着轉機，困境同時也意味着坦途。中國軍事史研究固然存在着種種問題，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繁榮和發達也並非沒有指望，關鍵是我們如何尋找到贏得轉機的途徑與方法。
　　　　　　　　
　　　　　　第一，要求我們對軍事史研究予以主觀上的更大重視。大家應該形成這樣的一個基本共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軍事文化傳統，不善於從以往的軍事歷史中借鑑得失，啟迪成敗，那麼就不可能擁有與理解完整的歷史，就沒有資格侈談什麼軍事理論創新，也不能建樹真正有價值的戰略學、戰術學、軍制學，更遑論在世界大變局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響。一句話，不珍惜傳統，肯定不會有光明的未來；漠視歷史，遲早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基於這樣的共識，則軍事史研究必將獲得最大的動力，因為研究者的責任感與取得成就之間實際上存在着正比共生的關係。
　　　　　　　　
　　　　　　第二，要求我們在思維模式、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紮實的工作，開闢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這包括：對軍事史學科的內涵外延要有一個科學而清楚的界定，確立起軍事史研究的主體性，樹立問題意識、自覺意識，使軍事史研究的獨立性得以完全體現；對軍事史研究人員的專業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徹底改變長期以來軍事與歷史兩張皮，　搞歷史的不熟悉軍事、諳軍事的在歷史學的基本訓練方面偏弱的情況；儘量調整軍事史研究領域內各個分支不平衡的局面，在繼續加強兵制史、兵書研究的同時，積極開展以往相對薄弱的軍事技術、作戰方式、陣法戰術，兵要地理等分支學科的研究，使整個軍事史的研究能夠得到均衡協調的發展，各個分支方向既獨立推進，又互為補充、互為促動。
　　　　　　　　
　　　　　　第三，要求我們從事軍事史研究，在充分運用歷史方法的同時，儘可能藉助於軍事的範疇、概念與方法，注重從軍事的角度考察問題，解決問題。應該說，這正是軍事史研究講求科學性、學術性的必然要求。如面對軍事制度上的疑難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參考現代軍制的原理與方法來協助解決。如“偏”是先泰時期車戰的戰車編組形式，但是一偏到底有幾乘戰車，文獻記載說法各異，有九乘說，十八乘說，二十七乘說，八十一乘說等等，莫衷一是。另外，象先秦軍隊既有“軍、師、旅、卒、兩、伍”六級編制，又有“三十人乘制”、“七十五人乘制”，彼此關係又是怎樣。如果花大力氣去求證，由於材料的限制，結果很難如願。但如果我們了解現代軍隊編制特點的話，那麼也許很容易就掌握解決問題的鑰匙。軍隊編制在平時管理和戰時配屬是兩種方式，一支軍隊可以有平時隸屬體制、戰時合成編制、臨時戰鬥編組等多種編制。先泰軍隊就平時隸屬編制而言，可以有六級；就戰時合成編制而言，即為“乘”；就臨時戰鬥編組而言，又可以有“九乘”“二十七乘”等大小不同的“偏”形式。這就是參照現代軍隊編制以深化軍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例子。
　　　　　　　　
　　　　　　再如，我們以往研究韓信破趙時部署的背水陣，一般只關注到軍心士氣問題，即韓信之所以部署背水陣，乃是為了激發士兵的戰鬥意志，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幾乎是數千年來人們的一致看法，韓信自己也是如此表白的。但是，我們如要從軍事學的角度來分析，“背水陣”其實包含着十分豐富的戰術作戰要領。韓信設置背水陣的主要目的在於引誘趙軍前出攻擊，變換主客。如此，本來是處於攻擊地位的韓信軍隊反而變成了防禦一方，而在軍隊作戰中，防禦和進攻所需兵力是相差很大的，這叫做“守則有餘，攻則不足”。韓信通過背水陣的設置，改變了雙方的攻守地位，彌補了自己兵力的不足，在一次進攻性戰役中，打了一場漂亮的防守作戰，並最終取得了勝利。有主客變置的關鍵因素，再加上布列圓陣、兵分奇正、置於死地然後生等戰術要領，背水陣才達到了預期目標。這個例子更為生動而有力地證明了軍事史研究離不開軍事學的要素與方法。總之，軍事史研究只要真正回歸歷史，回歸軍事，那麼就可以超越過去僵化的模式與平庸的論調，而把握住新的發展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