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這是，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使滿清的統治更見危急，也使曾國藩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漢 奸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說，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巨變，忠於皇室、忠於聖道的曾國藩應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卻完全相反。曾國藩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慶，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則預定投降、喪辱，悉所不計。他在《奏復勝保請飛召外援摺》裡說：“俟該夷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援自然是指湘軍，但這個外援這時卻不是咸豐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說要英法就咸豐帝之撫，但這顯然只是要咸豐帝就英法之撫的阿Q式的說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曾國藩卻拒絕調兵，直接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喪失兵力，破壞反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妥協較為便宜。滿清昏聵賣國，曾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江西、安徽埋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連打敗仗。中、英、法和議成功，法國、俄國的***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派要求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曾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尤”。法國剛把他的“皇上”驅逐出北京，還不曾回來，也要“獎而允之，許其來助”以反對太平天國（《復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摺》）。他的頭腦里，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滿清的勾結進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滿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加課新稅，用稅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炮，法國也願出賣槍炮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曾國藩意見。曾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豐帝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撥給兩隻從美國租來的破舊輪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人民時，曾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作救命王，把本國人民當作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按內讓外”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缽！

曾國藩堅決圍攻安慶，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圖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慟絕”，說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 戰勝太平軍（一八六一年----一八六 四年）

咸豐帝死去後，西太后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曾國藩，又知道曾國藩是一個十足可靠的大奴 才。她大膽交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滿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繫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為***分子的集中點。一八六0年，上海***分子組織“愛國會”，出資顧用一個美國***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發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奏請“聯絡洋人，協力守御”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議復借洋兵剿賊片》裡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卻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也就派軍隊與洋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美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四月（三月），曾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五月，常勝軍聯合英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李鴻章也說：“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為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曾國藩看出只有左李軍加上洋兵，才能對抗江浙境內太平軍，因此，更堅決的主張“會剿”，藉以牽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曾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就是這樣無恥的鼠竊狗偷行為。

曾國藩本人駐安慶，一八六二年六月（咸豐元年五月），曾國荃率湘軍主力進至雨花台。九月（八月），李秀成猛攻湘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年十月）李鴻章、戈登陷蘇州。一八六 四年四月（三年二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國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鴻章帶兵來助。曾國藩拒絕李鴻章，說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就託故不敢來。這是曾國藩與李鴻章之間最顯著的一次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虛偽，為什麼不能掩蔽這個矛盾呢？湘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破了產的遊民當練勇（餉比綠營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收入是搶掠財物，擄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着“軍興不乏財”的諺語。曾國藩在咸豐七年《恭謝天恩並籲請開缺摺》裡也說：湖南練勇“以以投營為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戰陣為日用常行之務；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痞棍大發賊匪財的熱鬧場面。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強固了湘軍奪取南京的“戰鬥決心”。因為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湘軍志在獨吞，決不允許別人來分贓。這就是湘軍拒絕淮軍來助，各營輪流苦攻，不惜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二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戰死八九千人，而作戰竟始終不懈的原因。

一八六 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說：“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韌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從敵人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的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的英雄的戰士。他們為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 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曾國藩輩無情地殺 戮這樣大量的民族精華，不是窮凶極惡罪該萬死的民賊是什麼？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卻說“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賊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

南京為什麼變為“全無貨財”的空城呢？原來南京的一切財物，特別是江南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曾賊只好說一句“為從來罕聞之事”來掩飾。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自述》，畏懼李秀成深沉機智、可能設計分化湘軍與滿清的結合。如果李秀成到了北京，利用滿清政府一向疑忌湘軍的潛在裂痕，進行謀略，萬一發生作用，對曾國藩將是不利的，所以決定違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這時再也顧不得他一生標着一個“誠”字的假面具，刪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匆促地殺了他以滅口。秀成受凌遲極刑，死訊傳出，南京居民罷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就是他的敵人戈登（C. C. Cordon)也認為他是太平軍中“最勇敢的，最富於才情的、最具有進取心的領導者”，“他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曾國荃搶得寶物金銀最多，湘軍老將如多隆阿、楊栽福、彭玉麟、鮑超等心懷嫉妒，借不同意擅殺李秀成為由，紛紛向曾國藩告退，曾系湘軍幾乎鬧到爭髒火併的局面。反對派左宗棠、沈葆楨又向清帝攻擊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事載《湘軍志》：《曾軍後篇》）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究出金銀所在，但在曾國藩提供裁撤湘軍三四萬人的交換條件下，又看到將領爭奪財物，形勢緊張，也就追認拒絕獻俘，擅殺李秀成為“合法”，把危機和緩下去。曾國荃給李鴻章信里說：“李秀成擒獲後，弟遍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即傳置檻車（囚籠）中。”曾國荃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為了泄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鴻章給友人信說：“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後來的地方官難於完成恢復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酷，一群匪魁自己供的夠清楚了。曾國藩殺李秀成，大裁湘軍，令曾國荃稱病歸家（託辭回家治疥，而曾國藩長着極重的癇，不曾回家醫治過）都是為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但國荃在家鄉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頃，不納租稅，聲名仍是惡劣不堪。

曾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蓋造貢院，當年舉行鄉試，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紳商的子弟）；其次建築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閒散旗兵南來駐防，發給全餉；同時強力裁撤湘勇（不發欠餉或名義上發欠餉），一部分交曾國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曾國藩用懲辦游勇名義殺死無數。曾國藩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滅了農民中受騙從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戰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擁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買辦和大地主。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面化（一八六 四年----一八七二年）

曾國藩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捻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師----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與湖廣總督官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一八六 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國藩帶兵帶皖鄂交界處督“剿”。曾國藩深知滿清想在攻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減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的一部分，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惡湘淮軍，說他們都不能作戰，嗾使安徽地主武裝首領苗沛霖殺湘軍挑釁，又令部將陳國瑞與湘軍互斗，奏劾湘軍爭功。湘淮軍方面，曾系湘軍只服從曾氏兄弟（國藩、國荃），左系湘軍只服從左宗棠一人，淮軍只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慶），曾國藩地位高，指揮淮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統，更不能統曾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湘淮軍，結果引起漢滿兩系間顯著的分裂。僧格林沁敗死，滿清只好又教曾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危局。

曾系湘軍大部分經曾國藩強力裁撤，又因長官可口軍餉，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凶）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蔣、成三軍在湖北，訓、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譁變潰敗，再加被捻軍擊敗（攻捻中湘軍只殘留曾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基本消滅了。湘軍失意官勇，深抱不滿，相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影響在營官勇也秘密入會，曾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勃興，成為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為仇”（《批淮軍提督吳長慶稟》），曾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部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疑忌，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國藩。

捻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為“隱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回族起義軍戰鬥。同治八年，劉松山部在綏德，高連升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曾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分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分，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兔死狗烹，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個毒計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的。直使得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為安，曾國藩及其同類大漢 奸們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為他們充當爪牙的士大夫，單就湘鄉一縣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這些都是豪紳大地主，占地不繳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曾國藩號召為保衛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他達到目的了，封建主義戰勝的結果自然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曾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竭力媚滿媚外來保守個人的***成果。他替滿清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本部堂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侯選訓導計棠稟呈豫中採訪記略摺》）；“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遵旨通籌全局摺》）。但如洋人並不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麼辦呢？他認為這裡應該從大處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記）。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曾國藩為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的藉口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0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當時各地發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間拿獲拐犯王三紀，靜海拿獲劉金玉，“供詞涉嫌教堂”，天津拿獲拐犯王三、武蘭珍、安三（教民）等，也“當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此事哄傳之後，人心大憤”（蕭若瑟神甫：《天 主 教傳行中國考》）。人民群眾天主堂前與教士理論，法國領事豐大業（H. Fontanier）洶洶來見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歐死豐大業，焚燒教堂，共殺死法國領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國人三名，共燒毀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處。這一類的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曾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口聲聲大罵天 主 教的曾國藩，這時卻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擊，說“辦案當以供證為憑，豈能預為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曾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這次屈辱外 交，曾國藩的漢 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為賣國賊，人人慾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匾額，摘下來打碎燒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趣，說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這個漢 奸劊子手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死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派所謳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來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卻把它隱蔽起來，無恥地捏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曾國藩說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曾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不也在裝模作樣要群眾承認他們是“聖賢”嗎？客觀事實對他們總是那末不幸，他們滿以為“聖賢”可以掩蓋些自己的嘴臉，結果恰恰相反，人們看到他們的“聖賢”，就知道他們是什麼嘴臉。

曾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 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 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他被《天朝田畝制度》駭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衛吾道”，所講的“道”，只是少數大地主大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群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有意識地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的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族一百萬，這群人把殺人當作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學大師戴望，給曾國藩一類人下了定評，說是“賊盜夷狄，相帥（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圖解序》），真是一點不錯。

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炮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催廣東續解洋炮片》）。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是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曾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啟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卻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眾，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滿 清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滿 清廷，只讓他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勇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曾國藩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方面說，曾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為了挽救滿清，客觀上卻也起了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近代漢族軍閥軍隊，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義前，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咸同兩朝，湘軍轉戰全國，督、撫、提、鎮（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 交權。咸同以來，曾、左、李與上海紳商、買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參劾，曾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華爾，吳煦的進退，關係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買辦胡雪嚴介紹，以一分二厘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萬兩，作為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 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漢滿統治者之間，勢力起着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權，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曾國藩這批反革命漢 奸劊子手的主觀意識之外，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為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焰爆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