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澤 東 與 大 飢 荒

□ 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人們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糧食短缺導致營養不良和疾病，曾造成嚴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來，人們一直都以為，共產黨政府通過有效分配儲備糧
的制度(再加上從加拿大和澳人利亞大量採購小麥)，防止了大規模的饑荒。
這種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目擊者關於有人餓死的回憶在毛後的年代開始出
現，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麼模糊）饑荒的情況。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統計顯示，1959年到1961年期間，死亡率顯著上升，據人口
學家計算，這表明饑荒相關死亡達到一千五百萬人。考慮進其它因素，一些
學者得出結論，有多達三千萬人死於非命。

　　饑荒，不幸曾長期伴隨着中國的歷史……多年來，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
國外，人們幾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遠根治了
饑荒這個慢性痼疾。大躍進的真實歷史，直到事件發生的二十多年後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這一信念。雖然饑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確定，但是，毫無疑問，
借用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話說，大躍進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

　　做為大躍進的主要作者，毛澤東顯然要對這一冒進所造成的人類災難負
最大的道義和歷史責任。但是這並不能使毛成為和希特勒與斯大林並列的大
屠殺犯，而現在如此描繪毛成了一種時髦。毛澤東並沒有消滅一部分農民的
意圖……政治行動無意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後果，不管多麼恐怖可怕，與精心
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別。混淆這一差別無助於了解
人類史上殺人最多的這一世紀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躍進的政治氣氛，而不僅僅是糧食短缺，造成了饑荒，這又導致
大躍進運動以悲劇收場。地方上的農村幹部，受到來自上級黨領導的極大壓
力，要求他們必須拿出漂亮的生產成果，他們的回應就是嚴重地虛報產量。
各級官僚機構都盛行所謂的“浮誇風”，使國家領導人脫離實際地以為生產
形勢一片大好。甚至遲遲才展開的“核實”產量運動，仍然產生了嚴重摻水
的數字。國家誤以為農村地區有充裕的餘糧，放棄了迄今為止仍很溫和的征
購政策，大幅提高了強迫農民低價出售給政府商店的糧食定額。1959年農業
產量下降，國家徵購糧反而上升。直到進入1960年相當一段時間後，北京才
全面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政府減少了徵購定額，而這時饑荒已經威脅到
很多農村地區了。

　　地方官員隱瞞缺糧和饑荒狀況，加劇了危機。就象在大躍進初期，人們
出於政治考慮，不得不誇大產量一樣，當運動即將走到盡頭之際，人們又害
怕經濟失敗會造成政治後果，於是向上隱瞞了日益惡化的地方局勢。在持續
批鬥“右傾分子”的政治氣候主宰下，提心弔膽的地方官員，索性不向上級
反映農民正蒙受嚴重苦難的真相。這樣一來，很多遭受天然或人為災禍的地
區，或是根本沒拿到救濟物資，或是救濟來得太遲，千百萬計的人因此喪生。

　　多年來，標準的毛派解釋，是將大躍進失敗（如果承認失敗的話）歸咎
於自然災害加上蘇聯的背信棄義。但是，毛澤東本人在早期就意識到目的與
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以及他所主張的政策與政策執行方式之間的嚴重脫節。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壓制農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這是受斯大林傳染:“他
（斯大林）對農民是竭澤而漁。現在我們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時候的廬山會議上，他批評（也部分地自我批評）了公社化和勞動力動員方
式問題上的急躁和混亂，批評了幹部的“瞎指揮”，批評了中央計劃經濟的
崩潰。他承認，當前經濟混亂的“主要責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賴他指導的地方農村幹部一樣，對他來說，個人的政治考量，最
終證明要比農民的福祉更具有壓倒性。正是在廬山會議上，毛堅持要清洗彭
德懷，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他堅持恢復被彭所批評的
激進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經批判過的“共產風”，重新高漲，這在很大程
度上導致了巨大的人類慘劇，毛必須為此承擔主要責任。

　　1958年懷着巨大期望而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就這樣在1960年，在中國的
經濟和人類災難中，在毛澤東的政治慘敗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