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VS路易十四的科學觀大拼比

誰也不會想到，兩位稟賦各異的國王不約而同地領會了培根的這句話：“知識就是力量。”
當然，他們誰也沒有讀過它。但在這種精神的引領下，他們在相隔甚遠的兩個國家，締造了各自的關於“知識”的盛世。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詞替換為“科學”。

這兩位國王，一個，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另一個，是清朝皇帝康熙。前者，自稱為“太陽王”，後者，則是“龍子”。

300多年後，一場關於這兩位君王在位期間的科學國策的演講在北京故宮報告廳舉行。無疑，僅僅是它舉行的地方，就使它成為在北京召開的第22屆世界科學史大會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場。

“要知道，在路易十四時代，人們還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這場演講的主講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CatherineJami女士說，“但路易十四竟然把自己比做太陽，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兩個國王

路易十四與康熙有着相似的生活經歷。他們都生活在17、18世紀，都是幼年繼位，都是在位長達半個多世紀，都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着強烈地了解世界的願望。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對於研究這段歷史的Jami來說，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康熙本人對科學充滿了興趣，而路易十四則熱衷於跳他的芭蕾。”

是一封信把他們兩人聯繫到了一起，作者即康熙的大臣南懷仁（F．Verbiest）。南懷仁是比利時耶穌會士，主要教授康熙歐幾里得幾何學。由於清朝初年對傳教士的控制，令他擔心傳教最終會以失敗告終。於是，1678年，他發表告歐洲耶穌會士書，希望歐洲派遣更多的耶穌會士來華。

為了回應南懷仁的號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穌會士遠渡重洋，賜名為：“國王數學家”。這幾個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們很快學會了漢語、滿語，並起了中國名字：洪若翰、白晉、張誠……

康熙無疑是個少有的聰明皇帝，但喜歡科學，卻不是因為聰明。“康熙初年，因曆法爭訟，互為訐告，至於死者，不知其幾。”他在《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中寫道。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有沒有一個權威而統一的曆法，關乎社稷存亡。於是，他“心中痛恨，凡萬幾餘暇，即專注於天文曆法一十餘載……”

研究曆法，要從數學始，南懷仁就這樣成為他的第一位數學老師。接下來，便是白晉和張誠。

老師們驚訝於康熙的勤奮好學。白晉在1691年的一篇日記里，這樣寫道：

“21日。皇帝回宮了。……一看見我們，他就笑問我們這一天過得如何。他在算學桌上做了幾道算術，然後便到院子裡去用半圓測量一建築的高度，並讓我們去幫他。陛下親自擺放了儀器，進行觀測，然後用他的中國辦法（註：算盤）計算，速度快得驚人……”

傳教士們的驚訝或許更來自對比。

“路易十四根本沒有興趣參與任何科學活動。”Jami說。一次，他的科學家為全國測繪地圖，結果比原來以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氣地說：“我的科學家比我的敵人讓我失去了更多領土。”

但Jami認為，康熙這樣做，在個人興趣之餘，還有更多的政治動機。在滿族尚未在中原站穩之前，他要讓漢族大臣看到：“他是個多麼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滿人也並非‘蠻夷’。”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韓琦提供的一段史料，或許印證了這一說法。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門把大學士、九卿招至御前，講授樂律、算術的關係，還涉及天文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計算。沒有盡興，他命人取來日晷，用筆劃出正午時光影應該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頭下等到正午，以檢視皇帝的預測。果然吻合。

大臣們“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退而相顧，驚喜深愧從前學識淺陋，錮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熱愛科學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卻以國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學。他接受大臣的建議，成立了法蘭西科學院。其成員享受國王的津貼，研究活動受到資助。每周，他們都在皇家圖書館的一個房間裡聚會。

1713年，康熙發布聖諭，在蒙養齋設立“算學館”，翻譯西方歷算著作，編寫《律歷淵源》等書籍，被西方人同樣稱為“皇家科學院”。

兩種文化

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為什麼康熙時代的科學熱潮沒能延續下來，而路易十四卻做到了？

“我想，這是因為在中國和歐洲文化中，科學的地位不同。”Jami說，“在17、18世紀的歐洲，科學工作者漸漸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時的中國文化里，只有你懂四書五經，才是個真正有學問的人。”

話雖如此，康熙依然認識到西方科學的作用，並期待能夠利用傳教士在華期間，多多學習，以達到將來自立的目的。韓琦在《“自立”精神與歷算活動》一文中介紹，有耶穌會士這樣寫道：“多年的經驗使皇帝確信，中國人主要或惟一對歐洲人的依賴是，如果沒有歐洲人的幫助和指導，他們就無法正確地在天文學方面進行管理及準確地預知日蝕和月蝕。皇帝千方百計剷除這一弊端，使中國人能夠自立。為達到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價按皇室排場建立起一所皇家數學院……”

但這個“皇家數學院”卻和法蘭西科學院有了差別。

法蘭西科學院致力於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研究。當時知名的歐洲學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並加入。科學院成員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研究內容。他們還組織了幾次海外考察。

不斷來華的傳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讓大部分中國人心裡不舒服的事。但由於中國的士大夫幾乎沒有受過科學教育，很難在這一領域與他們一拼伯仲。在這種情況下，“西學中源”的說法漸漸盛行。甚至有記載說，康熙自己就這樣說過：“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

Jami十分懷疑康熙是否真的贊同這種說法。“他是滿族人。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他來說，一樣是外來文化。但是，他也許要照顧漢人的想法。”他們最近的研究發現，康熙時代的皇宮裡有20個西醫，“他是個寬容的人”，但這種做法在當時依然難以被接受，因此，他想以這種說法來取得讀書人的贊同。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曆算之人到京師考試，選出優秀者編寫《律歷淵源》等講述西學的書籍。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覺所編寫的書中一切皆取自外國，算學館的大臣們親赴各地去觀測，並將這些結果記錄在書中。遺憾的是，韓琦發現，傳教士們認為這些觀測的“依據和基礎缺乏可靠及堅固性”，而“使建築的整座科學和藝術大廈立於流沙之上”。

Jami這樣總結兩家科學院的區別：“一個是為了取得新的發現，一個是為了整合舊的知識。”

這也決定了兩個機構的命運。《律歷淵源》編纂完成後，算學館完成了使命而終結。法蘭西科學院卻一直延續下來。

分道揚鑣

“毫無疑問，推廣科學的目的是為了統治。”在Jami看來，兩個國家毫無差別。路易十四期望科學家們為他建造漂亮的宮殿、美妙的噴泉以顯示他的權威，康熙希望通過科學計算獲得更準確的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二者都希望通過科學測繪，獲得自己疆域的版圖。

但是，康熙晚年時，由於曆法之爭已不存在，公開地討論天文預兆和曆法研究都被禁止———這些內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關。1715年，他在科舉考試中禁止了有關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許出有關天文、樂律或計算方法的策問。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用耶穌會士專家所作的宮廷項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以一人之興趣，他成功地引導了考官及書生的興趣，雖然這無法影響所有的人。

愛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卻沒有這個能力。

歐洲的科學家們漸漸有了自己的圈子。他們無須經過國王的考試求得工作，也不必誰來告訴他們應該學些什麼。隨着研究的深入和細化，科學漸漸成了不那麼大眾的領域。

“直到晚年，康熙還親自修改御用科學家的書稿。”Jami說，“但路易十四不能，即使他關心科學。”

在當時的傳教士們看來，康熙是個懂科學的好皇帝，也是惟一受尊重的科學工作者。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到中國後，這樣寫道：“凡是想一試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報酬。從歷史上看，數學家的失誤受到重罰，無人見到他們的勤勞受到獎賞，他們觀察天象，免不了受凍挨餓……欽天監正假如是一位飽學之士，熱愛科學，努力完成研究；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過別人，加緊觀察或改進操作方法，在監內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大家是要堅持按部就班的……”

很多人以為，只是到了晚清，中國才漸漸落後。事實上，在那些早期的傳教士信件中，中國已是一個“抱殘守缺，墨守成規，只顧私利”，“不止一次為了黃曆作戰”的國家。

而那時的歐洲，正準備進入牛頓時代。法蘭西科學院成立之時，佛羅倫薩西芒托學院、英國皇家學會、柏林學院也先後成立。“他們有獨立的刊物，科學家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觀點，而不用害怕受到懲罰。”

康熙一生勤儉，路易十四則奢靡無度；康熙以大禹為自己的治國偶像，以孔子為自己的道德楷模，路易十四則期望像亞歷山大那樣，成為統治歐洲的霸主。但在科學這樣一個決定國家未來的領域內，似乎前者遠沒有後者那樣有功於後代。

“當然，我們不能把這樣的對比當作康熙時代科學狀況的全部。”Jami說。在20多年中法科學發展的對比研究中，她已對中國有了深厚的感情。“我們必須要看到，科學發展的確是和文化有密切關係，任何人都無法脫離文化傳統來做任何事情。”

在她看來，康熙的科學國策有其明確的目標：一部好的曆法，一張準確的地圖，一套數學、天文學和韻律學的系統理論。

“他做到了。”Jami肯定地說。只是，康熙或許認為只要做到了這些———而不是超越別的國家———就能保證江山永固，那麼，是他想錯了。（記者 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