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到底有誰

在中國共產黨史上，有一批人被俗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這稱謂的起源和這些人的人生歷程與歸宿又是怎樣的呢？

說起‘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由來，首先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產物之一。因此，這所大學才會以孫中山的名字出現。儘管這所學校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國民黨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學生。可以說，中山大學是為當時國共合作的中國大革命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特殊學校。

比如，在中山大學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學生名單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蔣介石之子蔣經國； 馮玉祥之子馮洪國； 馮玉祥之女馮弗能、馮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 于右任之女於秀芝。

當然，與一般人不同，這批國民黨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進中山大學的。與這些“幸運兒”相比，其他人則只能通過另外兩種方式實現去中大的願望：報名考試，接受選拔；或由組織上秘密推薦選派。

從1925年開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國遠涉重洋，輾轉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幾年裡，莫斯科成為當時中國的革命精英薈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歷程。但是，中山大學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卻是相當深遠的，其中“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是在中山大學誕生的。

根據普遍的說法，都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有28個人投票贊成黨支部局的意見，還有一個“搖擺不定的人”，忽而贊成，忽而不贊成，“二十八個半”便由此而來。

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些錯漏之處。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其實那時候並沒有出席“十天大會”。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產國際派回了中國。因此，可以這樣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

也就是說，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沒有參加那次大會並投贊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

事實上，人們是藉助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來譏諷和嘲笑當時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

筆者曾經看到過六七份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單，其中涉及到52個人。在不同的人所開列的不同名單中，具體人選各有不同。但耐人尋味的一點是，所有開列名單的人幾乎都是當時就讀於中山大學的實地見證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眾說不一的情況，原因即在於“二十八個半”並不是完全根據“十天大會”的表決情況而確定出來的。

那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究竟具體指誰而言呢？

一般來說，在所有的名單中，至少有兩個人是可以確定的：一個是“二十八個半”的頭頭王明，另一個是被稱為“半個”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當然，根據各種資料來看，另外27個人的名單也是不難確定的。 比較通行的說法，“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指以下29個人而言的，他們是：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肖特甫、殷鑑、袁家鏞、徐以（一）新。

這個名單是比較通行也比較可信的說法，儘管其中有些人和王明一樣，也沒有參加當時召開的“十天大會”，如張聞天、王稼祥當時也不在場，但是，從他們當時的思想狀況、與王明在觀點和行動上都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處或曰大致一樣這些方面看，他們仍然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這29個人，進入中山大學的時間並不是一樣的，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張琴秋、陳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學的第一期學生，沈澤民雖然是1926年才插班進來的，但他也屬於第一期學生之列；

楊尚昆、李竹聲是1926年進校的第二期學生；其他的人員，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進入中山大學學習的。

還有一個人比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別班（或稱老頭子班）里的一名學員。這個班的學員有不少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較豐富的中共領導人，如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等。

從性別上看，“二十八個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慶樹、張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這些人中，有些人之間有着較為深厚的淵源，如：沈澤民和張琴秋當時已是夫妻；孟慶樹則是王明當時追求的對象，回國後不久也結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慶樹在中山大學裡最好的朋友；等等。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無疑是他們的反對派加給他們的一頂帽子，當然，這不是政治帽子，而是一種蔑稱和輕侮，表達了人們心中在當時對他們的反感。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歸國以後，隨着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形勢的不斷變化，也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就支持毛澤東擔任紅軍的領導工作，在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張聞天也站在正確的路線方面，以後在長期的工作中對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秦邦憲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在領導《解放日報》、新華社以及在同國民黨談判的鬥爭中，作出了非常積極的貢獻；楊尚昆、張琴秋等很早就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為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何克全（凱豐）在遵義會議時仍然堅持不改，但在後來也改正了錯誤； 夏曦後來在戰鬥中成為烈士，殷鑑則在唐山煤礦工作時被捕犧牲；

李竹聲、王雲程、孫濟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數幾個人回國後便脫離了革命隊伍，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

另有一些人，在歸國後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表現，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傑等，既沒有什麼好事，也沒有做什麼壞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蹤，遠不如他們在中山大學時那樣“領風氣之先”； 只有教條宗派的頭頭王明和其妻孟慶樹，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始終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錯到底。

對於上述這種變化，讀者理應有所認識才是。這對於了解這些人物的功過是非問題，無疑有着很大的幫助。

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康生便妄下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 於是，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遭到審查，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受迫害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