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明朝第一行為藝術家張獻翼 |
| 送交者: mean 2008年01月12日19:53:3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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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令人瞠目的放蕩生活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倒霉蛋。他們有閃閃發光的才華，當時也曾名聲大震，但因種種緣由，被正史忽略，為後人遺忘，像屍體一樣被土花啃掉。 這些人中間，不乏狂者：翻着白眼看人，穿上艷麗的服裝搞搖滾。身後卻有如一杯薄酒，澆在地上則月光也沒辦法，吞進肚裡則無人看得見。 狂者的“隱形”亦有“正當原因”——中國歷史號稱悠久（或者說老不死），記述也稱“春秋筆法”（其實就是勢利眼）。3000年中無數政客黨棍、軍閥學霸，正好史不絕書，卻哪裡有布衣才子、巷陌狂夫的容身餘地？ 但如果我們有心，依然可以從漁網故紙中爬梳鈎沉，找回至少一些狂夫的音容風神，勾勒出他們的步履平生。 在明中葉以後，尤其萬曆年間，有一人正為此種典型。他就是張獻翼，字幼於（世多稱其字，有時也衍作幼予），蘇州人，他在《明史》裡只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幾十個字，卻在時人眾多筆記、文集裡出沒。在這些記載里，張獻翼以詭行狂舉浪擲一生：他給朋友做生日，要人扮成屍體做喪禮慶祝；他出門，懷裡揣上5副鬍鬚，看心情好壞，換着戴；他沒事情就約人扮乞丐，或者穿上紫衣去耍小姐；他在家門口掛上牌子，聲稱要賣文，賣漿，賣痴呆；他放浪形骸、半生不渝，最後又因搞妓女而被黑社會幹掉。 但張獻翼不是一個人在狂頹，他不是一個人在狂頹！他的行為藝術，折射出自明中葉以來，非主流士人群體的任誕習氣。 張獻翼行為藝術要覽 在《答汪伯玉中丞書》中，張獻翼說：“仆本東南菰廬中野人，又犬馬之性，不知俗之尊”。這是他就自己狂頹行事的獨白。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首先表現在妖艷打扮。 寫《萬曆野獲編》的沈德潛，曾專門為其立有百科詞條，說張獻翼比較窮，所以愛嘲弄土老肥，要大伙兒喊他“張總”。他不但要做老闆，還要做衣冠楚楚的老闆——衣服上繡滿荷花、菊花，頭戴大紅方巾，一出門，兒童就聚集在他身後，看熱鬧耍。 鄭仲夔的《耳新》，對張獻翼愛打扮的做派，有更細緻的描寫： 張獻翼每出行，都要準備五種顏色的髯口，揣在袖子裡，走幾步，看心情好，就換個紅鬍子，心情不好，就換個白鬍子。川劇的變臉藝術，也許最早靈感就來自張獻翼。（這句是扯淡，寫《川劇變臉源流考》的同學，千萬別引用。） 他又愛穿大紅衣裳，主要是愛跳舞，而這造型總讓我們想起《英雄》裡的張曼玉。他家裡常養舞童，不是一類人不准來看，因為，“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他甚至喜歡打着赤腳，約朋友去鬧市行乞，又或者穿上紫色袍衣，到夜總會喊小姐。兩個人放浪形骸，有時候在大街上唱《我的太陽》，有時候忽然痛哭，旁若無人。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第二表現在對“生與死”的弔詭態度。 《列朝詩集小傳》記載：當朋友過生日時，張獻翼沒有簡單地送生日蛋糕，並且在KTV包廂里糊他一臉蛋，就算敷衍了事。他別出心裁，讓朋友扮成屍體，他率領子弟披麻戴孝，圍着屍體哭。等上豬頭肉和酒祭奠時，朋友就一骨碌爬起來，和大家同吃。第二天，都喝高了之後，又找妓女來陪唱，一起哭，哭了接着喝，說是 “收淚”，大約也就是“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的意思。 而每當想到死去的朋友或者姘頭，張獻翼就要擺上空板凳，讓他們坐，然後自己舉一觴酒，對着異度空間“跟往事乾杯”。 這個段子的延伸記載又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張獻翼的朋友劉會卿賣掉皮大衣，買超級女聲成都50強中的一個回來當小老婆，很快就被抽乾，死掉了。張獻翼扛一桶長城干紅去哭喪，先是朗誦詩歌，跟着命令這個把朋友抽乾的女郎，躺在地上扮屍體，同時找來兩個祭祀用的木偶，放在女郎兩旁，又要樂隊奏一曲《東風破鞋》，自己跟着伴奏唱卡拉OK，長歌當哭，酒灑一地。他的屌樣子，大約如是。 關於故人或故愛人，側面記載還有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 張獻翼喜歡的陳姓小老婆死後，他有晚夢見她來問佛圖澄的黨派問題，是民盟，還是民革？朋友劉鳳知道這個故事，就笑嘻嘻地送了他一首詩，說除非真正理解禪宗，否則那情兒總讓人凋謝，這一輩子也了不完相思債呢。 在張獻翼自己寫的詩里（見《列朝詩集》，疑似取自《百一集》，這個集子是獻給他一百零一個朋友，今已不傳），前述祭奠亡友的段子有更翔實、動情的表述。 一是《劉會卿病中典衣買歌者因持絮酒就其喪所試之》 “………… 這悲鳴，人只要還沒有成為鐵石心腸的總書記，都難免心生惻隱。 二是《再過劉會卿喪所卜胡姬為屍仍設雙俑為侍命伶人奏琵琶而樂之》 “………… 我以為，就悼亡友的詩詞而言，張獻翼此作足以列入有明一代前三名。 三是《燈夕同陸姬過胡姬並懷侯雙》 “君不見張敉名字在月中，又不見乞歌攜妓張紅紅。 品一品吧，品一品。什麼是blues？這就是明中葉以後最特出的blues。 這些詩歌讓我們驚喜地發現，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並非沒心沒肺。其實這不值得訝異，大多數任誕狷狂的男人，內心深處都藏着柔軟的人格——張獻翼的弟弟張燕翼早夭，他兩寫祭弟文，哀毀銷骨，還放下驕傲，到處找名公巨子為兄弟寫墓誌誄文，認為這樣才對得起兄弟的天分；張獻翼的母親去世，他又在屋子裡刻像紀念，朝夕相對，痛哭伏地。 張獻翼還曾在除夕去給死友上墳，別人都忙着放爆竹，掛春聯，包餃子，看趙本山的小品，他卻獨上白花山，為亡靈招魂。 這個事跡見其詩《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語云：“墓上逢除夕，流年倍一驚。片雲心盡折，孤燭夢重雙……梁君倏忽先朝露，固知才美逢奇數。即今聞笛山陽悲，空傳南越工詞賦。維揚宗子死不亡，廣陵宿草遙相望……” 他的情深、情戚、情頹，就是這麼樣。 翻白眼的派頭直追劉伶 張獻翼的“犬馬之性”，第三則在於驕傲地翻白眼的派頭。 馮夢龍《古今譚概.怪誕部》記： “張幼於燕居，多用假面……”，有僧人朋友去京覓官得逞而回，張獻翼“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一辭，推以乘騎，觀者載道，馬不得前”。 非常驕傲，非常白眼。對熱衷功名的僧人朋友，老張戴假面去迎，沉默不語，圍觀的人如此之多，以至馬兒都不能邁開蹄子。馮夢龍對此也評道：“假面對假僧、假儒正妙”。 同書又記：張獻翼去訪友薛世和，後者新拜鴻臚官職而歸，張“見架上衣冠，門有系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名求訪。薛世和似乎也知道這個朋友的怪脾氣，如常送迎，“賓主略不訝異”。對此，馮夢龍評得也很到位：“世上衣冠半假也，幼於特為拈示”。 同書又記：張幼於去拜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囚服長謝過，凡七日。又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宗釋我矣”。 他的驕傲不但對朋友，甚至對祖宗。見家廟的牌匾落下，立刻假裝是被祖宗責備，於是穿上勞改犯的服裝，又用大石頭壓腦殼，讓家人在他頭頂碎巨石。最後念檢查（其實是自我吹噓），念完了就換衣服，插上鮮花，披上錦緞，敲鑼打鼓出去，說：祖宗原諒我了。實際上，祖宗原不原諒，在他心中，不過是當球騰。 祖宗之外，更有權貴可藐視。《耳新》記： 有老幹部慕名造訪張獻翼，進門卻只有一個老僕人在那，說，領導您坐會兒，主人一會就出來。沒多久，有個老頭子，鬚髮皆白，很拽的樣子，拖一個小手杖，從堂前過，誰都不甩，老幹部也沒引起注意。又過了很久，張獻翼還沒出來，老幹部有點不安逸了，問老僕人。後者說，剛才走過堂前的很拽的老頭子，就是主人。老幹部擱不住臉蛋，問：他為啥子不來打招呼。老僕人說，主人交代，老剎坎還竅肟純湊畔滓硎鞘裁茨裱櫻衷諞丫吹攪耍揮迷偌偌彩遣Ｖ鋇嚼細剎糠吲肟畔滓硪裁輝儷隼礎?br /> 《萬曆野獲編》記： 張獻翼在家掛牌出售自己的東西，從詩文，到豆漿，到老年痴呆，都賣。他哥哥的朋友沈德潛不太明白，問這是爪子呢？他哥哥說，我還怕這傢伙再掛一牌子，說要賣哥哥，那麼我就老火了。沈德潛也跟着打趣，如果再掛牌，說要賣友，咱又咋辦喃？於是兩個人拍着爪子哈哈大笑。 他們的哈哈大笑，實際上是一種不理解，也是一種輕蔑。對行為藝術家張獻翼來說，世人的不理解與輕蔑，無所謂，但至親和朋友的不理解與輕蔑，也許就不那麼好捱過了。 幸好，無論怎樣難捱的人生，總要捱過去。行為藝術家張獻翼終於走到人生的盡頭。 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說法，張獻翼死於萬曆甲辰（1604），“年七十餘，攜妓居荒圃中，盜逾垣殺之”。 但我更願意相信沈德潛《萬曆野獲編》的說法，畢竟後者與張獻翼同時代，且有直接交往。沈德潛記述說，張獻翼死於萬曆辛丑年（1601），因為“……蔣高私妓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而張獻翼的大哥張伯起（鳳翼），也“揮淚對余，嘆狂言之驗。” 張獻翼的死亡年分或有異詞，但死因沒太大分歧，沈、錢二人的記載都差不多，那就是因為私自召妓，而被黑社會幹掉。 作為萬曆年間第一行為藝術家，張獻翼就連死，都死得不一樣。沈德潛說，張獻翼死的那年，虎丘僧人叫省吾的嗜酒，有天猛然醉死；某孝廉與姻家比鄰，後者遭偷了很多錢物，懷疑孝廉跟賊溝通，去公安局報案，孝廉被捕，最終死在獄中；忽然稅務糾紛又起，小商人葛成登高一呼，到處拆土老肥的豪宅，還打死了人，結果被當局鎮壓（葛成舉事於1601年，更可證沈德潛記張獻翼死年為確）；現在張獻翼又因為嫖妓而送命。這些事都發生在同一年，當地的標題黨就用“死於酒色財氣”來概括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常死亡。沈德潛則將之寫入了自己的獨立博客，或曰筆記小說。 作為行為藝術家，張獻翼死後並不風光，《列朝詩集小傳》說：“及其被殺也，人咸惡而諱之，故其集自紈綺諸編外，皆不傳於世”。（此言不盡確，張獻翼的著作，除《紈綺集》外，在清乾隆間，至少仍有四種流傳，且收入《四庫總目提要》，分別是《讀易韻考》、《讀易紀聞》、《舞志》、《文起堂集》） 儘管“人咸惡而諱之”，他的朋友仍然將其看成奇異天才，並為之痛惜。吳中名士俞琬綸為他撰寫祭文，說：“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閻里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怪而笑公。嗚呼，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焉得不笑，又何怪乎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 後記：對於張獻翼出生年月的獨家考證 張獻翼的生年，目前無人考出，那是他們偷懶。張獻翼的死年，目前人多采錢謙益的說法（認為張氏死於1604年），那是他們糊塗。關於其生年，我判定在嘉靖13年（1534），正面證據有二，側面證據有一。關於其卒年，我判定在萬曆29年（1601），考證見上文。 王世貞曾應張氏邀請，撰《張幼於生志》，在當時這很出格，因為“志”通常只記死人，不寫活人。 在此文中，王世貞寫：“不佞少長君於八歲”，又說：“而伯起生又七年，幼於生”。王世貞的生年為嘉靖5年（1526）（據中華書局《弇州山人別集》），大張獻翼8歲，則後者當生於嘉靖13年（1534）。伯起乃張鳳翼，張獻翼長兄，明代戲曲家，生年為嘉靖6年（1527年）（據中華書局《張鳳翼戲曲集》），大張獻翼7歲，則後者當生於1534年，與前推定吻合。 又張獻翼《百一詩自序》中說：“歲至改元，張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張獻翼一生只經歷過一次改元，即萬曆改元（1573），如按其生於1534年算，此年張獻翼已經40歲，確實遠過“六十之年”的一半。 張獻翼是生來就這麼放蕩不羈的嗎？還是有什麼原因導致了他的這種行為，且看宋石男同學為我們細細剖析中個因由。 張獻翼並非從小就獻身任誕事業。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錢謙益說他中年以前“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肆”；在袁宏道與其的一封尺牘中，又將他歸於“周密”、“規矩”之列；而在《四庫提要.讀易紀聞》中，又說他的這部書“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進而發問：“殆中年篤志之時，猶未頹然自放歟”？ 由此看來，張獻翼的任誕行徑，大約在中年之後。 那麼，為何他會從一個“周密”、“規矩”之人，轉為“頹然自放”、“狂易自肆”？ 且讓我們來看看張獻翼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打擊。 《萬曆野獲編》說：“吳中張幼予，奇士也，嘉靖甲子（1564）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於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 這條記載很重要，張獻翼青年與兄弟同赴科舉，卻因為三人不能同進，大哥為尊，小弟要愛，老二則上不上，下不下，正好被尷尬裁掉。這就埋下了他中年以後任誕行世的種子。 僅僅這條記載還不夠。實際上，少年時代，張獻翼就以“天才”鳴世。《列朝詩集小傳》說他：“年十六，以詩贄於文待詔，待詔語其徒陸子傳曰：‘吾與子俱弗如也’”。文待詔，即文徵明，當時吳地文壇的第一把手，竟然對一個16歲的小雜種推許如此，可見張獻翼實在是魯迅文學院少年班名列前茅的同學。 在張氏三兄弟中，張獻翼早年名聲最噪。“入貲為國學生。姜祭酒寶停車造門。歸而皇甫子循暨黃姬水、徐緯，刻意為歌詩，於是三張之名，獨幼於籍甚。”（《列朝詩集小傳》） 不但有文壇老果果登門拜訪，且所交結的皇甫子循諸人，都比他年紀大出好一截，均是當時文壇中堅。在《百一詩自序》中，他說：“張子少多長者之游，大父行者半，丈人行者半，垂髫齊年者屈指無幾。”從小他就和祖輩、父輩年紀的士人交遊，同齡人卻寥寥無幾，這是早熟智者的習慣，覺得同齡人太NAIVE，於是喜歡跟更成熟的長者交遊。這使張獻翼的智力、才力與名聲獲得更快成長，同時也可能使他沉溺在一種被嬌慣的氛圍中——長者對早慧少年，總會多些稱許、寬容和放縱。 張獻翼少年得志，大卻未必了了。屢次科舉失敗後，他灰頭土臉回到老家，自此不求功名，後來偶爾上書朝廷，想建點議，也沒人甩。趙翼《陔余叢考》記：“張幼於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國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會試。後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然終明之世，未嘗改移也”。張獻翼的建議其實有一定道理，只是對“今上”而言，他只是個小角色，他的意見，並不比螻蟻的叫聲更響亮。 少年得享令名與中年郁不得遇的落差，讓張獻翼鬼冒火。他在給崑山王令啟的一封信里說：將我看成國士的人，多半就是國士，將我看成眾人的人，多半就是眾人， “每以自嫌，亦以自慰”。這話透出驕傲，也透出反叛，更透出淒涼。於是他“碌碌不能辟世，聊復玩世”。（《答陸工部淮上書問》） 僅僅沒有功名，不受朝廷重視，也還罷了，經濟上捉襟見肘更讓人鬼冒火。而對明代拿不了官方薪水的士人而言，如果不是老爺子傳下良田千頃，或者“降格”去經商做陶朱公，那麼遲早要面臨經濟問題。 袁宏道曾寫詩送給張獻翼，說他“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狂”。這話有兩個意思：一是你現在窮，因為你愛宴大賓；二是你現在有點小名兒，因為你瘋扯扯。 從側面我們還能找出一些張獻翼經濟不景氣的證據。馮夢龍《智囊全集》記：“長洲謝生嗜酒，嘗游張幼於先生之門。幼於喜宴會，而家貧不能醉客”。多寒磣，又喜歡請客，又沒經濟實力，真是四一先生的作風啊。而前引《萬曆野獲編》：“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為太朝奉”，則說明張獻翼對自己經濟狀況的不爽和自嘲。 如果張獻翼真的窮到如被政府洗劫，那麼他也不可能任誕，早他媽餓死了，還穿什麼大紅衣裳，嫖什麼妓啊？偏偏他似窮非窮，前面說過，張獻翼家養舞童班子，若真窮困潦倒，肯定養不起。因此張獻翼的經濟狀況，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小康階層。而這個階層的文人，恰好有精力來堅持搞些荒唐事兒。否則就只能像曹雪芹一樣喝着情人送來的米粥，在破屋子裡老老實實地寫自己的小說。 除開物質上的逼仄，更有精神上的攀比及頹敗。 《列朝詩集小傳》說張獻翼“晚年與王百穀爭名，不能勝，頹然自放”。 王穉登，字伯谷、百穀，與張獻翼同居蘇州。錢謙益對王氏評價不俗，“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谷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 同在蘇州，地方文壇的老大王百穀當了，張獻翼只能當老二，甚至老二都當不上，作為當年文徵明“欽點”的接班人，多麼痛苦！實際上，早歲被文徵明“欽點”的事，影響了張獻翼一生。在死前三日，他“遺書文文起（震孟），以遺文為囑。”這個文震孟，不是張獻翼的親戚，也不算其至交，只不過是文徵明的曾孫。張獻翼的“託孤”（所撰文章就是他自己的孤兒），透出了濃濃的“接班人”未能“接班”的惆悵。 名聲上跟王百穀拼不過，張獻翼在私生活上也要拼一拼。王百穀搞名妓馬湘蘭，張獻翼也要搞名妓趙采姬——他在一個中秋寫了“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的詩送趙小姐，讓其名冠北里。 愛較勁！張獻翼到老都不改這個脾氣。他的忘年交袁宏道最後也受不了，在一封對張獻翼嬉笑怒罵的尺牘後，兩人再不來往。這封《與張幼於》也成為文學史上的名作，在今天，張獻翼之所以偶爾還會被人提起，多是因為這封尺牘。 這封信里，袁宏道不顧自己比張獻翼小几十歲，實話實說：哥子，說你顛狂那是抬舉你。你真配得上顛狂二字麼？如真是顛狂者，我得喊你老師，哪裡還敢喊你哥子！……說到談名理，當世也就李卓吾是我對手，你哥子就算滿身是口，呵呵…… 這些不客氣的話一定深深傷害了張獻翼的驕傲，他們從此沒再通信。可以大膽推測，對張獻翼樣的狂者而言，被好友傷害了的驕傲，只會在日常生活中以更膨脹的形狀溢出。 實際上，張獻翼與當時名流結交甚多。這些人或多或少都給了他不小的壓力——當他發現自己終身都不能達到名流朋友的成就或名望時，他只能用任誕顛狂來掩飾內心的失望與落寞，所以紫衣狎妓，生祭友屍，假面看人，白眼閱世。 除了前面說的皇甫汸、沈德潛、袁宏道、王穉登、劉鳳等人外，張獻翼交遊者還有歸有光、王世貞、湯顯祖、江盈科、徐繗、沈懋學、黃姬水、朱曰藩、陳履等。（如要一一細述其交結之事，文章將冗長不堪，以後再專門寫篇《張獻翼交遊考》）。 凡俗世人多目之為妖怪，為胎神，張獻翼卻把自己比作“客星”：（他和清龔自珍一樣，都愛活用東方朔的典故）“倘奉使敭歷湖海間，星郎訪客星所在，仆或當之。”（《答韓行人書》） 對自身才華的信任，讓張獻翼找到抵抗輿論、堅持任誕的理由。在給老友皇甫汸的一封信里——這也是《文起堂集》中最後一篇文章——張獻翼寫道： “先民有言：才高於人，眾必非之……愛弟夭亡，何心天地。一犬吠形，毀謗山積……顏氏云：不容，然後見君子。韓退之云：動輒得謗，名亦隨之。今幸見忌者，不能不置我於司勛淳父之間也”。 基於這種認識，張獻翼終於“抗憤而不顧，遂放浪自棄，與世闊疏。”（《答韓行人書》） 無獨有偶，整個明朝中葉後期，知識分子中似乎都洋溢着一股任誕之氣，其種種怪異行為如今看來的確非常不可思議。“太有性格了！”如今的年輕人恐怕都難以一一模仿，這是為何呢？ 比如奇裝異服，楊慎就開先路。徐紈《本事詩》說：“楊用修謫滇南，縱酒自放，嘗敷粉作雙鬟插花，諸妓擁之遊行市中”。 與張獻翼同時代則有劉鳳。《萬曆野獲編》記：“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遍繡群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為御史，遷外台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 直到明末，服妖仍四處招搖。余懷《板橋雜記》：“無錫鄒公履游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這位鄒公履不但戴大紅紗巾，還穿高跟鞋，像車模一樣走來走去。同書還記，鄒公履去應試，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去嫖妓，不趕緊摸白嫩美乳，卻對小姐高聲朗誦自己寫的文章，真是不可救藥。 除了“服妖”，明代筆記里還記載了相當數量的任誕行徑。 《萬曆野獲編》記“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當眾臭罵戚繼光，結果後者氣鼓鼓地“促輿度嶺”而去。 《明語林》所記更豐： “羅圭峰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觀者如堵”。 “常評事（倫）中法罷歸，益為盪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影，驚蹶，刃出於腹，潰而死”。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蕩舟郭外南陂。頂高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日醉陂頭老杏下……兀傲自放，世莫測其高深”。 《舌華錄》則記：“桑悅調柳州，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這個桑悅不但傲視柳宗元，而且喜歡惡搞考試。有次參加會試，做完題目，他覺得一定中舉，就在卷子後畫一戰船，敲着桌子嚷嚷：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結果被算成作弊，“以違式貼出”。 對明代士人任誕之習，清人趙翼以為起源於明中葉。他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設有專條“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仆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為姻好。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徽諸王爭以重寶為贈。寧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幣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脫歸。 又桑悅為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 王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為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 謝榛為趙穆王所禮，王命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 羅列現象之後，趙翼給出的評論是：“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惟恐失之。可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盪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趙翼對明代士人任誕習氣並不欣賞，但承認這些任誕士人，到處受到達官貴人的追捧，聲名顯赫。對這種現象，他歸結於當時“世運昇平、物力豐裕”。 趙翼就現象的描述清晰傳神，但解釋卻有點單薄蒼白。他所處的乾隆時代，自是“世運昇平、物力豐裕”，為何士人卻沒有多少任誕之習呢？ 明中葉以後士人多任誕習氣，主要原因在於士人的自我意識開始猛抬頭，而且很容易流於言表。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明代士人“氣矜”、“氣激”、“任氣”、“躁競”、“激昂好為已甚”，乃至好干“民譽”、“矯為奇行而不經”。這種囂張士氣，表現在朝堂上則是百官撼門而哭（嘉靖元年的“議禮案”），或直言皇帝“酒色財氣”全犯（萬曆十年雒於仁的奏疏）。而在朝堂之外，“士氣”則轉為民間各種任誕行徑。 從思想風氣來看，明中葉以降，王陽明的心學大盛，對僵化理學首開反動，欲致人於平等，亦使之得自由，隨後李卓吾、何心隱等人均以個人自由為鼓吹中心，稍後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性靈說”，實質也是對自我的強調。在此等思想風氣影響下，士人又從提倡個性自由，走向標新立異，乃至追逐怪人，怪癖。 比如徐文長，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盛”，拒絕接見大人先生，與下賤皂隸打成一團，還用斧頭砸自己腦殼，將頭骨揉搓有聲，又以尖錐刺耳，深入寸許。徐文長身前淹蹇不得意，身後卻受到晚明士人瘋狂崇拜。他們除了崇拜其文學天才，更崇拜其狂誕，如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寫的：“病奇於人，人奇於詩”。這卻是以 “病”為最“奇”了。 張岱在《祁止祥癖》中，將這個觀念發揮到極致：“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他所寫的“有癖”祁止祥，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只把孌童崽子當性命，而張岱對此似乎還覺得頗有“真氣”。 上面是從士人個性、社會習氣方面探究。若從制度上講，蕭公權名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這段話，也許對我們理解明中葉以來士人任誕習氣有所幫助，且抄錄如下，聊當收尾： “中國專制政治，至明代愈趨深刻。太祖開國即樹慘核之風，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繼體諸君，變本加厲。二百七十餘年中苛政弊政之多，殆為歷代所不及。加以科舉‘八股’，敗壞人才。理學末流，束縛思想。詔獄廷杖，摧殘士氣。下則民不聊生，上則士鮮廉恥。流寇起於中，夷狄迫於外。一朝勢去，瓦解土崩。大好河山，又復淪於異族。事之可惜，孰逾於此。然而當明代專製毒焰方盛之時，反動思想已勃然興起。雖不敢直接攻擊專制政治之本身，而對於為專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統學術則力加破壞。” 而明中葉以來士人之任誕習氣，同樣可看成是一種“反動行為”，雖然不是對專制的正面攻擊，但至少是一種消極抵抗。明白這點，對今世一些任誕之人，任誕之事，我們也許可以多幾分“了解的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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