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部兩位付部長的最後一面

空軍文革，不論是在台上的，還是在台下的，參加過的人提起它都覺得有些不光彩，都有難言之隱，這種感覺隨着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會越來越明顯。這事對我也是一樣，想記錄下真實的一筆，但又左右為難，因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是我的鄰居就是我的朋友。

還得先寫幾句我的父親潘斯福，他一九五九年調入空軍任情報部副部長，他是我軍在延安窯洞裡培養出來的優秀偵聽專家，調入空軍的主要工作是組建空軍的偵聽部隊，他的主要人脈關係仍在總參三部。他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一是在廣州為大部隊西南剿匪提供準確情報，二是在武漢成功截獲國民黨方面準備爆破克什米兒公主號飛機的密電，讓一國總理免於一死。他也是三部各級幹部公認的繼老紅軍之後三部部長的最佳候選人。在Yale我曾遇到一位從武漢來的博士後，她說她的父親是六十年代進入總參系統的，我說你打電話回去問問有沒有潘斯福這個人，她很快回話說有，都認識。

與我父親不同的是，情報部其他幾位部長副部長已在空軍工作多年，結成了厚實的人脈關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更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抗戰統戰時入伍，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在中共講究出身的年代，他們的這種背景文革時很容易讓對立面抓住把柄，落井下石。

解讀一個斷代史，最怕的是眾說紛紜，讓人摸不着頭緒。令人奇怪的是，空軍文革動亂的起因卻異常地清晰。至今為止，唯有吳法憲將軍紅杏出牆外，沒有看到空軍其他中上將常委們寫出回憶錄評述那段歷史，而吳法憲將軍的描述又與正版的《空軍史》幾乎一致，這裡我們感謝吳法憲將軍講出了歷史的真實。

不光彩地說，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空軍那次討論文革的黨委會，實際上開成了聲討“吳余首長”的控訴大會，根本問題是借着“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發泄對中央任命空軍司令不滿。最先出頭的是空軍付司令兼參謀長張廷發少將，但立刻遭到其他老中上將常委的封殺，這裡可能有我們中將們還沒發言呢，你這個少將倒先嚷嚷起來了之意。“吳余”黨委即刻作出上報軍委停止張廷發工作的決定。當時空軍大院只有一輛耀眼的大紅旗，可能是劉亞樓司令在世時分配給了張廷發，早引起眾將們嫉妒。張被停職後，我看到有人往他的紅旗車上用墨塗寫“黑幫不准坐紅旗”字樣，汽車隊隨即給他換了華沙車，張堅決不坐，乘一路公共汽車前往東郊民巷繼續開會。

本來一團和氣瀟灑英俊就連今天的帥哥和他們的女子都無法相比的空軍中上將軍們，放棄了安逸的生活，選擇兩軍對壘，拼死相殺，等待中央軍委最高決策人的裁決，也就是說，敗的一方將成為階下囚。不久，中央軍委最高決策人毛澤東林彪毫不猶豫力挺吳法憲，維護原來司令員的任命，吳法憲對立面的這些將軍們即刻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受盡人身屈辱，這些我都歷歷在目。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把吳法憲劃成自己的對立面，給了這些將軍們平反的機會，但他們中間沒有人得到重新任命展露自己的才華，他們要麼早逝，要麼調出空軍，空軍這個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了。

空軍常委們的這些表現給機關一二級部長們作出了榜樣，有的也開始發泄對自己任命的不滿。空軍與防空軍合併以前是兩個獨立平級的軍種，合併以後，多數防空軍的正職機關部長到了空軍機關改為副部長，所以空軍機關的許多大二級部在文革前出現了部長付部長同是大校的情況，情報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部長孫緒浩和付部長魏錦國同為大校，而到文革前定級的時候，孫定為九級，魏定為十級。

既然空軍大多常委們都說出了對自己職務的不滿，我們下面一二級部也有不滿啊，本來是正的，到了空軍變成付的，在這種心理支配下，表態發言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是否支持“吳余”首長，說得清楚一點，這種表態也是在下賭。這批對“吳余”稍有不滿情緒的幹部後來成了空軍大院第一批落馬者，最後被藉口調查出身工作失誤歷史問題加以整治。不過多數不是關押狀態，只是上班寫材料交代問題，出公差勤務，屬於“靠邊站”狀態。記得魏錦國下馬後，他參加大院換暖氣工作，我還和他一起幹了幾天。幸運的是這批最早落馬的幹部與張廷發將軍的停職沒有太大的時間差，反而給人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張廷發東山再起後首先重用的就是這批幹部，個別人還成了整治其他幹部的馬前卒。

令人不幸的是，“吳余”空軍黨委把張廷發將軍的專案工作交給了情報部，由情報部派幹部負責審理監視，當時不少幹部還當成了黨和人民交給的光榮任務。父親在這方面很冷靜，不到萬不得已不出面，但又不可能明確表示反對。這些早期參加專案的幹部後來都成了張廷發當上空軍司令後隨意踩踏的螞蟻，有的還引來了家難。看樣子幹什麼都得有命。

張廷發將軍的突然停職，也給了司令部大部一級幹部發泄的機會，可能也在發泄對張廷發提拔過快不滿。何庭一是一九三一年入伍的少將付參謀長，而張廷發是一九三四年入伍的少將付司令兼參謀長。有次在空司辦公樓前批鬥張廷發，我在一旁看熱鬧，這時只見何廷一將軍從辦公樓里出來，指着張廷發大罵假黨員，黑幫，不是好人，張廷發也不示弱，反駁說，我不是黑幫。那時的鬥爭會還是相當文明，沒有出現打罵現象，只是讓張廷發站在一個方凳上，批鬥完後還可回家。批鬥會上出現打罵體罰現象是空軍院校學員進駐大院以後才發生的。

後來，何廷一將軍也成了被整對象，成了“空軍劉成何集團”。這段空軍兩位將軍在辦公樓前對罵沒有人提及，也沒有寫進空軍史，反而寫成了何廷一與張廷發關係很好，在開完批鬥會後，何廷一看見張廷發上不了車，主動上前攙扶。實際上，張廷發與何廷一早已結怨，張廷發復出後，在安排何廷一工作問題上大做手腳，提請中央軍委安排何廷一為空軍軍區付司令，報到葉帥那裡，葉帥覺得這樣安排實在不近情理，改為空軍付司令。而空軍史寫成張廷發對對親密戰友何廷一的工作安排十分關心，主動提請中央軍委任命何為空軍付司令。這段史實在七十年代的空軍大院早已不脛而走。

研究文革史，史學家最容易忽視的問題是毛岸英的意外去世改變了毛澤東的正常心態，我們看到的就是這種心態下產生的中國現實。其實研究空軍文革史也一樣，不能忽略張廷發將軍的長子張小祥。張小祥自小格外聰明善良，是張廷發的掌上明珠，我們大家都很喜歡他，但小祥在張廷發落難期間患病意外身亡。這裡有一段史實可以說明張廷發當時的心情。

林彪事件發生後，張廷發將軍得以回到北京，空軍領導機關隨即給他安排了接風宴。人員都到齊了，準備祝酒開飯慶祝張將軍復出。這時張廷發問張小祥為什麼沒到，負責接待的周處長不顧張夫人的眼色，道出了小祥已經去世的實情。這時張廷發一句話不說，摔掉酒杯，拂袖而去。

從文革開始到我離開大院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同小祥一直玩得很好。北京有一段時間興起拍婆子，也就是在大街上找女朋友，將軍皮鞋突然時髦起來，在大街上穿上將軍鞋閒逛，容易讓女孩子認為是將軍的兒子。我想起張小祥，問能不能把他父親的將軍鞋偷出來，小祥第二天就給我拿來了，我試了試實在太小，而且右鞋底已快磨穿，我賣給了大院一個叫裴勝的孩子。我曾問過小祥，你爸有可能解放嗎，小祥一口咬定沒問題，說父親的老上級陳錫聯現在正紅，快進政治局了。

到底張小祥的不幸去世與吳法憲將軍以及當時的空軍領導機關有沒有直接責任？強調這一點至關重要，有助於解讀張廷發將軍在林彪事件以後也就是空軍的二次文革和後文革時瘋狂整治眾多機關幹部時的病態心理。從一個材料上得知，吳法憲將軍曾找張小祥談過話，可以安排他當兵，但張小祥回答說，當兵要和女朋友一起當，吳說這樣沒法安排。張小祥後來和女朋友一起去了東北。在那裡不幸患了鼠疫，當地駐軍聽說是空軍領導的兒子，將小祥送進了空軍公主嶺醫院。可惜的是，醫院誤診為一般的發燒，延誤了病情，最後不治而死。當然這個材料是否真實，還需要旁證。

空軍文革一直在朝着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向演繹。先是中央軍委表態，宣布吳法憲余立金將軍為革命領導幹部，接着出現“楊余傅事件”，不久林彪開始插手空軍，把自己的兒子林立果送到空軍培養，開始從文革初期表現積極的幹部中選拔一批領導幹部，安排在各個重要部門。對被選中的大多數幹部來說，是正常的工作提拔，了解上層核心機密的人很少，對林立果來說他們很多只是聽說，根本沒有見過。

提拔一批幹部就要處理一批幹部，按線排隊，借着“五七指示”和“一號號令”，問題大的去農場，一般問題去幹校，不受重用的去支左。我父親就是在那時安排去北京市儀表局支左的。對於這樣一個安排，我現在感到特別幸運，當時掌權的領導幹部特別安排我當了兵，給了我一個平靜的學習港灣。林彪事件以後，新的空軍黨委在部隊清退林彪線上的幹部子女的時候也沒有涉及到我，讓我順利地度過了文革動亂。

有一點需要指明，吳法憲將軍領導下的空軍黨委和領導機關根據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安排了眾多的空軍院校研究所知識分子去五七幹校，是全國性的行為，不能說成是吳法憲將軍在迫害知識分子。而且林立果已把此事寫進《工程機要》，說“知識分子去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後，這些知識分子也沒有得到太多的實惠，參加新的權力分配，大多繼續從事科研教學工作。

對從空軍機關去五七幹校的各級幹部來說，是實實在在地在受排擠和迫害，還包括他們的子女。被迫離開北京，又想回到北京，我們所有過來的人都非常理解。在當時只有當官一條路的背景下，失去了職務就等於失去了一切，總要等待機會再得回來，這事要是碰上我也是一樣。最近，我從他們後代的對話中得知，他們把當年的幹校集結地戲稱為“新東京”，這裡“新東京”的深層含義是指另外一套政治中心，權力中心的意思。空軍的幹校派就是從那時起源發展壯大的。

震驚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給狂熱的中國人民澆了一大瓢冷水，聰明的人頓時清醒起來，原來讓我們關心的那個“國家大事”就是最高權力的意思，中國的老百姓開始對政治反感起來。這時看着我長大的那個空軍大院確是另外一幅景象，那裡先是日夜抓人，像蘇區抓反革命一樣，接着搞背靠背，面對面揭發檢舉，整頓清查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具體涉及多少人，這裡僅根據“兩案”辦公室的檔案記載，正式立案的有千餘人，最後是降職降級趕出大院。主持這些工作的人多為空軍文革初期落馬的幹部，他們新仇舊恨一起算，使得空軍二次文革異常壯觀波瀾壯闊。這裡我沒有篇幅展開，只談談我的父親和情報部。

情報部的清查整頓工作主要由魏錦國和王林負責，這兩位副部長文革初落馬，文革中去了五七幹校，後來都得到張廷發將軍的重用。在清查完情報部眾多的各級幹部後，開始把目標朝向我的父親，一直在積極地收集材料，但又找不到可靠的證據。一是我父親的主要人脈在總參，二是文革中又在北京市支左，三是老實不樹敵，看樣子要拿掉我父親很難。有一次我父親同魏錦國在上班路上爭執起來，父親說你非要把我當反革命抓起來。我想這裡父親想和魏錦國私下通融一下，不要對我這樣，你的子女可以通過總參和地方幫你安排。可魏在這事上錯過良機，現在看到魏家子女的現狀，又讓我不忍下筆。

父親在這種背景下，還是為空軍辦了一件好事，利用他熟悉的業務人脈關係，堅持在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成立外語偵聽系，而海軍偵聽系則是附屬在海軍通校，現在空工的外語系一直正式招收高考生。但這些身為空軍司令的張廷發將軍並不感興趣，還是在想辦法拿掉，不得已，只有親自出馬了。

一九七八年，張將軍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出題考考這些搞不倒的老部長們，就像當年工人出題考教授一樣，閉卷限時考試。父親時年五十五歲，也就是我現在的年齡，要是換了我可能還會超水平發揮呢。當時的情況不行，想整你總會找到把柄的。最後終於得出“革命幹勁不足”的結論。司令部黨委安排工作時建議到西安空工任正師職顧問，最後張將軍大筆一揮到西安通校任付師職顧問，限時一個月人走家搬離開北京。張將軍這時可能還不解氣，又多次到西安視察工作，要求校領導一個不能缺席，接受他的檢閱，這裡暗指我父親必須得去。不過，沒有經過上層內鬥的人是感覺不出來的。

父親調離北京的消息很快在空軍總參傳開，這時暗暗高興的也是父親當年在三部的競爭對手。我在安徽上大學期間，提出去看父親的一個老戰友，他後來一直在上。父親說，到了他那，他會熱情招待你吃飯的。我去了，他第一句話先說，聽說你爸爸革命幹勁不足，去了西安。我覺得那天有點話不投機，趕緊告辭，連杯水也沒喝上。這事我一直沒好意思對父親說，怎麼老幹部為了那些級別職務，人心都變成這樣。

父親和魏錦國副部長最後一次見面頗有戲劇性。父親離開北京前，魏已到空後任軍職付政委，住在鼓樓的空後大院。父親特別眷戀北京，到北京就住在鼓樓西大街一號一間六平米的小房裡。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我父母正在地安門百貨商場買東西，魏錦國也在那買東西。可能是幹過情報工作的緣故，兩位老副部長都仍然十分機警。魏錦國先看到父親，然後趕快躲開了。走出商場的路上，父親對母親說，剛才碰到魏錦國了，母親說，我怎麼沒見到。

最近，母親把這段巧遇告訴了我，我連說，難得啊，難得啊，我寫空軍文革史正不知道如何開頭和結尾呢。

01/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