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居士

　　前文《杯酒釋兵權不是宋朝孱弱的原因——趙匡胤時宋的軍力是很盛的》已經辯明，宋代軍力脆弱並非趙匡胤之過。全面分析為什麼宋代在對抗外族侵略中國勢不振，頗為複雜，但是，可以肯定，宋太宗趙光義應為此負最大責任。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細細的把趙匡胤和趙光義的責任分開沒什麼大意思。竊以為不是這樣。中國傳統的學術中，對於分析不是很重視的，常常以綜合的思路，鬍子眉毛一把抓。這在古代也算正常，但我們現代人看歷史時，也這樣就不合適了。我們要有像對待數學物理問題那樣仔細分析的態度，即使一些小問題也應該這樣。不應該一說到宋朝打不過遼國、西夏及金國就一古腦把帳都算在趙匡胤身上，而應多想想。

　　趙光義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揮軍隊，使各將軍互不統率，在戰役中直接干涉將軍們的指揮，是宋代軍力貧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指揮戰爭，可以說是一種藝術，不是什麼人都會的。趙光義曾隨趙匡胤出征，應該是經過一些戰陣的，但是，他在當皇帝前，從來沒有當過主帥，因而在軍事藝術中，他是屬於那種見過豬跑卻沒有吃過豬肉的主，不懂得軍事指揮規律的外行。但是，在當了皇帝后，他卻硬要充當實際的主帥，而且他說的話，別人還不得不服從。

　　趙光義當皇帝后的第一場重要的戰役時進攻北漢。雖然他任命潘美（就是那個在民間流傳的楊家將故事中潘仁美的原型）為圍攻太原的主帥，但實際上，他仍是自己控制。在皇宮中授給潘美作戰方案，確定攻城的幾位將軍進攻的方位等。當兩位將軍為誰攻城的哪一面有爭執時，不是潘美而是皇帝親自來解決。只是對手這時已經很弱了，宋朝能取勝是必然結果。

　　滅北漢後，不顧幾個月來作戰，將士們已經十分疲勞，糧草也將用盡，趙光義一意孤行，不休整，甚至連論功行賞都等不得，就攻打遼國。在攻遼戰役中，他根本就沒有任命統兵大將，而是親自掛帥。結果中了遼軍誘敵深入之計，大敗，他自己也經歷了危險。（長時間大戰役後，部隊必須修整，這是常識。趙光義竟不知道。）

　　雍熙三年北伐遼國，他任命四路統帥，互不統領，按照他制定好的策略來作戰。結果是先小勝而大敗。趙光義自己認為是將領沒有按他的詔令行事而致敗。實際上，前線戰事瞬息萬變，他預先閉門造車的作戰計劃，只能讓大將們進退失據，不失敗太難了。缺少一位富有作戰經驗的、有權威的統帥在前線直接指揮，怎麼能打好一個大戰役。

　　至道二年，為了打党項人（當時還相當弱小，夏國尚未成立），趙光義派了五路人馬討伐，仍是互不相統率，有位前方作戰的將軍要改變進軍路線，派人騎馬回京城向皇帝請求，趙光義大發雷霆，嚴令必須按他原定路線進軍。結果五路軍馬根本就未能會齊，當然也談不上什麼勝利，雖然宋軍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是占絕對優勢的。

　　趙匡胤建立宋朝後，致力包括收復幽雲地區在內的統一事業。從有關當時各方面的文獻記載看，宋太祖在將帥出征前雖有指示，但對於實際的用兵過程則一般不予干預。通觀宋太祖朝的戰事活動，沒有一次御賜陣法、陣圖的紀錄。如曹彬率軍出征南唐時，宋太祖不僅賦予指揮大權，而且特賜尚方寶劍，“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在征討荊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處耘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後因執行軍紀與主帥慕容延釗發生矛盾，宋太祖為維護統帥權威，不得不將李處耘貶謫。而在河北、河東前線帶兵的將領更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凡軍中事皆得便宜”。可見，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原則，並不熱衷御賜陣法、陣圖。《武經總要》前集卷7專門記錄宋朝所制陣法，唯獨沒有宋太祖朝的陣法，作者這樣解釋：“恭惟藝祖皇帝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此當為其不拘泥陣法的佐證。可見趙匡胤並非人們所想象的那種任命了大將，又處處猜疑，千方百計提防控制的皇帝；而趙光義則是幾乎不任命大將，更談不上對大將信任與否了。在處理國防及與軍事有關事務方面，與趙匡胤相比，趙光義差的太多的。

　　趙光義還有給將軍們授作戰陣圖的癮。他曾把前線大將們召回京城，拿出他創作的《御製平戎萬全陣圖》，親授進退攻擊之略。那些身經百仗的將軍們當然豎耳聆聽，至於心中是不是在暗笑，甚至叫苦，就不得而知了。這個陣圖也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有用，但是，要想“萬全”，在戰爭中以不變應萬變，那只能是痴人說夢。

　　在具體戰役中，他也以授前線將領陣圖的方式瞎指揮。太平興國四年，遼軍十萬入侵到石家莊一帶，敵強我弱，趙光義在宮中親自擬定作戰計劃，要部隊以“八陣”迎敵。前線按此擺開陣勢，將士們都明白必敗無疑，兵卒們無不恐懼。俾將趙延進等冒着“違旨”的危險，改為“二陣”，加上詐降誘敵等計策，才取得了勝利。如果作戰不利（在敵強我弱形勢下極易出現），“違旨”的將軍們就得倒大霉。

　　過種皇帝直接控制指揮軍隊，美其名為“將從中御”。像這樣不知己，不知彼，坐在皇宮中閉門造車畫出來的陣圖或制定的戰術策略，若不“戰無不敗”才是怪事呢！趙匡胤不這樣作，正因為他身經百戰，極富軍事經驗，知道這樣臨戰，皇帝在宮中畫陣圖給前言將領有百害而無一利。

　　趙光義開創了一些非常壞的先例：
　　一，戰爭中軍隊都由他自己坐在千里之外的皇宮中遙控指揮，即使是軍事天才，在沒有近代通信工具之前，也會導致失敗，何況不懂軍事指揮的皇帝。
　　二，不知己也不知彼，不明前線地物地形，在宮中畫陣圖，甚至是“萬全”陣圖，命令部隊執行。
　　三，在戰役中不設統率全局的前方將領，幾路軍馬各自可以獨立行動。不但容易導致失敗，而且在軍中很難產生在威望的大將，這對於一支軍隊來說是極嚴重的問題。（也許不產生有威望的大將，正是趙光義心中所願。）

　　查看趙光義即位後的諸戰役，看不出有什麼高明的戰略戰術，只是大軍向前攻，或圍攻敵方城池攻城，也就是說只會打“笨仗”。《孫子兵法》中的詭道似乎全丟失了，其實，這也不奇怪，以趙光義的水平，又對前方具體情況一無所知，那裡可能有“詭道”？
　　按這樣的辦法來作戰，要取勝太難了。

　　如果只是趙光義一個皇帝這樣干，宋軍也不至於一直弱下去，只可惜，這些惡劣的先例成了種“遺傳基因”，留傳給了大宋其它皇帝。如宋真宗（趙光義之子）咸平二年，遼軍入侵，真宗也給先鋒授以陣圖。至於“將從中御”，更成為宋朝的傳統。

　　趙匡胤取消了武將統率禁軍的權力，把軍權收到皇帝處或交給文官，這不應該看作是宋朝軍力不振的原因。事實上，明清兩代也都沒有把國家軍事大權交給武將。明朝的首輔和內閣、康熙時的上書房、雍正後的軍機處，是實際上為皇帝掌握軍權的機構，其中文臣的比例相當大。近代發展國家中最高統帥多為總統（或總理），下設國防部長，多為文人。有些國家，如美國明確規定軍人不能當總統（二戰中美軍統帥艾森豪威爾為了競選當總統，先得退役若干年。）可見趙匡胤所行，並沒有大問題。關鍵是，不論多么正確，不能過頭了。平時把軍權從武將中收回，可以，但是，到戰時甚至到了前線仍不給將軍以權力，那就只能走向反面。

　　趙光義正是在防止軍人擅權方面走過了頭的人。這就是趙光義為宋朝武裝力量總是吃敗仗所作的第一貢獻。

　　為什麼趙光義會這樣？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了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尤大。從此，宋太宗進一步強化了抑制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即對在外統軍將帥加以嚴厲約束，並遙控軍事行動。在人說他天生多疑猜忌的性格，不信任別人為主帥，凡事都要自己包辦，就是這種猜忌之心的具體表現。軍事上全都包辦了，自然只能積弱不可拔。

　　趙光義的第二個貢獻則是允許宋朝軍隊紀律鬆弛。
　　宋遼邊境石嶺關守將田欽祚屯積出賣軍用物資謀利，太平興國四年，主將郭進率軍出戰，田欽祚不服從命令，在城內不戰，敵退也不出擊。這樣嚴重的問題，趙光義只不過調動其職務而已。

　　雍熙四年，前線將領劉廷讓和遼軍作戰，先約好李繼隆部為援軍，戰時，李繼隆不發一兵，致使劉廷讓部全軍覆滅，劉廷讓隻身逃出。當劉廷讓向皇帝請罪時，趙光義很清楚責任在李繼隆，沒有責罰劉廷讓，而對於李繼隆，先是要追問，接着就放手，不再追究其罪責。

　　古代戰爭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講求什麼自覺性的，為提高其打仗中將士們的責任心和主動性，無非就是勝了重賞，敗了或不服軍紀重罰，否則怎能能讓將士們冒死爭勝！？在這兩事件中，按常理，田欽祚和李繼隆都該按軍法處罰，但是，趙光義就這樣輕描淡寫的不了了之。

　　這種軍紀鬆弛，從趙光義開始，也就成了宋軍的傳統。咸平二年，遼國入侵，大將傅潛擁年代八萬，別的將軍出戰，他只閉城自守，出戰的宋軍作戰不利他也不救，導致全軍覆沒。康定元年，將軍趙振在延安擁兵八千，党項（西夏）圍攻一個駐軍千人的要塞達五個月之久，趙振只派了百餘人去援救，導致要塞丟失，駐防軍士們死亡。對於這兩個事件中的傅潛及趙振，當時朝中大臣認為都應處以死刑，但是皇帝都只給予很輕的懲罰。前一事件這是趙光義的兒子宋真宗處理的，後一事件則是趙光義的孫子宋仁宗處置的。

　　這種傳統的影響是極惡劣的。在趙匡胤掌政時，沒有敗仗，也沒有不服軍令救援不力的記載，但有一個因作戰不力而處二十餘人死刑之後嚴厲處置的例子，這在前文已經講過。由此可見，這種傳統只能從趙光義那裡尋找源頭。

　　紀律不嚴，畏敵不敢戰的軍隊只能是弱旅，趙光義不可能不明白這個最簡單的道理，那麼為什麼他會容忍自己的軍隊中軍紀鬆弛呢？推測起來，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和前面所講的他不信任大將，自己直接控制指揮軍隊的原因類同，“燭影斧聲”給了他極大的精神壓力，使他的疑忌心極強，這種疑忌心的另一方面就是怕武將們狗急逃牆造反，因而只好對武將違紀網開一面，處分甚輕。
　　另一個原因則是上面所舉的違紀或畏戰的例子多屬於一戰將危急而另一戰將未救援。也許這種武將部不抱成一團，不結為死黨，甚至互相有矛盾的狀況，正是趙光義心中所希望的。因而只輕描淡寫的處罰。

　　無論如何，這種軍紀差的痼疾從趙光義開始，一直延續到兩宋的滅亡，對宋軍的戰鬥力的危害極大，則是不爭之事實。

　　和趙匡胤時不同，趙光義對邊防也做了一些有害的變革，這可以說是趙光義的第三貢獻。

　　趙光義取消了邊防地區長官有權為了鞏固邊防而動用當地財政收入的權力。這樣就限制了邊防地區長官的主動性。如在趙匡胤時期，邊防長官可以用金錢收買情報，或派間諜到敵方去偵探敵情。這樣，邊防就很容易採取主動有利的措施。趙光義時就不行了。

　　還有就是趙光義開始多任命文官為邊防地區首腦，如柳開、鄭宣等。讀書人出身的官員，如果本是優秀人才，又多少懂得一些兵略，可能會幹的不錯，如宋朝的張齊賢、范仲淹、韓琦等。不過應注意，不能以史書中有這樣的人物而認為以文官為邊防長官是個好辦法，只有有成就的才可能進入歷史記載者的視線，大量的只有點書本知識、本人從沒有刀劍之下腥風血雨的經歷、畏敵如虎的文職長官是很容易誤事的，史書中一般是沒有他們的份的。這些長官會使大宋的邊境變得弱不禁風。即使歷史記載中有所稱頌的范、韓諸公，若仔細讀其傳略，就知道他們在戰事中的建樹也實在可憐的很。

　　在邊防地區任命過多的文職長官的另一個，也可能更重大的危害是妨礙了戰將的提拔。一個邊防線上缺乏從行伍出身，身經百戰，而且頗有戰功的將軍為主帥，終久只能是個脆弱的防線。趙光義以後的北宋，像狄青這樣經百戰而成大將的實為鳳毛麟角。

　　一個軍隊不注重提拔披堅執銳、在戰鬥中能為士卒先的勇將，軍隊的戰鬥力只能越來越弱。

　　此外宋朝還有一個嚴重問題，這就是文官數量極大，為同一職責重複設置文官的事也不少。這使行政效率變低，使大量財政經費都用在這些冗員的俸祿上。這當然和軍力弱只有着間接的關係，但其危害卻不小。這個傳統也是從趙光義開始的。宋朝的科舉中全國性考試是每年舉行一次或兩年一次，在趙匡胤時每年所取最多為一百二十七人。明、清時是三年一取，平均每次取進士約二、三百人左右。明朝最少一次為三十二人，最多為四百七十二人；清朝最少一次為九十六人，最多一次為四百零六人。可見趙匡胤取士的數量和後來的明、清差別不很大，可能是個適宜的數字。趙光義登基後，第一次就取了五百多人，這就開了大量取士的先例，北宋取得最多的是真宗咸平三年，一次取了一千六百多。仁宗時限取四百人，這也有些太多了，比明、清要多好幾倍。宋朝的制度是一旦取上，立即授官職。這怎麼能不產生大量冗餘的文官。
　　
　　關於宋軍弱，以及趙光義在這裡所起的不好的作用，就講這些。平心而論，趙光義是不能稱作昏君的，但是，他的特殊地位（也可能還有他的性格），使他作了這些使宋朝積弱，受外族欺侮的殃及子孫的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