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兩種類型

活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把知識分子分為傳統型和機關型（organic,經常被不確切地譯為“有機型”，我這裡的機關與機關報的機關同義）。他認為傳統型知識分子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把自身看作社會整體（totality)的代言人。而在階級利益日益對立的現代社會，這種自稱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知識分子往往不能代表整體利益，他們只是通過文化霸權把階級利益偽裝（他們自身不一定意識到這種偽裝）成了整體利益。相對於虛偽的傳統型知識分子而言，機關型知識分子比較真實，他們不掩蓋自己的社會關係，不諱言自己是某個階級某個集團的代言人。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就可以衝破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更好地追求自身的權益和人類的進步。葛蘭西的這個分類至今仍然很有影響。

我對葛蘭西的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不知道他是否認為歷史上曾經有過代表社會整體的知識分子，也不知道他是否認為現代社會存在（或者需要）不虛偽的傳統型知識分子。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乎不認為存在這種超階級的知識分子。魯迅讀了俄馬的文藝著作後，寫了雜文《文學與出汗〉，認為不存在超階級的文學。

毛澤東這一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了俄馬的衣缽，把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得十分徹底。在某些歷史時刻，階級分析變成了唯出身論，而知識分子也不可避免地一率成為機關型的，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就是代表資產階級或其他更落後的階級。而社會整體這一被西方馬克思主義十分看重的概念，在毛時代是不存在的。

三個代表的思想在階級分析之外另闢蹊徑，實際上引進了社會整體觀念，只是在字面上沒有體現出來，而代之以“最廣大人民”等日常語彙。也就是說，這一思想要求共產黨淡化其機關性質，強化其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同一性。相應地，知識分子也被期待從機關型向傳統型回歸。

這樣的期待不僅來自執政黨方面，更來自廣大民眾。知識分子和社會整體利益的特殊聯繫在一百年前的很長時期里，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為天下開太平，——這裡的天下，就是一種totality。在現代，天下轉變為國家。在民眾眼裡，知識分子應該為整個國家的利益說話，至少也該為大多數百姓說話。要麼作傳統型知識分子，要麼作普通老百姓的organ，就是不能做資產階級的機關。

然而事與願違，民眾發現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倒是以機關型為主，但大多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像茅于軾、張維迎之類名流，明顯是為富人說話的。像朱衛華、雲淡水暖之類為窮人說話的，又多是無權無勢隱姓埋名的網人。

葛蘭西期待知識分子從傳統型向機關型轉變，當代中國的民眾卻有着相反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