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詩詞見證歷史

　　　　　　　　　　　　　　梅振才

　　中國是一個詩國。中國詩歌與中國歷史同生共長。如沈約所言：“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歷史衍生了詩歌，詩歌亦印證了歷史。當代著名史家、詩人陳寅恪倡導“以詩證史”，即以詩歌作為重要的史證之一。

　　被定論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雖然只是短暫的一瞬間，然這是一個“史無前例”殘暴和荒誕的時代。在這個特別的歷史時期出現的詩歌，也可為這段歷史作出佐證。

　　我是一個文革時代的親歷者，一個舊體詩詞的愛好者。近三年來，我致力於發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詩詞，每周寫一篇在紐約報刊的詩詞專欄發表。為紀念文革發生四十周年，選取其中１２６篇匯成一冊《文革詩詞鈎沉》出版。在伏案寫稿時，似重溫舊夢，腥風血雨尚歷歷在目，哀歌悲吟猶在耳邊，我時有觸摸詩史的真切感。這篇《文革詩詞見證歷史》一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國詩史中極為重要的段落——文革詩史，沒有“文革詩史”，中國詩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詩詞產生的時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個“破四舊”的口號響徹大江南北。所謂“四舊”，即指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無疑，舊體詩詞也是屬於“舊文化”　之列，在近、現代已逐漸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滅絕舊體詩詞，相反，卻刺激了舊體詩詞的創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時期，留下了大量的舊體詩詞作品。出現此種“反常”的現象，似有多層複雜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長了舊體詩詞的傳播

　　文革時期，全國遍地文字獄。文革以“大批判”開路，“反動詩詞”即為大批判的對象之一。六十年代，鄧拓寫有一首詠東林黨人的七絕：

　　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此首詠史詩，被文痞姚文元批判為企圖以暴力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鄧拓有口難辯，最後以死抗爭，成了文革時期因舊體詩詞殉難的第一人。此後，按此模式，很多詩詞被“上綱上線”，莫須有成了“反動詩詞”。當然，首當其衝的便是那些諳熟詩詞的文化人。然而，這些“大批判”，卻助長了舊體詩詞的傳播，這些“反動詩詞”私下成了人們學習和欣賞的活教材。

２、“毛澤東詩詞”之普及推動了舊體詩詞的復興

　　文革期間，毛澤東詩詞與《毛主席語錄》一樣，被捧到類似“聖經”的地位，被奉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最高典範。毛澤東的詩詞，當時在中國家喻戶曉。至於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但毛澤東詩詞的普及，使舊體詩詞重新得到重視，令舊體詩詞重現生機。文革時期產生了大量詩詞作品，從另一角度記錄了文革的歷史，這是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實，詩詞也成了毛澤東推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為以後開展“評法批儒”，把矛頭指向“現代大儒”周恩來，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３、專制的利刃不能切斷詩歌的長河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延綿不絕，即使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專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斷詩歌的長河。“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中國的詩道由來已久。文革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代，冤獄遍地，暴力與恐怖皆“史無前例”。正所謂“憤怒出詩人”，“國家不幸詩家幸，吟到滄桑句便工。”詩詞，也成了人們表達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詩詞，有的是用筆和紙寫成，有的是用血和淚凝成。如《出身論》青年作者遇羅克，臨刑前留下悲壯豪雄的遺詩：

　　神州火似荼，煉獄論何足。義舉驚庸世，寄文愧爛書。
　　山河添豪壯，風雨更歌哭。唯念諸伯仲，時發一短呼。

　　文革時期出現大量詩詞，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為，上述三項是主因。

二、文革詩詞作者的社會屬性

　　文革詩詞數量繁多，內容豐富，其作者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其內容則反映了文革的整個進程。為進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線條的歸納分類，希望能理出一個文革詩詞的綱要。

１、中共領袖和高幹的詩詞作品

　　中共的高級幹部中，具文學素養和喜好詩詞者，為數不少。在文革殘酷的鬥爭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敗，皆決定了這些高幹詩詞的內容、傾向和格調。

　　１９６６年６月，正是文革拉開序幕之時，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恁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這是毛澤東有關文革題材公開發表的唯一一首詩詞，其生前曾反覆修改並予審定，可見其本人對此詩的重視。此詩的基調是歌頌文革，而文革已受到歷史的鞭撻。故有方家評之：“於今看來，它是一首有遺訓價值和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的代表作。”

　　而毛澤東的一批戰友，在文革中跌落萬丈深淵，他們的詩詞又是另種情景。如被判為“叛徒”、“中國最大保皇派＂的陶鑄，身患絕症，與妻子曾志生離死別之時，寫下一首《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
　　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此類“蒙垢餘生”後之作，皆沈鬱蒼涼，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鑄而論，其當年在廣東大反“地方主義”，害死不少地方幹部，“如煙往事”，是不應該忘卻的。

２、作家、學者、文化人的詩詞作品

　　這類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份子，多擅長詩詞，在文革中，多有遭批鬥、抄家、下放幹校勞動的經歷，所歷所感，隨時入詩。故在文革詩詞中，這類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藝術性也最高。

　　此類文化人中，史學家、學者、詩人陳寅恪頗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陳寅恪寫下此生的最後一首詩《丙午清明次東坡韻》，為其《詩集》的壓卷編。此詩盡抒“丙午清明”“魂已斷”的淒清、沉痛和憤慨：

　　史書既欲盡燒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國高樓魂已斷，西陵古渡夢初回。
　　賢妻孺仲懨懨病，弱女淵明款款來。翻憶鳳城一百六，東風無處不花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紅衛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貴的京劇戲裝和道具，堆在國子監孔廟大院焚毀。蕭軍、老舍、駱賓基等二十九個著名作家、藝術家，分別掛上了“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頭杵地，挨了三個多小時毒打。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暈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釋放。老舍，當日就自沉於太平湖中。蕭軍為此寫下《國子監》一詩，描繪了文革中極為慘烈的場景：

　　烈火堆邊喊“打”聲，聲聲入肉地天驚。藤條皮帶翻空舞，棍棒刀槍閃有風。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婦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紅。

３、普通幹部和平民知識份子的詩詞作品

　　以人數而論，這部份人在中國社會中是一個十分浩巨的階層。他們也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雖然處境各有差異，但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衝擊，他們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經歷和苦澀的回憶。

　　遊街示眾，乃文革一大景觀，大江南北，隨處可見。當年為哈爾濱六中教師的葉昌，當然難逃此劫。被批鬥遊街之時，葉昌有感而口占《遊街四首》，此為其中一首：

　　頭戴高冠頸掛牌，牛鬼蛇神佇列開，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鑼打鼓上街來。

　　平民知識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趙振新是一個普通幹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賈禍，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風雨中更是提心弔膽，坐立不安。其所寫的《無題》三首，道盡平民百姓、知識份子在文革中的悲涼、無奈和憤慨。其中一首云：

　　滿城金鼓震心肝，隱隱悲歌挾重寒。寄語故人鉗口好，冬來難得是平安。

４、青年學生和紅衛兵的詩詞作品

　　文革時期，特別是文革前期，大量湧現了紅衛兵、造反派撰寫的“頌毛詩”、“戰鬥詩”和“口號詩”。紅衛兵的“戰歌”，充斥“殺、殺、殺”之聲。這些詩歌屬新體詩的範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開始學習寫作格律詩詞，雖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個半月時間內，毛澤東在天安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般青年學生，視毛澤東的接見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學生中也有清醒者，如來自廣州市的大學生何永沂，寫下振聾發饋、擲地有聲的《接見》詩：

　　手捧紅書不住揚，真真假假滿場狂。天安門下歡呼罷，識得人間有帝皇。

　　何永沂之詩詞結集《點燈集》，選錄其寫於文革時期的詩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見》一詩外，又如“發配深山為學農，方知水瘦與山窮　。登高縱目開生面，處處山鑲大字‘忠。’”詩家周退密有評：“詩無激情，非詩也；詩無形像，非詩也；詩無境界，非詩也；詩無歷史反思，更非詩也。《點燈集》之詩，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歷史反思，此真詩也。”

　　當年為北大歷史系學生的李樹喜，在文革中也寫下五十多首舊體詩詞，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雜花樹》詩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闋《水調歌頭·罵聲歌》，即為其中之一。

　　挨罵不須怪，爭鬥伴人生。恰如雨落風過，處處時時聽。強敵高聲叫罵，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嚀。任他昏天黑地，波瀾不須驚。
　　堅意志，長本領，須罵聲。真金何懼烈火，重擔壓骨身才硬。人生風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處是安寧？芽烽火正未了，握筆亦從容。

　　罵，有口罵和筆罵，貫穿文革全程。罵，是文革的“勝景”之一。李樹喜此闋詞，乃從青年學子角度抒懷：“堅意志，長本領，須罵聲。”文革亦影響了李樹喜的史學觀：“史家的筆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為自己的視野能力局限，更是為時代和掌權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間煙火，經常要求和掌權者保持一致，就主觀或違心地篡改了歷史，不足為怪。”

５、上山下鄉知青的詩詞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報》刊登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後，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其中一些知青，後來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們認為：“中國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應該被挖掘的，是最為獨特的、最集體的、最個人的、最生命的，屬於三千萬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

　　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詩詞，真實記錄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狂熱、迷惘和悲壯，以及他們於自身的成長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齋，在文革中寫下不少詩詞，此首《無題》是寫於文革的後期：

　　少年壯志何處尋？塞北高歌不可聞。明鏡傷心我憔悴，農鄉惆悵鎖青春。
　　飲酒狂歡偷歡樂，吟詩寂寞解銷魂。人生已覺不寶貴，莫論低沉與認真。

　　此詩真實地描繪了其當時的心境：“傷心”，“惆悵”與“寂寞”，“壯志”不再，“高歌”不聞，“人生已覺不寶貴”！此詩以“莫論低沉與認真” 作結，乃回應當時廣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對毛澤東的“崇拜”，已轉向“懷疑”，甚至於“反對”。

６、“階級敵人”的詩詞作品

　　地富反壞右，即是階級敵人，文革前已有“五類分子”的稱謂，文革中又稱之為“黑五類”。而“地主”，位於“五類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奪權前和建國後的數十年間，始終是革命和專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許“亂說亂動”。因此，文革詩詞，最難收集的，是“階級敵人”的詩詞。下面所錄的《無題》詩，是一位經歷文革的詩詞愛好者所提供的：

　　迷濛春霧劍光寒，折得梅花帶笑看。楚漢而今爭逐鹿，韓侯何日振師還。

　　此詩作者姓甚名誰，生年卒曰，皆已無從稽考，只知是廣東台山人，下川島上一個地主分子。當年此詩被紅衛兵抄家發現，上交“軍代表”，被作為 “反動詩詞”而公開批判。當時全國各地正處武鬥高潮，到處刀光劍影，槍林彈雨。置身局外的“五類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濛春霧”中，“折得梅花帶笑看”。“軍代表”批判曰：“韓候，就是指蔣介石國民黨，此詩作者盼望‘復辟’、‘變天’，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振師還’。”

三、最具影響力的文革詩詞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詩詞數量繁多，內容豐富，其作者幾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然以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而論，筆者從中選出四位詩人，作進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頭如故作銅聲”的李銳

　　１９１７年生於北京的李銳，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於民族危亡之際投筆從戎，轉戰南北。建國後曾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是最有影響的三峽工程反對派人物，曾兼任毛澤東的秘書。在廬山會議上因言賈禍，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被放逐長達二十年。李銳與毛澤東的其他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諸人，皆文章華國，才華橫溢。李銳十六歲時就開始寫小說，以後寫雜文、散文、傳記、詩詞，數十年間從未輟止，著述甚豐。

　　據李銳對筆者所述：“文革發生時，我早已是賤民，流放鄉野，後又關入秦城監獄八年。為保持腦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單監獄室中，曾吟得詩詞四五百首，１９８０年以《龍膽紫集》出版。呻吟詩詞，讓我度過這難以言說的歲月……”其詩稿結集名為《龍膽紫集》，源自其於秦城坐牢時，用護士發下的棉花簽，蘸着龍膽紫藥水，把一首首“鐵窗詩作”寫在《列寧文集》上的空白處，以掩人耳目。

　　《龍膽紫集》收有李銳寫於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壽》一詩：

　　依然一個舊靈魂，風雨雖曾幾度經。延水洪波千壑動，廬山飛瀑九天驚。
　　偏憐白面書生氣，也覺朱門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頭如故作銅聲。

　　此詩之首聯“依然一個舊靈魂”，顯然是回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頷聯之“延水”及“廬山”，乃李銳革命生涯之兩大轉折點。頸聯慨嘆多少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在“文革”中淪為階下囚。尾聯以“骨頭如故”之壯語作結。詩如其人，信然！

　　被關在牢中的李銳，曾寫下“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的聯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從報紙上感到這種最強烈的印象：只有一種聲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種形式——早請示、匯報，跳忠字舞；只有一種忠誠——四個偉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種信仰——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因此，《龍膽紫集》中有幾十首詩是為此而作。”

　　趙朴初曾為《龍膽紫集》題《臨江仙》詞一闋：

　　不識廬山真面目，幾多幽谷晴峰。只緣身在此山中。峰頭剛一唱，谷底墜千重！
　　度盡劫波才不滅，詩心鐵壁能通。莫將此道比雕蟲。血凝龍膽紫，花發象牙紅。

　　李銳，代表了在文革的風雨中，“骨頭如故作銅聲”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詩刻劃”的聶紺弩

　　聶紺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黃埔軍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１９２７年歸國，長期作報X編輯。曾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得識魯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豐，體裁多樣，尤以雜文飲譽文壇。建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然於１９５５年因“胡風事件”牽連，受到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出獄前夕獨女海燕自殺。

　　聶紺弩的舊體詩詞，包括文革時期作品，雖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詩》集中。據其摯友除鳳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個大臣的名字，紺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兩個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狀態。”連中共文膽、才子胡喬木也為此詩集作序，有評：“不要忽略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李慎之評曰：“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寓悲情於曠達、寄憂傷於詼諧的詩，以為有詩人以來所未有，讚嘆之餘，稱之為‘絕世奇詩’”。

　　聶紺弩的詩，多是逆境中的產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聶紺弩因“攻擊林彪、江青”，被捕關入北京功德林監獄，後轉入北京半步橋監獄。聶氏的監獄詩、流放詩，筆調瀟灑與逍遙，此源自其豁達的哲人襟懷，而聶氏卻常自嘲為“阿Ｑ氣”。如《歲尾年頭有以詩詞見惠者賦謝》，即為其在文革初期所寫的獄中詩之一首：

　　奇書一本阿Ｑ傳，廣廈千間Ｋ字樓。天地古今詩刻劃，乾坤晝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紅日，曲婦詞夫惦楚囚。多謝群公問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聶紺弩之詩，頗多與“落難”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聶紺弩曾先後寫下十三首詩贈胡風。胡風夫人梅志曾言：“這些詩不僅表現了他們的友誼，也表現了他對胡風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讀這些詩能使人感到一個正直人的偉大靈魂。”１９６６年初，正處於文革暴風雨的前夕，聶紺弩亦有詩贈即將遣往成都的胡風：

　　武鄉涕淚雙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爾去成都兼兩傑，為攜三十萬言書。

　　聶紺弩的詩得以傳世，有其獄中難友李世強一份功勞。被囚臨汾監獄期間，被判無期徒刑的聶紺弩常李世強學詩，並把自己的詩也給李世強看。李世強感到，“這些詩句是血淚凝成的，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淚……這是千古絕唱，我一定想辦法帶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強獲釋，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辦法，把聶氏的詩稿偷偷帶出監獄，回京後馬上交給了聶氏的夫人周穎。李世強離開監獄與聶紺弩訣別時，聶氏塞給李氏一張小紙條，內有聶氏留給李氏最後一首七絕：

　　難事逢輕當為重，霉時斗短不如長。堪破浮雲未了事，何須夜趕嫁衣裳？

　　最近讀到章詒和所著的《往事並不如煙》，書中有對聶紺弩生動的描述和精闢的論述：“聶紺弩在小說、詩歌、雜文、散文、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是繼魯迅之後的第二人。特別是他的舊體詩，形類打油，旨同莊騷，讀來令人慾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稱‘聶體’，是‘異端’詩的高峰。”

　　聶紺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書坑儒的年代，力創舊體詩詞“新聲”的傑出代表。

３、高唱“紅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樂山人。早年留學日本。“五四”期間，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曾參加北閥戰爭、南昌起義、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建國後，曾任全國文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郭氏集詩人、劇作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諸桂冠於一身。生前身後，毀譽相交。周恩來贊其為“革命文化的班頭”，魯迅罵其為“才子加流氓”。又有稱其為“御用學者”、“無恥文棍”。

　　郭沫若與毛澤東相交數十年，多有詩詞唱和。郭有詞贊毛：“詩詞餘事，泰山北斗。”毛視郭為詩友，其詩詞曾請郭“加以筆削”。在文革中，雖有毛澤東之保護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創。郭曾提出“全部燒掉”其作品。而其兩個兒子，受迫害致自殺。故郭氏年，其內心之惶懼、苦澀與痛苦，難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風血雨驟發之時，郭沫若無疑是十分惶恐，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惡，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勁“緊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時期所作之詩詞，皆是歌頌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寫詩詞表態，因此，有人稱郭氏此類詩詞為“表態性詩詞”。而這些“表態性詩詞”，郭氏常喜用《水調歌頭》這個詞牌。且看郭氏寫於文革伊始的《水調歌頭·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斷觸靈魂。觸及靈魂深處，橫掃幾家村。保衛政權鞏固，一切污泥濁水，蕩滌不留痕。長劍倚天處，高舉劈崑崙。
　　鏟封建，滅資本，讀雄文。大鳴大放，大字報加大辯論。大破之中大立，破盡千年陳腐，私字去其根。一唱東方曉，紅日照乾坤。

　　至於隨後所寫的“見紅日，見新月，見救星”，“偉力來何處，四卷太陽書”等肉麻詞句，不必細表。直到文革後期，郭氏又發表了一首《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奮螳臂，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郭沫若的文革詩詞，大量借用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生硬地運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說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詩詞，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客觀上已成了毛澤東推行文革的罪惡道具。唯有其名傳一時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不屬違心之作。它確實表達了人民的願望，喊出時代的呼聲。它勾劃出“四人幫”的醜惡嘴臉，形象且傳神。此詞在當時的同類題材作品中，可稱之為頗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據說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讚揚柳宗元的順口溜：“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寫了一首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寫於抗戰時期的《十批判書》，雖大罵秦始皇的殘暴獨裁，其實是影射當權的蔣介石。孰料此書卻獲罪於自詡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澤東。對毛的詩批，郭氏難有招架之力。於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筆，寫下題為《春雷》的七律：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膽燦若朱。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郭氏此詩，徹底推翻自己堅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學術觀點，其言不由衷與痛苦難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結束後，郭沫若編印《沫若詩詞選》，寧願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這首自我批判的詩列入去。

　　郭沫若，為求自保成為“跟風派”詩人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