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樂在天涯戰惡習風”的陳明遠

　　陳明遠，１９４１年出生於上海。１９６３年畢業於上海科技大學，旋入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工作，是計算機科學、語言學方面的專家，撰有多種學術著作。然愛好古典文學，自中學時代起便熱衷寫舊體詩詞，並經郭沫若、田漢等名家指點，其作品頗受師生的讚賞，不料後來遭遇奇特的事件，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隨文革爆發而在全國掀起的“毛澤東詩詞熱”中，有一本《未發表的毛澤東詩詞》廣為流傳。陳明遠駭然發現，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詩詞，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陳立即致函周恩來總理說明事實真相，並要求把此信轉呈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誤傳不是政治問題，澄清就行了。但陳還是被定為 “偽造毛主席詩詞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鬥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國慶節前夕，專案組負責人還揚言要“處決”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陳氏才獲平反，蒙冤長達十二年之久。

　　陳詩之所以誤傳為毛詩，乃因兩者的氣勢和風格頗為近似。陳明遠在中學時代便粗通詩詞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華，其詩作洋溢着雄渾之氣，其昂揚的基調，也與當時所宣揚的時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較完美的統一。如《答友人》一詩：

　　問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場火正熊。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
　　志存海內躍紅日，樂在天涯戰惡風。似水柔情何足戀，堂堂鐵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頗有氣魄，抒革命者的壯志豪情，且明白如話，好懂易記，故此詩為其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中最為流傳的詩篇。當年大江南北數以千計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皆以“戰惡風戰鬥隊”命名，可見此詩影響之巨。此詩“似水柔情何足戀，堂堂鐵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觀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 之詞意，賦予一種進取的精神和豪壯的氣魄，讀之使人振奮。然以陳明遠當時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誤傳為毛詩，也不會四海流傳，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則“詩以人傳”的奇談，一個時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論是真毛詩或陳明遠的假毛詩，都曾起到了推動詩詞復興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劫後詩存——陳明遠詩選》，此書由陳明遠自己選編審訂，共收有詩詞二百五十首，分為五緝，第三緝《春海潮》中包括被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書後附有郭沫若給陳明遠的四十封信和其自傳性文章《詩歌——我生命的翅膀》。為研究陳明遠，筆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尋一冊《劫後詩存》。友人來電稱：“《詩存》一書到處都未能購到，問到世知社總編輯室和銷售部以後，查到了該書責任編輯的電話，並從其得知：陳書確出於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陳因捲入‘六四’事件後，此書也被令從所有書店下架……”友人卻也神通廣大，輾轉打聽到陳明遠的電話。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隨“美國華僑文化訪問團”到中國去。在北京，我有機會與陳明遠會面兩次。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誤傳假毛詩事件中的一些疑點。據陳氏所述：“不知由何種渠道，我的詩詞傳入朱德元帥府中，誤為毛澤東未發表的詩詞，由朱德的秘書打字印出而流入社會……其實，這些詩詞的真偽，只要毛澤東表個態就可以了。聽說的確有很多首長當面詢問過毛，但毛至死也沒有未吐露過半句是或否。我沒有罪，是毛澤東侵占了我詩詞的署名權和發表權……”

　　被誤傳為毛詩的十九首，並不是陳明遠自已最滿意的作品。陳明遠告訴我，他最為珍惜的，是《沁園春·詠石》。１９７２年１月，陳氏步《詠石》韻寫下同調的《悼陳帥》，前後兩闋《沁園春》，又被誤當作毛澤東新作的詩詞，爭相傳抄。而我最感親切的，是他寫於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調歌頭　未名湖沉思》，結篇云：“望月憶當初，與汝相輝映，一卷未名書。”

　　陳明遠，在那荒誕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國詩史上獨一無二的角色。

四、文革詩詞刻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當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稱“史無前例”。的確，文革的殘暴、慘酷、批鬥、整人、冤案冤獄、文字獄、焚書坑儒與無恥等等，可說是“史無前例”的。這些醜惡、可怕的文革時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詩詞中。文革詩詞的內容，記錄了這個時代的殘暴和荒誕。

１．史無前例的殘暴

　　文革之兇殘，舉世皆知。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全國一片愁雲慘霧，腥風血雨，慘不忍睹。如當時湖南省道縣的“左派”，把所謂“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屬子女，數以千計，捆綁至雙牌水庫，悉數投入水中淹死。因屍體堵塞，導致水庫不能發電。“雙牌慘案”，有黃心培的七絕詩留下佐證：

　　為標革命獻忠誠，左派爭先清陣營。階級敵人皆殺盡，雙牌水庫勝秦坑。

２．史無前例的慘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鬥”處於高潮，為了“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到處刀光劍影，槍林彈雨，死人無數。“十億遭蒙蔽，豆箕痛相殘。”當時印尼歸國華僑青年馮剛毅，寫下《慘象》一詩，記錄了慘酷的“武鬥”場景：

　　舉國民爭古未聞，一朝挑起亂紛紛。冷槍驚破佳人夢，重炮堆成亂者墳。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團戰士慘抽筋。蒼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詩中間兩聯，如實地描繪了驚心動魄的人間悲劇。而當年個人迷信處於登峰造極之時，此詩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結句，指出種種慘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紅太陽”，可謂勇氣過人，大膽之極！

３．史無前例的批鬥整人

　　毛澤東之“最高指示”有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乎，上有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一大批高幹，下有基層千千萬萬的小幹部，皆中箭落馬。據傳，夏衍被囚秦城期間有感於“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於是仿效清代之“剃頭詩”，寫下一首“整人打油詩”，幽默且辛辣：

　　聞道人該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壇的《三家村》，即為鄧拓、吳晗和廖沫沙。鄧拓不堪凌辱，自殺身亡。而吳晗和廖沫沙，遭到無止境的“噴氣式”的批鬥。“噴氣式”，為文革中在批鬥會上對被批鬥者採取的一種體罰形式。通常由幾個彪形大漢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彎腰低頭，同時向後使勁拉被斗者的雙臂，使之高舉，狀如噴氣式飛機，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吳晗並自嘲》，寫於遭噴氣式批鬥之後：

　　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於今愛折腰；扭臂栽頭噴氣舞，滿場爭看鬥風騷。

４．史無前例的冤案

　　文革時期，冤案無數。連堂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尚且被“鬥倒斗臭”，最後冤死獄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豈可道哉！如浙江美術學院院長、著名畫家潘天壽，文革伊始，就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國民黨特別黨員”，成為第一批被揪斗的對象，並長期被關入“牛棚”。經受過無休止的批鬥，潘氏的健康迅速惡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屆７３歲，身患重病的潘天壽，從杭州被押回家鄉海寧去游斗。帶着渾身傷痕與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張香煙殼紙，在上面寫下其一生最後一首詩，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壽這首詩，道出當年無數遭受冤屈者的悲憤：

　　莫嫌籠縶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

５．史無前例的冤獄

　　文革時期，處處皆冤獄，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冤獄。北京秦城監獄，當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產黨幹部。著名作家關露即為其中之一。在一個寒冬之夜，在“鐵門緊鎖”的黑獄中，關露聽見牢房旁邊的自來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聲，更加難以入睡，心有所觸，於是口占一絕：

　　鐵門緊鎖冬無盡，雪壓堅貞一片心。鋼管有情持正義，為人申訴到天明。

６．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著名紅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馮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寫下《感事》一詩：

　　千古文章定知有，烏台今日已無詩。何妨海角天涯去，看盡驚濤起落時。

　　馮其庸所感之事，應是指自報X發表姚文元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後，摧殘文化、毀滅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隨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燒遍全國。“臭老九”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如待罪之囚，似驚弓之鳥。宋代的“烏台詩案”，乃千古奇冤，當時尚有詩可批，然文革時期，人們皆收筆禁聲，如魯迅所言：“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馮其庸“烏台今日已無詩”之句，何其沉痛悲憤！

７．史無前例的焚書坑儒

　　文革時期之滅絕文化，打殺文化人之“焚書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門、學校、師更是首當其衝。當時的慘況，我曾親歷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緣在北京拜訪了吳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學的退休老師。他向我展示了寫於文革期間的詩詞，首首皆含血和淚。其中一首為《感事》：

　　惡浪掀騰到學童，翻天覆地鬧黌宮。千年師道成仇敵，萬卷縹緗付祝融。

　　倫理淪亡驚世變，斯文喪盡嘆途窮。春秋直筆評功罪，自有今時太史公。

８．史無前例的無恥

　　為林彪集團重要成員之一的黃永勝，曾授上將軍銜，曾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文革中受林彪提攜，官至解放軍總參謀長，“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然黃永勝乃好色之徒，連其“老上級”、“大恩人”林彪的妻子葉群亦勾搭上。“黃葉”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後來林彪一家倉惶外逃，摔死異邦之後，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黃永勝寫給葉群的一首情詩：

　　纏綿五周月，親手摺幾枝。雖是寒冬日，黃葉熱戀時。

　　據傳，葉群當時亦有和詩：“咫尺遙知心難靜，孤燃燈光不成眠。萬紫千紅花無意，獨念西山一葉黃。”可見，當年的政壇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實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詩詞的創作特色

　　文革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故寫於文革期間的詩詞，除其內容具有強烈的文革色彩和時代烙印之外，其創作過程、創作空間、創作氛圍、創作方法及創作藝術，皆有別於其他歷史時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監獄成為文革詩詞的溫床

　　文革時期冤獄遍怖中國各地，無數人因種種“罪名”而被投入監獄。按廣義而言，“牛棚”、“五七幹校。”、“學留班”、“交代會”等，也是冤獄的一種。入冤獄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詩詞高手，在此高壓的環境中，滿腔冤憤，只有寄情於詩詞。另有一些人，原來並不懂格律，入獄之後，受教於獄友，也學會寫詩填詞。寫詩填詞，不需紙筆，有時只需記在腦海中。這是在冤獄中詩詞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閱讀文革之後出版的個人舊體詩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獄中所作。

　　如黃克誠大將，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從太原押至北京，輾轉於數間牢房，被囚長達八年之久。據黃克誠憶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見窗外一株觀賞桃樹上開滿了桃花，花紅似火，燦若雲霞，但不久即為狂風所襲，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詞一首……”此詞即為《蝶戀花·桃花》：

　　滿樹桃花紅爛漫，一陣狂風，吹掉一大半。落地殘紅何足羨，且待來年看新瓣。
　　人間變化千千萬，升降起落，猶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轉變，英雄轉瞬成壞蛋。

　　此詞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詞後來被監管人員發現，批之為“譏諷時事”，因而倍加審訊和批鬥。黃克誠此詞中所指之“英雄”者，當首推彭德懷元帥。

２、深藏不露的藏鋒詩

　　文革期間，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為荒唐的文字獄隨處皆是。隨便一首詩詞，一篇文章，都可以評為“反黨大毒草”。為自身的安全計，人們皆以鉗口封筆為上策。然冤憤難禁者，有的仍敢寄情於詩詞，不過，不用“直筆”，而用“曲筆”。“藏頭詩”、“藏鋒詩”即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最為著名的，首推國學大師文懷沙所作的七絕，後被錢鍾書評為“浩劫詩壓卷之作”：

　　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

　　此詩是文懷沙（沙翁）被關在山西臨汾監獄時所寫下的一首詩。當時一位舊友李某（詩中之李龜年），傳達江青要其寫一效忠信即可獲自由並可得重用。文懷沙遂題就此詩。結果被姚文元讀出是藏鋒詩，把每句的第六個字串起來，是“龜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幫垮台，文氏才未被槍斃。

３、嚴肅且意深的打油詩

　　打油詩體，雖多諧趣，但常流於俗氣和油滑。然創作於文革時期的大量打油詩，繼承和發揚魯迅以雜文入詩的傳統，打油卻是嚴肅，語淺卻是意深，以雜文入詩，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文革時期的打油詩，不少乃出於大家之手，如聶紺弩、李汝倫、邵燕祥、黃苗子、楊憲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舊體詩詞結集名之為《邵燕祥詩鈔·打油詩》。詩界對這類打油詩評價甚高。如程千帆評聶紺弩：“他的詩初讀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讀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讀使人感到振奮。”如水有評邵燕祥、黃苗子、楊憲益的《三家詩》詩選集：“他們的詩作，讓人笑，更讓人哭，讓人沉思和反省，更給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當年廣為流傳的一首打油詩，相傳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此首刻劃“臭老九”的打油詩，是何等生動且傳神，一經傳出，即膾炙人口。遭毛澤東痛罵為“野心家”，“偽君子”和“反動透頂”的梁漱溟，在 “文革”中當然在劫難逃。家藏四代圖書典籍，被紅衛兵抄家焚毀。還被像耍猴子樣地以繩系頸，手持銅鑼，在得勝門一帶鼓鑼遊街示眾。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體自發性的“天安門詩歌運動”

　　１９７６年清明節，因周恩來去世，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詩詞充滿了天安門廣場。群體自發性的“天安門詩歌運動”，在中國的詩史上絕無僅有。天安門的“反動詩歌”，最為聞名的，乃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５、虛假、違心的歌功頌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出現浩如煙海的“頌毛篇”。其實，絕大多數是言不由衷的假話和空話。連“筆直”的胡風，也寫下肉麻的《水調歌頭》： “不可魚無水，不應水無魚。七億中華兒女，共沐黨風舒……”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在獄中慘遭折磨的田漢，居然在病危時用顫抖的手在日記寫下一詩：

　　先烈熱血灑神州，我等後輩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

　　田漢在詩後還注有：“黨的生曰，入黨３５周年紀念。”如此“豪言壯語”的打油詩，更使我感受到田漢內心的痛苦。後田漢屈死獄中，連骨灰也蕩然無存。

六、文革詩詞的歷史價值

　　文革詩詞有珍貴的歷史價值，我以為起碼有如下幾點：

１．文革詩詞在中國詩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國詩史不能留下文革階段的空白。

　　誠如李銳先生所言：“詩言志，詩言事，詩言情。我國自古詩歌相傳，為中華文化一大特色……詩歌存史，是歷代志士仁人的貢獻……詩詞語言精練，音韻鏗鏘，琅琅上口，易於記誦，便於流傳，使人潛移默化，陶冶情操。這是我國獨步世界的優秀文化傳統。文革慘禍十年，受難者悲苦無告，惟有呻吟，有的化為詩歌。藉此一斑，可窺全貌……揭露邪惡，伸張正義，正視歷史，永記訓，這是我們對待文革應取的態度。”

２．文革詩詞與文革史實一樣，是文革史的一個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詩詞，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劉心武先生為我所編著的《文革詩詞鈎沉》一書作序，序言題目為《延續民族整體記憶，修建紙上“文革博物館”》。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發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重大的學術課題，加以探究，而這探究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鈎沉’……‘文革’中當然也有人寫自由體的詩歌，但古典格律的詩詞，卻大行其道，蔚成大觀，在歷史的大斷層中形成了痕跡鮮明的‘沉積岩’，這是耐人尋味的。這是多種因素化合的產物……每一人每一詩固然代表着一個生命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中的獨特狀態，合成起，則又構成了相激相盪、相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歷史大面相、大趨勢……延續民族整體起憶的工作是神聖的。”

３．文革詩詞，一樣具有千秋萬代的史訓價值。

　　廣州的《當代詩詞》開闢專登文革詩詞作品的專欄《劫塵史鑑》，熊鑒為此題下七絕十首，首篇云：

　　滄海橫流事足傷，十年無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誰賞，留與兒孫作膽嘗。

　　而熊鑒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傳後世以真情；警告來人，鑒前車之覆轍。”熊鑒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詩詞，鏤刻在一道道花崗岩石壁上，屹立在廣東澄海的《塔園》中——這是目前中國僅有的文革紀念館。

　　為紀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編著的《文革詩詞鈎沉》也即將付梓出版。雖此書有不少缺點和錯誤，但總算了卻一樁心願，希望此書能為文革史留下一個註腳，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館”添上只磚片瓦。我下一步計畫，是繼續搜集和研析文革詩詞，並完成另一部專著“文革詩史”。另一個構想，是聯絡一批志同道合者，編一部像《全唐詩》那種體例的《文革詩詞全編》，我將為此項神聖的工作獻出餘生歲月。

　　《文革詩詞鈎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闕《臨江仙》，且引此詞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遊子心魂牽故國，難忘舊日雲煙。十年浩劫史無前。霜風摧草木，血雨灑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淚，猶存斷簡殘篇。挑燈覓句總悽然。鈎沉詩百首，高抬貴手此中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