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笑貧喪權辱國私賣台灣主權真相
呂加平
前不久網上媒體披露了1978年12月15日鄧笑貧私自同意並長期隱瞞米國在中米建交一年後可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而同米國暗盤交易出賣中國對台主權的事，並登載了一些評論。本人也想就此事的事實真相以及所造成的後果談談自己看法，以供有興趣者參考。為了使人能對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後變化有所了解起見，本文從1971年4月毛澤東開展“乒乓外交”說起。
一
由於毛澤東通過發動和進行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的戰爭方式，全力做好了要準備打仗、準備打核戰爭的各種反侵略戰爭的調遣和部署，甚至做好了要打來自米國蘇聯對中國兩面夾擊、南北瓜分的常規大戰和核大戰的各種準備，並充分利用美蘇矛盾和中國在美蘇爭霸中的第三者地位，有效地調度了美蘇之間的相互牽製作用，既在1969年2月17日從越南撤出全部援越抗美軍隊，避免了中米在越戰中直接相撞發生米國對華核戰爭危險，又在1969年8月28日在得到米國的間接幫助下，阻止了蘇聯發動大規模全面侵華戰爭和核戰爭的巨大危險，從而使中國轉危為安，安全形勢得到好轉。為了使中國走出封閉，走向世界，改善同米國和西方的關係，進一步擺脫蘇聯巨大的軍事威脅和可能再次侵略的戰爭危險，毛澤東不失時機地從1971年4月開始了“乒乓外交”的主動攻勢。而這時米國為了從越南戰爭中脫出身來和利用中國牽制蘇聯對歐洲的西進，也正急於要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雖然這時由於台灣問題使中米兩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聯繫和溝通，但是這種一致對付蘇聯威脅的共同戰略需要，促使中米之間形成了一種暗中呼應的默契配合關係，使毛澤東“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得到了米國方面的理解和響應，並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當年7月9日至11日，米國共和黨總統尼克松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作為總統特使秘密訪華，並在台灣問題上作出了一些有利於中國的退讓，打破了中米關係的僵局。周恩來總理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重申台灣向來就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米國軍隊必須限期從台灣全部撤走，美蔣防禦條約無效。
這以後，中國在美蘇爭霸的冷戰環境下，在第三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進軍國際外交戰場的步伐大大加快，真可謂過關斬將，排山倒海，銳不可擋，確乎“從勝利走向勝利”。當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恢復了中國的合法權利，蔣介石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第二年即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拜會了毛澤東主席，打開了中米關係的堅冰。接着，中米在2月27日簽訂了兩國之間第一個公報，即《上海公報》，米國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確認最終撤出米國在台灣的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在此期間，米國將隨着台海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從這時起，中米開始了為實現中米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3年5月1日，雙方在對方首都設立了各自的聯絡處。如果尼克松不是因為“水門事件”在1974年8月下台而由副總統福特接任，他準備在他第二任期的頭兩年削減米國一半駐台駐軍，即從2800人減少至1400 人，在後兩年準備以類似日本的方式同中國建交，同時與台灣保持民間往來，以兌現他要在第二任期內實現中米關係正常化而曾經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所作的許諾。
台灣是朝鮮戰爭爆發時米國為了牽制和包圍新中國而出兵占領的，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侵略行徑，不僅使台灣問題國際化，而且也使中米在國家關係上造成了嚴重對立的戰爭狀態，因此台灣問題是中米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而中國的外交出擊，其中一個重大戰略目標就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中國政府所貫徹的對台總方針是，立足武力解決，爭取和平解放，也就是採取打下來的”天津方式”，或和平解決的”北平方式”。
然而不論採取戰或和的哪種方式，其關鍵是米國必須徹底撒手台灣，斷絕同台灣當局的一切關係，在中米建交後米國不能再進行包括對台售武在內的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在台灣問題上只要把米國的手去掉了，台灣問題變成完全的國內問題了，就是中國和台灣談判的時候了。因為台灣如果沒有米國的保護，本身可以選擇的道路不多，此時就是相當於全國解放的最後一役了。如果反之，在阻斷美蔣關係上有任何的不徹底，就會留下漏洞，米國以後又會插手進來干涉中國內政。這時如果中國想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台灣，米國就會支持台灣，從中作梗，這樣不但台灣不會前來談判接受統一，而且在台灣問題上又會造成中米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如果中國用軍事手段去打台灣，米國會繼續用武力助台防禦，這就會造成中米軍事力量在台海相撞，甚至會導致發生兩國的戰爭危機，繼續得到米國保護的台灣也就難以回歸大陸了。因此，中國在同米國建交上的先決條件，就是無論如何不能允許米國在建交後再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必須徹底割斷同台灣的一切官方聯繫。
然而對於中方提出的這個中米建交原則，接替尼克松上台的米國共和黨福特政府卻在《上海公報》立場上出現了倒退，米方的態度是，如果完全按照中方的條件，米國總統會被指責為出賣台灣，因此需要有一個不出賣台灣的表示方式，讓米國內部相信米國不是放棄台灣，所以要中國作出某種保證，這樣中米就可以建交了，於是米方用種種方式試探中國在這方面是否有妥協的餘地。但是毛澤東、周恩來沒有上當，他們認為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的事情，米國不能過問中國的內政，否則台灣當局就會有恃無恐而拒絕談判，阻撓統一，因此對米方在台灣問題上有損於中國主權的要求一口回絕。米國的另一個手法是以中國壓制蘇聯，又以打蘇聯牌壓中國，企圖兩面談判兩頭占便宜，毛澤東看出了米國的意圖，所以中國一再指出：蘇聯是聲東擊西，在蒙古布軍是假象，真實目的是進軍歐洲，從而使米國以蘇壓華的伎倆未能得逞。到1974年以後，中國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起來，表示懷疑米國談判的動機，於是對於米國在建交後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上，雙方難以談攏，僵持不下，毛澤東寧願在自己去世前不同米國建交，也堅決不放棄這個確保中國對台主權的原則，真可謂為國家主權、民族尊嚴，錚錚鐵骨寧死不當賣國罪人。而這時在外交談判中以立場鮮明、態度強硬著稱的鄧笑貧復出再起，就是毛澤東要他擔任這個“惡人角色”來對付基辛格的糾纏戰術的。鄧笑貧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堅決維護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主權而寸步不讓，所以米國人都知道基辛格稱他為“討嫌的小個子”。
二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977年米國民主黨競選獲勝，卡特出任總統，他和強烈反蘇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都積極推動中米建交，中米關係正常化在1978年7月初開始談判。這時，再次復出的鄧笑貧負責國際外交事務，中米建交談判從一開始就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他仍還延續自毛澤東、周恩來“乒乓外交”以來在台灣問題和中米關係上所確定的路線和政策：米國徹底撒手台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米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等活動。中國要求米國的具體做法是：同國民黨政府徹底斷交、廢除對台協防條約、從台灣地區全部撤軍，也就是“斷交、廢約、撤軍”的建交三原則，或稱三條件，米國只有做到了包括必須明確承諾建交後停止向台灣提供武器在內的以上三條件，中米兩國才能正式建交，正因為中國在包括對台停售武器在內的“斷交、廢約、撤軍”中米建交三條件上立場堅定，米國的種種試探和無理要求都歸於無用。鄧笑貧曾經明確表示，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屬中國內政，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在米國接受三條件之前，中國並不急於解決關係正常化問題。
12月12日，鄧笑貧在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米關係正常化第六次會談的請示報告》時作出批示強調說：“要明確表示：米方可表示和平解決的願望，同時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政”（《鄧笑貧年譜》一書第449－450頁）。
12月13日上午，鄧笑貧同米方談判代表、米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會談時一起研究了中米建交公報草案，米方保證按條約規定在 1979年底自動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鄧笑貧表示欣賞，並要求“在美台防禦條約仍然有效的最後一年裡，米國不應該向台灣出售武器，對台出售武器會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增加兩岸衝突的危險性（《鄧笑貧年譜》第451－452頁）。鄧笑貧還表示擬於1979年1月訪美。
卡特總統接到伍德科克電傳來的報告後興奮不已，不僅邀請鄧笑貧在明年2月訪美，而且還決定在12月15日宣布實現中米關係正常化，但又要伍德科克向中方提出：“希望貴方同意米國在暫停對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後，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權利，但米國將儘可能加以克制。”但12月14日下午中方談判代表、代外長韓念龍同伍德科克會談時斷然拒絕地說：“中國方面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沒有商量餘地！”中方提出的要求是：建交後米國同意除已在途中的武器外，以及可在一年之內提供武器外，一年後就停止對台灣任何武器供應，否則不予建交。
米國因為急於要同中國建交，為了打破這種僵局，伍德科克向韓念龍提出建議：“我對中方的態度表示理解，希望暫時擱置"。韓念龍也贊同道：“為了顧全大局，我同意暫時擱置分歧”。韓立即將此解決辦法向鄧笑貧作了匯報，鄧聽後即就“決定將此分歧擱置起來”。至此，除對台售武問題暫時予以擱置外，中米建交的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建交之事呼之欲出，雙方都在為正式建交作積極準備，隨時可以實現，正如鄧笑貧曾說的：中米關係正常化只要兩秒鐘就可以完成。這時，雙方已就建交談判達成了秘密協議，決定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並決定在1978年12月16日上午(米國時間12月15日晚上)由中國政府和卡特總統同時向全世界正式宣布這個驚人的消息，現在只等中米兩國最高領導人最後首肯拍板而離中米正式建交就只差一步之遙了（以上自“乒乓外交” 以後有關中米改善關係和兩國建交談判過程，請看由陳敦德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解凍在1972年――中米建交實錄》一書第189－ 442頁）。
然而就在1978年12月15日中米即將邁出正式建交最後一步的關鍵時刻，在台灣問題上突然出現了戲劇性的大轉變：鄧笑貧同意米國在中米建交一年後可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三
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位名叫范機的作者，他在2007年12月18日發表在有關網上的一篇題為《鄧笑貧在中米建交談判期間的暗盤交易》一文中有如實的披露，現將此文的內容介紹如下：
2007年12月5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中米建交28周年紀念會上，中米建交時米國在任的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在會上講話時，宣讀了他當時的一篇記載中米1979年建交時鄧笑貧在米國對台武器出售問題上所持立場的日記。卡特當眾念道：“鄧笑貧同意，中國不會公開反對我們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宣言，他也明白我們將在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繼續向台灣出售防衛性武器”。“他們在公開場合不會贊同米國向台售武，但是私底下他們知道武器還是會賣給台灣的。”
卡特的講話是應中國外交協會的邀請在北京的這次中米建交紀念會上公開發表的，他的這篇記錄當年中米建交談判時鄧笑貧認可米國在與中國建交後可以繼續對台售武的日記，也是在講話中當眾宣讀的。一件在國際外交史上如此重大的歷史真相，是不容亂說的，正是由於卡特是當年中米建交的當事人、決策者，以及他當時所記日記的真實性、可信性和權威性，所以當他當眾宣讀這篇日記，揭開了鄧笑貧同意米國在同中國建交後可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歷史事實使真相大白時，猶如平地驚雷，使每位與會者都震驚不已：鄧笑貧這不是在向米國主動出讓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而在賣國嗎？這怎麼可能？！人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這是真的。對於這件事的細節和經過，范機的文章里有如下的具體敘述：
華盛頓時間1978年12月15日清晨，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前往白宮與布熱津斯基商量兩國建交後米國政府官員訪華的程序問題，當談到對台售武問題暫時予以擱置時，柴覺得兩國建交事宜一切進展順利，表示非常滿意。但布熱津斯基對此卻迅速提出了異議，他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雙方達成的一致意見是，米國廢除與台灣共同防禦條約延遲一年完成，在這一年內米國原先與台灣達成的售武協議繼續執行，一年以後米國還要繼續向台灣出售有限量的武器。柴澤民聽後大吃一驚，馬上反駁說，雙方達成的協議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中方的條件是建交一年後米國停止向台售武，現在這個售武問題不過是暫時擱置，中方並沒有同意中米建交一年後米國可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布熱津斯基趕緊給在北京的米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電傳，問他中國人是否理解卡特總統在建交一年後要繼續向台灣人出售武器的決心。伍德科克回電說，這一點在中米建交協議中的表述是雙方同意暫時擱置，所以是“含蓄的”。於是卡特總統明確地對布熱津斯基說，現在必須要讓鄧笑貧理解，如果米國在中米建交一年後不能向台灣繼續出售有限量的防禦性武器，從而使總統不能保證米國支持台灣的安全，那麼中米建交一事就辦不成。布熱津斯基立即電傳給伍德科克，要他立即會見鄧笑貧，把總統的這個取消擱置的建交條件告訴鄧，以確保中國領導人既理解又同意米國保留在建交一年後繼續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的權利。而這時兩國建交的公報已經敲定，離正式宣布的時間還只有15個小時了。
北京時間12月15日下午4時，伍德科克和助手羅伊到人民大會堂會見鄧笑貧，向鄧擺明米國要在建交一年後繼續對台售武的立場，而不是將此事擱置起來。鄧笑貧原先根據米方建議已同意將對台售武問題暫時擱置，當聽了伍德科克的話後，對米國在最後一刻這種突然變卦行徑勃然大怒，他拍着坐椅的扶手大聲嚷道：“我們不能同意！我們絕對永遠不會同意！我們絕對反對！……這是不可能的！是不允許的！”
鄧笑貧怒氣未消地接着說：如果米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蔣經國還怎麼會到談判桌上來？如果他不到談判桌上來，中國將不得不用武力收復台灣，那對米國有利嗎？米國大量地向台灣出售武器，使台灣領導人永遠不願到談判桌上來，米國怎麼能說它是贊成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呢？那只能導致戰爭。
鄧笑貧態度強硬、火氣沖天地同伍德科克和羅伊的談話和叫喊進行了一個小時，伍德科克和羅伊一聲不吭地看着鄧笑貧大發雷霆，心裡想，鄧笑貧很可能會拒絕米國對台售武的要求而中止中米建交進程，或延時建交日期，這下按期宣布中米建交這件事算是完了。
可是使伍德科克和羅伊沒有想到的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鄧笑貧卻並沒有說出拒絕米國售武要求的話而中止中米建交進程，也沒有要推遲宣布原定建交日期，反而是在大發了一通脾氣後問伍德科克，“你認為應該怎麼辦？”伍德科克看到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就定了定神，不惜越出白宮指示的範圍趕緊回答說：現在最重要的是先使兩國關係正常化，其他事情都將會改變。建交後有一個過渡時期，由於華盛頓承認北京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麼在建交後的過渡時期里，不僅中米關係，而且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都會改變。他一再重複這一點：關係正常化後的變化會多大，那時解決問題會多容易。
當伍德科克講完後，鄧笑貧對他凝視了片刻，然後聳聳肩，舉起手，對米國在建交後對台售武問題突然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不可思議地一反剛才激烈反對售武的強硬立場，吐出了一個表示同意的字：“好！”然後又說他保留重提售武問題權，接着又提出，如果米國將來對台售武時，要秘密進行，不要向外界透露，同時要求米國幫助中國進行隱瞞。
對鄧笑貧前後判若兩人的這種戲劇性驟變，使原先對宣布建交已經有些不抱希望的伍德科克感到既驚愕又意外，他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對鄧笑貧提出的同意售武、秘密進行和幫助隱瞞的這三條建交新條件，表示要立即傳報給華盛頓。鄧聽完後便站起身來，沒再說什麼，就離開了房間。
伍德科克立刻回到駐華聯絡處，向華盛頓電傳這個驚人的消息。當時正是米國時間12月15日的早上，布熱津斯基從伍德科克的電傳中得知了鄧笑貧已經同意在中米建交後米國可以繼續對台售武的答覆，他驚異伍德科克高超的談判技巧竟把在中米建交三原則和對台售武問題上如此強硬的中國政治強人鄧笑貧給制服了，不禁喜出望外，立刻把這個好消息報告了卡特總統。8點04分，他對前來白宮問訊的柴澤民通報和解釋了這次鄧笑貧接受對台售武的經過和鄧要求米國秘密進行、求美隱瞞的情況，但他表示卡特政府不能同意秘密對台售武，因為台灣是會公布的，米國無法控制。但對於這件事米國是會小心處理的，不會去主動宣布售武事項，如果被人問到售武問題時，米國政府會說，在共同防禦條約解除後以不危及該地區和平前景為前提，會繼續一段時間對台有選擇的防禦性質的售武，儘管北京在公開場合下會表示反對，但無論如何雙方已同意的正常化正在繼續前進。
布熱津斯基敦促柴澤民儘快把米國政府的這個意見通知鄧笑貧，以免在建交即將宣布時發生公開爭論而使中米建交告吹。實際上對於卡特政府來說這時更重要的是，對台售武問題是米國在對華關係正常化上的一個很難跨過去的坎，在毛澤東時期始終未能過得去，華國鋒上台後以及鄧笑貧復出後也一直過不了這個關，只是到這時鄧笑貧才向伍德科克鬆了口。但是現在如果鄧笑貧又要收回他對米國對台軍售的許可，就可能會撤出中米建交協議，也就會使中米無法建交。這會使卡特政府陷於被動，布熱津斯基等人就會下台，因此布熱津斯基懇求中方接受目前的協議。對於眼前發生的這戲劇性突變的一切，柴澤民雖然感到驚訝、不解和困惑，但很快把米方的意見傳到了北京。
柴澤民離開白宮去向北京報告後，米國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他們非常擔心鄧笑貧在最後一刻又會重新回到強硬立場上反對米國在建交後對台售武。但是鄧笑貧直到電視廣播宣布建交的時刻還沒有表示異議的回覆，這使一直在急切等待消息而緊張了一天的米國人大喜過望，因為他們知道，建交以後可以繼續向台售武的事，鄧笑貧已經正式同意而不會再改變了。他們不由得鬆了一口氣，來不及地直個祈禱上帝，樂不可支地直喚“阿門”—高個子的米國人在國際戰略橋牌桌上與中國人的智斗搏弈中，終於“四兩撥千斤”地輕易贏了有橋牌高手之稱的矮個子鄧笑貧。
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晚上，即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也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兩天，卡特出現在攝像機前，中米兩國的電視廣播同時宣布了中米正式建交的公報，也就是中米之間的第二個公報，這個消息就像1972年米國宣布尼克松訪華一樣，頓時轟動了世界。
四
以上這段“鮮為人知的細節及曲折經歷”的中米建交談判內幕，是范機從伍德科克1999年出版的《長城――六任總統和中國》一書中摘錄而寫的，而媒體報道的2007年12月5日卡特對日記的宣讀，澄清了中米建交的這樁歷史公案。作為中米建交時米方的決策者和拍板者，卡特當然知道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和嚴重性，不會在中國的首都對中國主人如此不敬地去栽誣鄧笑貧。相反的是，他選擇這個時候、這個地點和這個場合，採用宣讀他當時日記的方式來公開宣布這一歷史事實向公眾作出交代，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所說的可信性，也是要對這一歷史作出定案。而如果把伍德科克書中的敘述同卡特這次宣讀的日記聯繫起來，使鄧笑貧在售武問題上的最後讓步得到了相互的印證，從而完全證明這個事實真相是確實無疑的。
於是人們從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和細節中可以看到：鄧笑貧在1978年12月15日下午會見伍德科克時，在台灣問題上他是十分清醒和非常理智的，反對米國在建交一年後繼續對台售武的態度是很堅決的、強硬的，而且是極為憤怒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對台售武就是米國賣軍火給台灣對付中國，實際上米國仍是在軍援和協防台灣，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台灣問題要的就是解決乾淨，不留尾巴，不留下使米國可以在日後再度插手干涉的任何漏洞和機會。建交談判的內容就是要米國徹底放棄插手台灣，從根本上廢止美蔣共同防禦條約，這是中國堅持的最重要條件之一，那有一邊同中國建交、一邊向台售武而繼續可以協防台灣的道理。鄧笑貧深知，在這個涉及中國國家主權和統一大業的重大問題上作原則性讓步，對中國在外交、政治、軍事、國內外信譽和國家統一問題上將會造成怎樣的嚴重後果。在沒有打敗仗又沒有國家生死攸關危機的情況下，去接受米國在建交後可以對台售武的要求，那就是在台灣問題上對《上海公報》的倒退，就是主動放棄中國對領土台灣的主權，而且再要想去和平解放台灣，想讓國民黨回到談判桌上來接受和平統一，正如鄧笑貧自己說的，已經是不可能了，而只能導致戰爭；而如果要用武力去收復台灣，就可能會導致中國同米國的戰爭，沒有了雄才大略、戰無不勝的政治軍事戰略大家毛澤東統帥和指揮的中共和解放軍，能打得過米國嗎？因此同意米國對台售武，也就意味着把台灣的主權給出賣了，丟掉了，中國對台灣再也收不回來了，國家再難統一了。這對鄧笑貧來說，應該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去干的，否則這個曾自詡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鄧笑貧，將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因此鄧笑貧完全可以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一口拒絕米國的強求，斷然中止中米建交進程而不宣布兩國建交，或者推遲原定建交日期，對米國這種蠻橫無理的突然襲擊作出小小的報復性姿態，以迫使米國回到原來的建交條件上來而對售武問題作出完全放棄的承諾。更何況在建交問題上是米國有求於中國，談不妥再拖些時日再談又有什麼關係，而且鄧笑貧自己就曾說過：中國可以等，不急於同米國建交。而實際上米國在宣布建交前的最後一刻突然改變在對台售武上雙方在協議中的擱置約定，是想用這種“臨門抽射”的突襲小伎倆，對中國建交底線進行“火力偵察”式的試探。如果成功，當然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最好不過；如果“討嫌的小個子”鄧笑貧斷然拒絕而中止中米建交，則表明中國人在對台售武的中國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的強硬態度絲毫沒有改變，米國人對此也不會感到意外，他們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甚至因為急於要實現同中國的建交，反而可能會屈就於中國壓力而放棄對台售武的無理要求。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在同米國建交談判時曾在建交三條件上表現強硬堅決的鄧笑貧，在這關係中國主權和統一大業的決定性時刻，卻突然在台灣問題上翻手變臉，頃刻之間猛地推翻了毛澤東、周恩來生前所確定的中米建交和收復台灣的路線政策及整個部署，竟然在國家主權上作出了原則性的讓步，同意米國在同中國建交後可以繼續向台售武，甚至還要求米國在對台軍售時要予以保密，並幫助中國向國內外隱瞞，從而使自毛澤東、周恩來開展“乒乓外交” 以來所有為了迫使米國徹底撒手台灣而從米國手中收回台灣的全部努力，都功虧一簣、前功盡棄、付之東流。而這也使米國人毫不費力地一下子摸清了鄧笑貧的建交底線：他為了急於同米國立刻建交，可以不顧任何原則和不惜任何代價地放棄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而去迎合米國人的需要，甚至連稍微推遲一下原定建交日期這樣的小報復性姿態都不願意考慮。可以說，鄧笑貧這樣做並不是一時衝動的心血來潮，而是知法犯法、知罪犯罪、明知故犯、有意而為的，這也就使得建交談判本來是中國主動米國被動而中國不急米國急的局面，立刻反了過來，變成了中國急不可耐、有求於美而輸了牌局，米國變被動為主動、因中國人所求而輕易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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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國是萬惡之源，買辦是亡國之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