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自殺的前後經過(圖)

在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之後，高崗被撤消了一切黨內外職務，管教居住。在此期間，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終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僅僅49歲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崗已被管教半年。他寫給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沒有回音。從7月初開始，電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
細地收聽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症狀：腹瀉、消化不良
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臥室僅相距四五米，並讓我(註：作者系原高
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臥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
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臥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臥室、秘書臥室……似隨便走動，又像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裡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臥室，見高崗手裡拿着檯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裡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着，堆放了許多雜物，布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裡，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着，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着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那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
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裡，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沒有特別在意，只是反覆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着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
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裡。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
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臥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正在看書的我聞聲大驚，慌忙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臥室。接着，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臥在大床上，蓋着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於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的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臥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搶救生效。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着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藥的，16粒也可
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着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狀。”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匯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結論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着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匯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總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匯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着，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
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總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
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周總理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沒說會議內容。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例外，晚上8點半開會，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8點半時，人都到齊，周總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崗
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
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着，周總理讓李力群匯報高崗自殺的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臥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檯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着，如同白晝。解剖檢驗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非常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匯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

　　當晚10點多，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着，只聽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布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裡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粘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裡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盡
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
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
了。至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匯報。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着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
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
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伙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作靈車，載着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裡。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於19日從陝北趕到北京為他的
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
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着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
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閒之輩。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
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裡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
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裡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裡，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
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跡。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
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
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摘自《百年潮》

　　鏈接：高饒事件

　
　高崗、饒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建國前曾長期擔任重要職務。1952年11月，高崗調任國家計委主席。1953年2月，饒漱石調任中
共中央組織部長。這之後，他們出於個人野心和權欲，互相勾結，進行了一系列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在黨中央醞釀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人事安排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高崗、饒漱石以為他們篡奪權力的機會到了。在1953年6月-
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9月-10月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他們散布流言蜚語，捏造所謂的“軍黨論”，鼓吹“黨是軍隊創造的”；進行宗派活動，攻擊
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會後高崗還私下活動，要求由他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公開向黨要權要官。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以利總路線的貫
徹執行，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崗提出嚴厲的警告，並提出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建議，對高、饒的反黨罪行初步進行
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
動。中共中央書記處還分別舉行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但高崗、饒漱石毫不悔改，高崗以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饒漱石也企圖矇混過關。在黨的七屆四中
全會上和全會後，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受到了全黨的揭露和批判，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企圖被徹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同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出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摘自《學習時報》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