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敦子

翻開中共黨史，有個習慣，一般是人去世以後才蓋棺定論稱為革命家或其它什麼，活着的人大家還沒有習慣成為革命家。這點與其它行業不同，如一個人寫了幾本書就可稱為作家，跳幾年舞，獲些獎，就可稱為舞蹈家，其它行業依次類推。

還有一個特點，革命雖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但是能正式稱上革命家的，特別是能寫進正式悼詞中去的是少而有少，要是能加上偉大無產階級幾個字，恐怕更是寥寥無幾。要是為革命犧牲了，能稱為革命烈士或先烈，要是一輩子像黨的教育那樣，對黨忠心耿耿，任勞任怨，不計名利報酬，像牛一樣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恐怕死後一般只能稱為革命者了。

這裡我把一個活着的人戲稱為革命家，絕對沒有嘲諷之意，主要是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也就是用逆向思維的方法引起別人的注意，否則每天網上發文不計其數，誰還有時間讀你的文章。網友敦子是我從網海里發掘出的，具有相同革命資歷，對黨的重大歷史問題又英雄所見略同的知音。我倆還有一個特點，都喜歡寫些革命回憶錄。

寫革命回憶錄，總得先交代一下革命資歷。我對敦子說，我一生很複雜，小學畢業後就遇到文革，開始停課鬧革命，打砸搶，接着是農場，後來當兵入黨提幹上軍校考大學研究所發明創造下海辦公司個體，最後落魄到美國重新開始，打工開店生病，現在重新出山，干起了專業寫手。敦子說，咱倆英雄所幹略同，只不過沒有過提干和下海辦過公司。我說這兩項很重要，少了這兩項，到老了總覺得人生會缺點什麼。

分析敦子的個人簡歷，感覺他對文革初期印象不是十分深刻，可能那時歲數還太小。也是，文革開始的時候，我也只有十三歲，相對來說，寫起文章要充實一些。但我覺得敦子在文革後期有個完整的初中和高中，他的回憶錄多來自那個時期。不同的是，文革時期，我遇到的是先是停課，後複課，只在五十七中上了幾個月的初中，就給送到農場去了。所以說，現在讓我回憶中學同學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敦子寫中學同學寫得很微妙，他寫過一個外號叫“五香皮鞋”的同學，父親是個八級鉗工，喜歡穿一雙翻毛皮鞋，我想那雙皮鞋可能是鉗工爸爸的工作鞋，那個年頭工人階級家庭能有雙皮鞋穿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上學天天穿在腳上，時間久了，可不要生出“五香味”了。讓我們感動的是這個工人階級的後代，後來到空軍當了兵，入了黨提了干，當了倉庫主任，一次倉庫失火，為了救在倉庫里玩耍的女兒，他衝進火海，再也沒有出來。

寫革命回憶錄，大牌革命家不用說，有大境界，大口號，大事記；一般人要寫，必須有獨到之筆，也就是說從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中，提煉出某種精神，這是最難的。一位網友看到我在寫空軍大院，也提到空軍大院旁的五十七中學，他給我講述了當年發生在學校內一頂軍帽的往事，那時青年男孩子喜歡戴軍帽，就像美國人喜歡戴網球帽一樣，這點敦子在回憶錄中也常提到。

文革複課鬧革命後，取消了升學考試，改為統一分配，空軍大院司令部的孩子全部到五十七中學。這位網友看樣子來自地方，他非常羨慕大院的男孩子每人都戴着一頂軍帽，為了一頂軍帽，他想到大院來的一個女孩子叫周向紅。周向紅的父親是周宇馳，文革時是空軍紅頂軍官。他借着學校排演革命節目的機會對周向紅說需要一頂軍帽，周向紅第二天就給他帶來了。他試了試太大，因為同學們都知道周宇馳現在是大官，提出要周向紅回去換一頂。周向紅再次回來說，她爸說了就這一頂，沒有了。他當時的感覺是像周宇馳那樣的幹部連一頂多餘的軍帽都拿不出來。

我的記憶中，周宇馳是一米八的大個，頭也特別大，估計是戴特號的帽子，那麼大的帽子，一般個頭的孩子戴肯定不行。這位網友繼續說，這麼多年過去了，周向紅肯定把一頂軍帽的事早已忘記，他一直記着。我向這位網友保證，等我與周向紅聯繫上後，專門寫一篇動情的散文，這位網友說，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美好的永遠記在心裡。

穿過文革風雨的人，如今回首往事喜歡談論文革，不管是贊是貶，都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很少有人記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主席去世時群眾的哭聲。也可能是過去不敢寫，怕寫出來惹麻煩，現在敢寫了，可是又忘了觀察。這點敦子和我一樣，當時都做了細細的觀察。

敦子把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同志稱為先帝，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毛澤東在我眼中一直是個偉人，一代君王，至少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人敢說“不”字。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去世的時候，全國人民哭聲慟天。這裡大概是三種情況，一種是真哭，而且是有感情地哭，因為當時毛澤東已經被神化，在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紅太陽，突然一天沒了，叫人一下子感情上受不了。一種是做作地哭，想借着哭聲像文革初期看芒果一樣，到一趟北京，一些邊遠地區已開始準備，選出一些平時表現積極，毛澤東去世後又哭得特別悲痛的同志上北京瞻仰遺容，不過這回大家估計錯了，中央趕快發出通知讓全國人民就地以實際行動悼念偉大領袖毛主席。第三種情況完全是做做樣子，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擠出點眼淚，流點鼻涕，搞不好地方幹部會藉機報復，當反革命抓起來，過來人都知道小心謹慎，碰上誰誰都要出一身冷汗，就連鄧小平那個年月也對老戰友老部下直喊小心。

不過，就在全國人民痛哭失去毛主席的時候，有些人根本就沒有哭，這些人就是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也包括“四人幫”了。按常理說，他們離毛主席最近，應該感情比一般群眾要深，不過他們當時在考慮國家大事，也就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最後要落到誰的手裡，心裡都在打鼓焦急，誰還顧得上哭啊。這點還是母親最先發現的，母親事後對我說，她在向主席遺體告別的時候，發現中央領導人個個神情肅穆，面無表情，看不出一點悲痛的樣子。

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敦子可能還在上中學，他描述過班裡的同學痛哭的情景，他寫過一個女同學，哭得過於傷心，突然頭向下栽倒，前額碰地發出撲通一聲悶響。我分析這個女同學當時哭的時候是閉住雙眼哭的，人有一個特點，長時間閉住雙眼就容易失去平衡。現在法輪功和某些教會也在要求信徒長時間閉眼站立，說這樣做了就可以看到被神擊倒的神跡。

那一天，我還在空二十九師導彈中隊工作，好像我們正在助民勞動，突然接到回營房的緊急通知，接着廣播裡就傳來毛澤東去世訃告，要求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我觀察了周圍戰士的表情，一個個都注意在聽，好像覺得主席身體好好的，突然公布去世的消息，覺得太突然。戰士們大哭是第二天政治指導員帶領大家讀報紙學習訃告精神時開始的。這一點同敦子的回憶十分相似，那位女同學在家裡可能沒有哭，或者哭得不是太傷心，到了學校里，要麼受到環境感染，要麼想得到表揚，所以在班上哭起來要相對動容多了。

同往常政治學習一樣，全中隊的幹部戰士全部集中到一間宿舍，總共二十多人。平常都是由我讀報紙，這次指導員親自讀了起來，我由於同指導員有些矛盾，故意坐的離他比較遠。楊指導員是四川口音，讀起悼詞來抑揚頓挫，比我讀得好，遇到這樣嚴肅的事我還真不敢讀。大概第一段剛讀完，坐在指導員身邊的幾個戰士先哼哼起來，接着哭聲一個接一個，看着大家都哭起來，心裡忍不住想笑，但又實在不敢，只能偷偷地抬起頭向四周瞄瞄。

我注意到倪國慶，他同我一起從杭州二十八師調到二十九師，我們倆又同時提為幹部。他平常吊兒郎當，可那天表現非常出色，不光是眼淚出來，鼻涕也流了出來，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我心裡想，今天倪國慶哭得這麼傷心，指導員晚上點名的時候肯定要表揚他。

晚上，真如我想象的，指導員晚點名時指名表揚了倪國慶和其他戰士哭出了對毛主席的感情，也提到個別幹部不哭，我想可能講的就是我。當時我在想，我已同指導員矛盾加深，這時候即使你哭，人家也不會說你好的，只要不給小鞋穿就行了。

非常有意思，那段時間，指導員楊仲樞老和我擰着，老想在政治上抓我的辮子，我說當時國家形勢不好，他非要說文革形勢大好，我說鄧小平的“三整頓”好，他非說我不反右傾翻案鳳，那段時間，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對中央文革派深惡痛絕，只不過是不敢明說，我也是一天到晚牢騷怪話很多，楊仲樞一直在暗暗收集，我當時也有點豁出去的感覺，國家都這個樣子，個人還求什麼。慶幸的是，二十多天后，北京傳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這位指導員開始還死活不相信呢。

我想，不論是敦子回憶“五香皮鞋”，還是那個網友回憶“一頂軍帽”，還是我回憶倪國慶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聲，楊指導員的抓小辯，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雖然有的嚴肅，有的崇高，有的滑稽，有的做作，有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都好笑，但絕沒有嘲諷之意，完全是友情回憶。

01/31/2008